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是一段封存了70余年秘密。在今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之际，我们来揭开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为国家统一英勇献身的内幕，以便在国家“烈士纪念日”，缅怀这些为了祖国统一在台湾英勇献身的无名英烈。

　　早在2014年清明前夕，笔者就前往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缅怀英烈，全方位探寻了这一封存的秘密。

　　无名烈士广场的四位烈士。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笔者看到镶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2013年12月底，由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封闭的历史，公开为隐蔽战线烈士建纪念广场也是第一次。

　　上世纪1949年前后，按照党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华东局、上海局、华南局、华北局社会部等机构向台湾秘密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名。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余下400余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大陆的屈指可数。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视野开阔，气势雄伟。迎面是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幅景观墙，上面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毛泽东为台湾地下党题词

　　广场正中昂然屹立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正面是5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的5个突出战斗场景；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烈士为代表的英雄塑像，四名英雄昂首挺立，俯视京城，用大实大虚的艺术手法展现了隐蔽战线先烈的丰功伟绩。

　　纪念碑的背面镌刻主碑铭，以典雅的文言文写就，讴歌这些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英雄们，微言大义，字字千钧。广场各显著位置，还分主题设置了5段铭文，镌刻在精制铜版上，分别是“忠魂”、“光影”、“家国”、“信义”、“追梦”，诗化语言铿锵有力，真挚感情浓烈炽热，读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广场“烈士名录墙”上留有许多空格，以便将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供后人瞻仰。

       罗援

　　笔者通过采访原总政联络部，翻阅台湾大量解密的资料，以及台湾地下党、进步人士、烈士的战友、亲属回忆，台湾学者撰写的文章、记者的有关报道，还有当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的回忆，终于了解到台湾地下党的发展消失过程和千余名烈士被残害的来龙去脉，从而来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告慰为祖国统一献身的英烈。

　　“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和大陆延安派去的党组织共同组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组织部分革命者建立和发展过党组织。

　　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岛内的女革命者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谢雪红塑像

　　“老台共”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7月15日成立，同年12月加入第三共产国际。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孝乾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这块回归祖国的省份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中共中央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与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并学习一个多月。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台湾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谢雪红

　　1946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7月始进入台湾，并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台湾地下党除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系统之外，中共福建省委会、闽粤边区闽南特委也派遣个别干部，在台湾设立支部，截至“二二八事变”前夕，仅发展了二十几个党员。

　　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二.二八”事件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蒋家王朝两任“总统”之后的第一任蒋家外姓“总统”李登辉也曾是台湾省的共产党员。

　　1946年9月，刚从日本回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的23岁学生李登辉曾申请加入台湾共产党，很快得到批准。1947年2月末发生“二二八事变”起义时，李登辉参加了一些宣传活动，随后因国民党军警特展开血腥镇压便躲避起来不参与活动。

　　1948年夏天，毕业后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并称自己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不愿过组织生活和受党的纪律约束。当时组织上分析，李登辉是因害怕危险而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此人还答应保守秘密。

　　早年脱离共产党台独亲日分子李登辉

　　据几十年后退休的台湾特务头子谷正文回忆，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七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又遭跟踪。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并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蒋经国能有此表示并不奇怪，因他自己当年在苏联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喜欢重用共产党的叛徒或脱党分子。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省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使“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不过民众不满的滋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屠杀台湾民众的“二。二八”事件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更得到加强。但是台湾共产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向党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如“高山族”、“三七五减租佃农互助会”和军警等，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　但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1500多人。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时，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时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

　　台湾“工委”成立后，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组织台湾民众开展反蒋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还发动彰化永靖乡农民减租斗争、和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等。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后来暴动民众受到国民党残酷镇压，死伤数万人。“二、二八事件”中，地下党领导人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张志忠在嘉义联系地方反抗人士，组成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担任司令员。后因国民党军队镇压，转入山区，民主联军人员化整为零，张志忠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1949年春天，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份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并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共地下党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祖国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全台湾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光明报》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标语。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的这次宣传攻势，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

　　在一次散发报纸时，地下党员竟然将报纸误塞进了行政院长陈诚的办公室以及蒋介石的士林官邸，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缉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规定时间内无法破案。于是，蒋介石又将此案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

　　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发动的“四六学潮”充份展现，这个时期省“工委”的运作十分积极，并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表示：“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当时台湾之地下党设定1950年4月，作为从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发起时间。

