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国宝”印章，这枚印章长9厘米、宽1.9厘米、厚2.5厘米，木质，呈梯形，竖式阳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九个字。

　　这是一枚有着非凡经历的红色印章。1934年2月，为了巩固中央苏区南部地区，决定在于都、赣县、会昌三县边界和原信康县未沦陷区域新设“中共赤南县委、赤南县苏维埃政府”。3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英勇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将赤南县改名为登贤县，组织率领当地人民在此开展游击战争、扩红筹粮、支援红军战略转移等工作。由此，这枚印章开始启用。1935年1月，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开始了保管这枚印章。2月，国民党靖卫团围攻登贤县，登贤县挺进大队和钟家瑶向外突围时被打散。3月，因形势严重恶化，登贤县解体。

　　一、一段回忆引出一个感人泪目故事

　　据时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的回忆录《登贤挺进队挺进油山》（选自《江西党史资料2》第212—217页）一文中记载：

　　我原任登贤县少共县委巡视员。1934年4月起任长洛区少共区委书记；5月任中共登贤县委宣传部部长；9月调回乱石区任中共区委书记。1935年1月初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登贤县设立后，成立了登贤县独立营，后将独立营改为挺进营，出发到油山一带去建立新的根据地。2月19日下午，挺进队在安远的上下黄沙与敌人遭遇，打了一仗，由于遭受挫折，挺进队于2月21日经乱石的中、上坪南坑山，撤退回到增坪，当晚回到禾丰山下。挺进队在禾丰山下住了三天，24日又开始出发，翻过山下的火钳哧；于25日在中坑的大布宿营。26日晚到茶梓五里排。27日到安远的双园。28日到合头的杨梅坑。3月1日挺进到罗坑头、罗坑岔，与敌遭遇，打了一仗。县委书记陈梦松在战斗中负伤，队伍也打散了。天黑后，我收集30余人，在山上隐蔽了一夜，天亮后到了信丰的金鸡山。这时，“铲共团”又来骚扰。我们避开敌人的进攻，于3月2日开回赣县小汾。

(图为双芫乡刀坑村庵山组赖芳盛的住房)

　　陈梦松说，几百人的队伍不好活动，挺进队必须以连为单位分开游击。我带了个连当天到达赤竹园。3月4日傍晚，我们游击到双园，5日又沿山埂走到增坑，在此同陈梦松带的一连人会合（另一连未会合）。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加上天气寒冷，春雨浇淋，我得了重病。陈梦松同志看到这个情况，派了一个战士于3月6日送我到庵山养病。几天后，他又派了一个排来接我回队，由于病情严重，没有痊愈，我不能随队行动，只好留在庵山继续治疗。这样过了四五天，部队突围，在安远鸭婆坑尾的张屋（离塘村十余里路）打了一仗，打得很激烈，突围部队全被冲散了。于是，我和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刘义才，挺进队连长；一个叫钟桂春，挺进队战士）一直在庵山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清明节前后。

　　我们在庵山先住在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只有三户人家。我们住处的房东叫赖芳盛。一天，“铲共团”突然来搜查。刘义才和钟桂春两人迅速冲上屋后高处躲藏。我由于病势沉重，走不动，只好躲在赖芳盛家的小楼上。这时，我猛然摸到身上还带有一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的长条形公章，心想，这枚公章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搜去。于是，我赶忙将它从身上解下，顺手将它塞在瓦梁下面的砖缝里，并做好了记号。这枚公章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我已将它取回交给了于都县博物馆。

　　二、一个故事引出多处相同地名

　　随着时光的久远，当事人的去世，许多历史细节很难再考证。关于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和另外两名红军（一个是刘义财，登贤县挺进队连长；一个叫钟桂春，挺进队战士）一直在庵山住了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个“庵山”的地方，有的认为是在安远县双芫乡刀坑村庵山赖芳盛的家里；有的认为是赣县庵山赖芳盛家里；还有的认为是会昌县庵山，更有甚者认为是于都县小溪乡流源村庵山？真是各执一词，意见不一。

　　那么，事实真相结果究竟是如何的？为解开真相，我们先从双芫乡刀坑村庵山赖芳盛家这里入手调访。

　　双芫乡地处安远县北部，东南与龙布镇相连，西南与信丰县罗丰头毗邻，西北与赣县小坌交界，东北与塘村乡相接，下辖5个行政村，人口8000余人。刀坑村位于双芫乡西北部，毗邻信丰、赣县交界，距离双芫乡政府所在地5公里，人口1600余人，有12个村民小组，山林面积大，耕地面积少。

