我叫李可生，今年67岁，系于都县宽田乡石含村老屋组村民。我的父亲叫李行寿，1916年出生，1980年去世，享年64岁。

　　父亲李行寿出生在江西省于都东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宽田乡石含村。石含村因祠堂背山脚下有二个石洞如涵管，常出泉水，取名石含。石含村位于宽田圩东南面山区，东与瑞金市万田乡交界，南与角坑村和黄麟乡迳尾村相连，西与红星村、龙泉村毗邻，北与桐树村、宽田村、山下村接壤。

　　境内村庄四面高山，中间是大塅，大部分村庄建于田中、山脚下。宽田至角坑一条弯弯曲曲地公路，从山外伸向村中心，村中心叫石含圩，过去这里设过圩，村子周围是一片田野。村子西面新屋下建有一座水库。石含村主要种植水稻，特产荸荠、甘蔗，种植历史悠久，荸荠颇有名声。

　　石含村居住的村民主要以谢氏、朱氏为主，还有袁氏、黄氏、易氏、李氏等。其中李氏村民集中在石含村的沙面、老屋二个村小组，沙面组在村庄南偏西山脚下，后山尽是黄泥沙石，故名，明末李氏从福建迁入。老屋组在村庄南偏西山窝里，李氏从沙面组迁入。这里的李氏居民，都属陇西堂木德公的后裔。

　　旧社会，在这个似乎十分美好的乡村里，也同样存在着十分尖锐的阶级对立。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贫苦农民，被沉重的封建剥削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终年劳累，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李行寿家也不例外，在一年当中有大半年靠吃番薯、芋头以及杂粮勉强度日，有时连这些也吃不上，这种悲惨境况，在幼年的李行寿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行寿从小热爱劳动，小时候和同村的孩子们一起去放牛、背柴。农忙季节，他就跟着父亲到地里去干活。当地人称他为“猴子”，意思是他非常敏捷，做事干练。

　　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来到了石含村。当时，李行寿已有12、13岁，他好奇地瞅着红军战士，只见他们穿着一色的灰军装，衣领上缀着两面红旗，军帽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颗红五星，肩上背着乌亮的步枪，背上斜插着带红飘带的大刀，威风凛凛，显得格外精神。这年，李行寿参加了本地的儿童团，也发了一把红缨枪给他。每天李行寿跟在红军战士后面，听他们向围拢来的乡亲们做宣传，诸如“革命”啦、“阶级斗争”啦、“打土豪、分田地”啦，看到周围的群众个个脸上像绽开了花儿，这是李行寿最开心的日子。

　　1932年，李行寿参加了红军，成为了一名红军小战士。当时这个屋场与李行寿一起去参加红军的有六、七人，后来牺牲了3人，失散的红军有2人。部队考虑他年纪小，将他分在侦察班，他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侦察战士。他的武器不再是红缨枪了，部队发了一把马刀给他。无人的时候，他经常拿出马刀来不停地擦拭，心中便有一种自豪感。

　　有一天，侦察班长带领他和几名战士，去圩上侦察敌情。在圩上，由于班长的驳壳枪不小心露出上衣外，谁知道被靖卫团丁发现了，这时，靖卫团丁从四面悄悄地向他们包围上来，班长命令大家快隐蔽，赶紧从腰间拔出枪来，向另一方向边打边撤，李行寿和几名战士终于跑走，但是班长为掩护他们却被抓住了。

　　后来，李行寿调入部队当了一名卫生员。部队先后在瑞金九堡、宁都的几次战役中，他都参加了。参加红军的李行寿喜欢唱歌，工作间隙时，他总能引吭高歌，“我们大家来暴动，农村大革命。打土豪砍劣绅，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宣传共产制，人争进大同。”

　　李可生说，父亲李行寿对他说过许多战斗故事，每每想起那一幕幕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历史画面，仿佛就在眼前。记得有次在会昌白鹅，这是红一军团部队，和国民党军双方打了一场大仗，李行寿与战友们一道正在行军中，翻过了一座高山。突然，从后面山顶上走来一群国民党军，突如其来地发生了遭遇战，顿时轰隆隆的炮声、震天的厮杀声呐喊声，响彻山谷，李行寿在战场上争分夺秒，冒着敌火抢救伤员，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战斗结束后，又累又渴的他拿起腰间的水壶倒水喝，但是水壶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滴水，他端起水壶仔细一瞧，原来水壶底部有一个枪眼，水从洞里全部漏出，真是身上的水壶救了他一命。