　　此外，1949年12月初，台湾地下党朱枫（朱谌之）通过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掌握了重要军事情报，吴石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朱枫迅速将这批情报通过在香港至高雄的“安福号”货轮上做大副的秘密交通员，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门，其中，几份绝密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

　　在台湾岛地域狭窄，周璇困难，国民党统治严密，手段残忍的环境下，台湾地下党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作出的贡献实属不易。

　　“工运”负责人李汾和“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叛变，导致台湾省“工委”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党组织全面灾难，15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1100多人。

　　1949年4月6日，台湾省“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四六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这个刊物是地下党基隆工委会创办的，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之前曾当面报告蒋介石，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当时，南京、上海早已解放，东南半壁也行将解放，蒋介石满脸怒容，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1949年8月14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的十分坚强，但是，日以继夜的讯问被整得精疲力竭，他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戴传李做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如今可以合理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可能是地下党省级负责干部。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空罐子，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不死心。10月间，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著。李汾是高雄铁工厂一名工人，讯问过程中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开始守口如瓶，后来经严刑拷打，终于叛变，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特务赶到此住所已空无一人。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谷正文庆幸抓到了共产党的“大鱼”，顺藤摸瓜抓住台共的头号人物“老郑”不在话下。然而，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只好另想办法。

　　共产党的叛徒、屠杀共产党的“活阎王”谷正文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后来蔡孝乾叛变又出卖了吴石将军，验证了谷正文的判断，经上峰同意特务将吴石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从高雄火速赶回台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但是，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布署再抓“老郑”。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了，就是找不着“老郑”的踪迹，蒋介石发了火。

　　1950年2月间的一个星期三，在阳明山官邸的一个会议上，蒋介石问毛人凤：“脱逃的那个奸匪抓回来了没有？”蒋介石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追问“老郑”的事，毛人凤被问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有唯唯诺诺答覆，我们一定克日把他抓回来。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便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马文鹃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孝乾这个老红军身份的台湾地下党一把手，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当了叛徒？他有什么背景？为什么由他来担任中国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呢？

　　共产党叛徒、台湾最高领导人、出卖大批共产党人的蔡孝乾

　　蔡孝乾是“老台共”。1928年8月，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份子，蔡孝乾在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说，他们在岛内无以容身，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在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为生活与掩护，起初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教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彪率领的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请蔡一块去江西苏区。蔡孝乾说，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李文堂为蔡孝乾介绍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这样，蔡孝乾成为红军政治部的一员，并且使用在上海台共时期的化名“蔡乾”参加政治活动。

　　1932年6月中旬，在福建汀州，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了蔡孝乾，并与1924年在上海大学教他俄文的老师任弼时重逢。在与周恩来共处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交代蔡孝乾翻译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学写的书。

　　蔡孝乾回忆说，周恩来从1931年12月抵达江西苏区，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国支部有时间进修，回国后，置身危险的白区，不可能随身携带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他急于要蔡孝乾帮他翻译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

　　蔡孝乾回忆，1936年9月，他被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周恩来那时是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

　　1932年6月23日，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蔡孝乾与台湾籍共产党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最大的资产，是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蔡孝乾担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长。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全面显示了蔡孝乾的人生履历：“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1919年进日本人办的公学台湾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留校任代教员1年。1924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加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后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随后在台湾建立了支部。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离开台湾到大陆，潜至福建漳州。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1938年9月，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后调回延安工作。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离开延安到达上海。1945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秘密返台开展工作。1949年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台湾人、“老台共”、长征干部、历经八年抗战、八路军敌工部长，中共台湾地下党头号负责人蔡孝乾无疑是最佳人选。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后由上海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到台湾后，蔡孝乾追求享乐，逐步腐化变质。当时谷正文对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恶贯满盈的谷正文临死前还叮嘱养女把屠杀共产党人获得的勋章保存好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的上海女工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马文鹃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孝乾叛变后，于1950年6月1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厚颜无耻地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对自己进行无耻的美化。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产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产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随后蔡孝乾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委任蔡孝乾为保密局少将参议，成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陈泽民叛变后也成为保密局特务，被授上校军衔。

　　共产党的叛徒，比起国民党来说，更阴险、更狡诈、更残忍，谷正文是这样，蔡孝乾也如此。谷正文早年在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任队长，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革命成为一名军统打手。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后来统计，1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残酷杀害。

　　蔡孝亁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后来回忆说：“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1950年3月，是台湾地下党同志最黑暗的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后叛变。

　　1950年5月中的一次会议上，国民党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蒋经国向与会干部宣称，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八十几件共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74岁时结束了无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