（图为赖芳盛的儿子赖声传）

　　被采访人赖声传就是安远县双芫乡刀坑村庵山组人，赖声传今年78岁，高小文化。赖声传说，这里一带高山连绵，山势险峻，当地人称为“庵山”。两岸群山围成一个峡谷，重岩叠嶂，占地五、六千亩，终日隐天蔽日，只见群山山麓的中间夹有一条小道，曲曲折折，蜿蜿蜒蜒，长达十余里。紧邻大山的隔壁，就是信丰县新田镇赤竹园。

　　赖声传的父亲赖芳盛，1889年出生，未进过学校教育，一生在家务农。赖声传的母亲刘老五，1902年生，她是赖芳盛的第二任妻子。赖声传的叔叔叫赖芳海，其与父亲赖芳盛为兄弟，在36岁时病逝。

　　据《安远庵山赖氏重修族谱》记载，赖氏自福建永定，因兵灾迁武平，又迁至江西安远，开基祖为开盛公，后瓜瓞连绵，生齿日繁。目前，赖芳盛为赖氏第50世、赖声传为第51世。

　　三、一枚印章引出一幕峥嵘岁月

　　当年，赖芳盛就是在这里自己家中冒死保护和救治了躲藏在他家的三名红军伤员。

　　赖声传说，这深山里，那时就居住了三户人家，父亲赖芳盛、叔叔赖芳海二兄弟，以及父亲赖芳盛的堂弟赖芳金家。

　　这三名红军中一个叫钟家瑶、另两人叫钟桂春和刘义财，其中钟家瑶是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挺进大队大队长。为防止国民党和陌生人发现，赖芳盛就把他们藏在阁楼上，白天送上饭后便把木梯搬走藏起来，晚上再用木梯把他们接下来，到厅上活动活动。

　　有一天，国民党军突然来搜查，刘义财和钟桂春两人迅速冲上屋后高处躲藏。钟家瑶由于病重走不动，只好躲在赖芳盛家的小楼上。这是一间放杂物兼做仓库的低矮小楼，楼上放着几口大水缸。他立即跳进一口小缸里，水缸太小，不能躲藏，又跳进另一口大水缸，还是藏不住，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发现楼上有一个禾桶，方形禾桶高约2米，分为两格，每格约1米宽，格板是活动的，一格可以堆放糯谷，一格可堆放粘米。赖芳盛只好爬进谷仓顶上的空隙躲起来。突然，他猛然摸到身上还带有一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的长条形公章，心想，这枚公章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敌人搜的去，想着他立即将它塞进了瓦梁下面的砖缝里。

　　靖卫团走后，父亲赖芳盛心里也感到非常害怕；父亲后来告诉他，那时红军他们也怕连累老百姓。当时白色恐怖，环境越来越恶劣，国民党军经常到各家各户搜查红军，红军在他家里住了约有一周的时间。那时父亲与母亲经过认真考虑，冒着生命危险将钟家瑶等三名伤病员带到距离村子不远的庵山，安置在山后的一个叫石壁下的一处山洞里，那里相距赖芳盛家大约3公里，四周遮天蔽日的大树将山洞隐藏其中，如果不认真细看，即使站在山洞附近，很难发现这个山洞。

(图为红军在庵山躲藏和养伤的石洞)

　　母亲刘老五每天给红军送二餐饭，早饭大概在八、九点钟，一开始她用菜篮装好饭菜去送饭，后来怕被别人发现，改用苗竹筒装好饭菜送去。苗竹筒约莫二尺余，上下有二节，一节是装米饭，另一节装一些菜，钟家瑶三人足够吃饱，饭碗就用毛竹节做成。返回时，将竹筒混杂在柴草里藏好挑回来，以防别人发现。那时，父亲赖芳盛用毛竹新做成一根禾杠（安远北片妇女用毛竹做成用于挑柴火和农作物的工具，称为“禾杠”）。“禾杠”仅留一端竹节其余整杆打通，将饭菜装进“禾杠”里面后，再把口子封住，既方便又隐蔽。就这样，母亲刘老五每天背着“禾杠”扮成上山捡柴模样，为三名红军送米送菜，买药找药，还将家里的蓑衣、草席拿来给他们做铺盖。直至伤愈离开。

　　靖卫团知道了赖芳盛掩护了红军战士，逼着他交出“土匪”。但是，赖芳盛一家坚贞不屈，誓死保全了钟家瑶他们的安全。

　　四、一对夫妻引出一段鱼水深情

　　时光荏苒，一晃眼过去了二十多年。赖声传妻子叫周有招，今年79岁。周有招说，解放后，钟家瑶他们三人来过这里二次。

　　第一次是1958年，当时赖芳盛已是69岁了，赖声传还是一个13岁的半大孩子。时隔23年，赖芳盛一家与钟家瑶三人再次重逢，当他们看到已是满头银发，腰背微驼的赖芳盛夫妇时，刚张口叫声“大哥、大嫂”，三人禁不住鼻子一酸，就哽咽了，大家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那天，钟家瑶他们在赖芳盛家住了一晚。

