嶂脑，顾名思义，是峦山叠峰的山脉之首，位于于都县银坑镇西南部山区，迳途蜿蜒崎岖，交通非常不便。嶂脑山脉是银坑、仙下、马安三乡镇毗邻相连的天然屏障，海拔430米，嶂脑还是银坑徒步通往仙下、汾坑及通往马安圩镇的交通要塞。具有“日月升落一阵风，陆地长岛银河中；自古青松歌不断，八方好汉笑声涌”之称。

嶂脑的大部份村庄座落在山腰上或山脚下，交通不便。清中，何氏从瑞金鹅公坑迁入，刘、管、彭、朱、郑等氏相继迁此。（图为嶂脑茶园远景）

1932年1月，红三军在于北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了兴、于、赣三县地主豪绅及其武装联合盘踞的最大的反动堡垒于都上宝土围，取得赤化斗争的重大胜利。这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原于北区辖区内设置一个隶属于江西省的行政县，并命其名为胜利县，辖11个行政区共78个乡。当月下旬，于北区委为此在上宝排脑召开了于北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成立胜利县，并同时在原于北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胜利县临时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胜利临时县委）。胜利临时县委领导班子，由原于北区委领导成员组成，内设组织、宣传、妇女等三个工作部门，并于成立之日起在排脑挂牌办公。同月底，临时县委、县苏政府机关，迁驻平安寨，2月初又迁入银坑圩。初时，临时县委按全县行政区下设11个正式区委，另设1个赖村党总支，计78个乡支部。1932年3月后，增设赖村区委，辖12个区委，共96个乡支部。当时胜利县全县人口达15.3万余人，耕地面积约17.6万余亩。

随着胜利县成立后，马安作为该县一个区于1932年1月20日成立党的区委组织。中共马安区委设在马安圩，下辖8个乡支部，当时樟脑乡隶属于马安区委。

图为郑氏祠堂（嶂脑乡苏维埃政府）大门

1932年，中共地下党员、银坑镇谢坑村香炉组人钟世樟同志，以教书先生身份的掩护下，向嶂脑人传播了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嶂脑乡支部，钟世樟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建立了嶂脑乡苏维埃政府，朱昌杼任政府主席。嶂脑乡苏政府管辖区域为北面以中嶂、杨梅坑为界，南面以仙下吉村牛牯岽的山岭为界，东面以谢坑的山岭为界，西面以马安西汾为界。

当时的嶂脑乡苏维埃政府设在现银坑镇银坑村的上茶园郑氏祠堂，红军后方医院设在郑氏祠堂隔壁，在郑氏祠堂左前方还有个红军防御哨所。郑氏祠堂是郑氏的总祠，建于1908年，一进二厅，土木结构，悬山顶，占地面积有400多平米，左边横屋原是红军后方医院，已倒塌，右边横屋保存完好。清中，郑荣芳从会昌西江迁入嶂脑早子排，郑氏又从早子排迁至上茶园。

（图为郑氏祠堂大厅，嶂脑乡苏维埃政府）

“兄弟上阵寻理想，父子先后上战场；妻子送郎当红军，话别请妻照顾娘。”1930年5月，嶂脑茶园郑盛松的长子郑人淦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张莲英同时参加了红军，临别时，夫妻俩再三嘱托胞弟郑人清、弟媳王春花要好好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可是两年后张莲英回家看望婆婆时，老人家早已病故，弟弟郑人清夫妇俩也离开家参加了红军。她只能在婆婆的坟堆前，泪流满面哭诉告别，返回部队。后来在随红军转移的一次战斗中，张莲英与队伍失散，一直隐姓埋名，以尼姑的身份掩护在宁都等地的尼姑庵里居住，也曾经以尼姑的装扮，多次回家打听弟弟郑人清、弟媳王春花的消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春，张莲英回到家乡才得知弟弟在红军兵工厂牺牲，弟媳也在红军队伍转移战斗中牺牲的消息，张莲英仰天长叹，悲痛欲绝的走了。

1933年秋天，嶂脑牛牯的刘同清去驻宁都赖村的红军队伍中，看望15岁的长子刘时栋，他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壮举，并深深为之精神所感动，他毅然决然的报名参加了红军，接着很快投入战斗，最后父子俩在残酷的战场上同时壮烈牺牲。

1933年仲夏，银坑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机关设在银坑圩，下辖6乡政府，当时樟脑乡苏政府隶属于银坑区苏政府。

1934年初，中共嶂脑乡支部最后一任书记郑人江，任至8月底，他就参加了红军，是最后一批扩红的，当时他带了30多个人一起去参加红军，到部队以后，他担任了副连长等职。长征前夕，郑人江在兴国的时候不幸摔了一跤，就负伤了。等红军部队开拔时，连指导员想留下他参加转移征途，但连长却说他负伤，部队转移本身需要减员，就给他开了张病条，让他到后方医院治疗休养。于是，郑人江于11月底就回到了地方。

嶂脑乡苏维埃政府最后一任主席是何裕兴，当时嶂脑乡苏政府还留下6条枪，考虑到乡书记、游击队长都参加了红军，为了保护好这批枪支，何裕兴立马留下来了。红军部队转移后，何裕兴马上被国民党军抓住，他们对其实行严刑拷打，逼问他这些枪支的来由，何裕兴始终一言不发，坚贞不屈，当场就被国民党军打死了，这6条枪也被国民党军搜走了。（图为红军防御哨所位置）

三年多的时间，中共嶂脑乡支部、嶂脑乡苏机关的干部们，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做群众的表率。嶂脑辖区内的青壮年，几乎都成为了游击队员、红军战士。由游击队长彭唐海、朱考森、朱亭裕等，支部书记郑人江先后共累计带领400多人参加了红军，开赴前线作战。

中共嶂脑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中央红军的扩红、安置伤病员，筹粮筹款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为了保障中央红军顺利战略转移，嶂脑乡当时仅有200余人，在苏区时期就有120余人参加了红军，其中留有姓名记载的革命烈士46名。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后，嶂脑乡苏维埃政府因受到国民党军的惨烈迫害，而自然解体。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革命烈士普查中发现，嶂脑乡承受了巨大的牺牲，现仅有不到400余人的西汾乡第三村（嶂脑村的前称），却有40多名革命烈士，二十一户红军烈士家庭断了香火。

1932年至1934年间，曾经先后任嶂脑乡支部书记和嶂脑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有：钟世樟、朱昌杼、罗永沛、郑承晖、廖起和、朱昌生、郑人江、何裕兴。任嶂脑乡游击队长的有：彭唐海、朱亭裕、朱考森。参加嶂脑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还有：郑人松、郑承昊、郑承耀、郑承拷、郑满秀、朱昌街、朱昌衍、朱考宣、朱考清、彭叙招、彭唐任、彭大山、何有林、罗满秀、陈二秀、殷五秀、张莲英、朱正秀等。

（作者：丁良跃、谢称英、肖军；特别感谢：于都县银坑镇原嶂脑村郑承阳资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