　　部队休整时候，年轻的父亲李行寿就唱起歌来，他唱着“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我们要坚决斗争！我们团结一致，保卫苏区，消灭那国民党法西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李行寿也跟着部队踏上漫漫征途。部队走到湖南境内。宽田桐树坪的李行恒，与李行寿一起参加红军的，在晚上行军中，大家黑灯瞎火摸着走，而且不能发出声响，突然，他不小心被掉入路边沟里，强忍住疼痛，后面的战士踩到了他，他轻轻地吭了一声“哎呦”，大家才发现这里还有一名战友掉队了，赶紧将他拉了上来。

　　有一次，发生激烈的战斗，作为卫生员，他在简陋的后方临时医院救治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越来越多，不停地清洗伤口、手术、上药……渐渐地，远方地枪声稀疏下来，直至停止。这时，他们才发现前线部队已经开走了，他们去追赶部队，但是走了许久，也没有找到部队。面对人生地不熟，后有国民党军追击，他们只有先回老家去，再从长计议。于是，他们以东方的太阳作为方位，步行朝江西方向返回。一路上，李行寿东躲西藏、夜行昼宿，为不让敌人发现，专挑偏僻的山林、小径，饿了就挖野菜，口渴就喝山泉，终于回到了家中。李可生说，父亲李行寿还带回了一只医疗背包，里面装有几本医书，在九十年代还看过，这些东西后来不知道怎么遗失了。

　　李可生说，我的祖母肖氏，当地人称为“何仙姑”。自父亲李行寿参加红军长征后，本地靖卫团将她抓起来，关在乡公所里审讯，严刑拷打她，“你的儿子去哪里了？”

　　从湖南失散回来，李行寿不敢回家里，白天躲藏在房屋后面的后龙山上。每天晚上下山，悄悄地回到家里吃一餐饭，只要外面一听到狗叫，他马上打开后门，跑向山上躲藏。

　　有次本屋场的一个“甲长”，发现了李行寿在家的行踪。那时，国民党军在村头抓壮丁，这个“甲长”偷偷地报告了乡公所；当天晚上，国民党军团团围住李行寿家，将他抓去乡公所关押，逼迫他当国民党军，他想逃无门，无奈被困，抓壮丁强迫为国民党军的士兵。

　　国民党部队开往长沙，在这里打了一仗，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全部溃散，李行寿见机和五、六人，一起脱去国民党军衣服，悄悄地将枪支、子弹藏了起来，装扮成逃难的难民，沿路讨饭回来。

　　返回家后，李行寿就在家里务农。1946年，年纪30岁的他，由于家庭贫困还是独自单身，当时家族的成员决定，大家一起揍钱帮助他娶妻，刚好有人去福建贩运盐时，从外地帮他买回了一个女人为妻。这女子叫林春英，也就是我的母亲，她1926年出生，1971年去世。父亲李行寿家里的兄弟姐妹多，其共有八姐弟，即三个弟弟、四个妹妹，后来家里实在贫困，无法养活这些孩子，其祖父将他四个妹妹先后送给别人。

　　不久解放战争开始，在家务农的李行寿，又一次被国民党抓为壮丁，国民党军将他关在乡公所，当天夜里，他想办法逃脱了。然后，他有家不敢回，始终东躲西藏，直至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于都。

　　建国后，当地成立了村委会，李行寿被选为村民兵营长。为了生计，他想学习一门手艺，解决全家生活温饱，于是他拜本屋场的一名瓦匠为师，安心学习烧制瓦窑，同时他辞去了村民兵营长职务。五十年代，他的三个弟弟也陆续成家立业，全部分家了。

　　李可生说，我的父母亲共生育了三子二女，大女儿幼时不幸夭折。　

　　1970年12月，我已应征报名参军，当我的入伍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母亲非常高兴，尤其父亲李行寿捧着入伍通知书端详了一遍又一遍，还不停地抚摸着我新发的军被、军装。临走前的那晚，父亲与我同床而睡，久久无法入睡，他叫我到部队要认真听党的话，记住党的恩情，跟党走，好好干，为国家保家卫国等等勉励的话。后来，我在部队寄了一些照片回家，听说母亲将我参军的照片一直揣在衣兜里，一个人在家时不时取出来瞧瞧，直至她1971年5月病世。

　　197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父亲李行寿早早来到宽田圩接我。直至晚年，颐养天年的父亲带着他的孙儿孙女，在村里经常还会唱一些红色歌曲，如“红米饭、南瓜汤”，“地当床、天当被”……有时，在家里，他一手抱住孙子、一手抱住孙女，亲了又亲；有时，他在给孩子们喂饭时，教育他们记住，千万不能浪费粮食。

　　李可生说，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历史写下来，让后人知道，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无数革命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历史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历史的号角却时时在我们耳畔吹响，并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2023年10月23日完稿于于都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