　　双芫乡刀坑村庵山组赖芳盛的房屋掩映在密林中，沿着小路看见一个小门楼，进来是一个大院子，赖芳盛二兄弟与堂弟赖芳金的房屋连接在一起，中间是祠堂，左边是赖芳金的房屋，右边是赖芳盛和弟弟赖芳海的房屋。建国后，赖芳盛兄弟和堂弟赖芳金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全部倒塌，仅剩下小门楼、以及中间部分残垣断壁的祠堂。

　　1965年，赖芳盛去世，终年76岁。1973年，赖芳盛的儿子赖声传在原旧址上进行重建，房屋为砖木的土坯房，呈“半月形”结构。

　　赖声传和妻子周有招生育了一子三女。1980年，随着儿女们长大，由于这里居住、交通条件不便，赖声传夫妇又在临近主干道的双芫乡刀坑村及木组，该地名当地人又称为早仔营，新建了一栋四扇五间的土坯房，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20平米。

　　赖声传说，1960年，钟家瑶寄给赖芳盛一封信和粮票70斤、10元现金，当时一百斤谷子可折70斤大米。信件和物品是寄到刀坑大队，赖声传现在还记忆犹新，他亲自到大队部从大队会计陈科财手上取的，信中写了他寄来的东西，信的末尾落款为钟家瑶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赖声传却未收到钟家瑶寄来的现金。

(图为双芫乡刀坑村及木组赖声传的住房）

　　1968年，钟家瑶将公章取出并捐献给于都县博物馆，他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

　　1983年，钟家瑶认为赖芳盛还在世，他们三人再次相约来到赖芳盛家，才得知赖芳盛早已去世，接待他们的是赖声传。而且，赖声传全家由刀坑村庵山组搬迁出来，迁至刀坑村及木组建房居住了，临别时，钟家瑶他们热情邀请赖声传去他们家玩。同年，赖声传也来到于都县靖石乡任头村水头钟家瑶的家，在他家住了二晚；又到盘古山镇工农村刘义财家，在他家住了一晚……

　　2020年6月，赖声传和儿子赖炳有到于都县盘古山圩卖蜂糖，还专程到靖石乡任头村钟家瑶家找其儿子，但他去外地务工了，找到了钟家瑶的儿媳刘五发……

　　完稿于2023年9月10日于都河畔

　　延伸阅读一：大嫂的“禾杠”

　　作者：朱顺泉（安远县双芫乡政府）

　　“大哥！大嫂！……”1958年3月的一天，在安远县双芫刀坑庵山赖芳盛的家里。三个操于都口音的男子哽咽地对赖芳盛夫妇叫道，听到叫声。赖芳盛夫妇顿时愣着了，见赖芳盛夫妇一脸惊愕的神情。忙齐声说道：“大哥，大嫂，我们就是二十三年前被你们救下的三个红军呀”，听他们这样一说，夫妻俩终于记起来了。高兴地说：“好呀！好呀！快坐！快坐！”

　　那是1935年3月的一天晚上，家居大山深处庵山的赖芳盛一家刚刚睡下，便被几声敲门声惊醒。赖芳盛起身问道：“是谁呀？”“老表，我们是红军，请开一下门，行吗？”门外的人回答道。听说是红军，赖芳盛赶紧点亮油灯打开了房门。近前一看，门口站着三个衣衫褴褛，满脸倦容的人，赖芳盛见状，忙把他们领进灶下（指厨房）。因为大山里的三月尚有寒意，赖芳盛忙烧了堆火让他们取取暖。同时拿出干粮让他们先充充饥。吃过干粮后，赖芳盛又见他们满身是伤。于是忙叫妻子取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盐巴加水搅拌成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然后把家里贮存的一些草药帮他们敷上。（在大山里居住，难免有蛇虫野兽叮咬，所以山里人对各种草药的用处功效有所了解。平时里每家都会自备一些伤风感冒，跌打损伤，蛇虫叮咬之类的草药，以作不时之用。）

　　在交谈中，赖芳盛知道他们一个叫钟家瑶、另两人叫钟桂春和刘义财。其中钟家瑶是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挺进大队大队长。前几天，登贤县挺进大队准备去信丰油山跟陈毅、项英的部队会合时，队伍路经塘村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堵，红军伤亡惨重，除少数受伤突围和失散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就是在这次战斗负伤的，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们拖着受伤的身体，强忍饥饿，昼伏夜行，继续去信丰油山寻找陈毅领导的红军队伍。刚好今晚走到这里实在撑不住了，才来敲赖芳盛的门。

　　其实在前几天赖芳盛去双芫圩赶集的时候，就听老俵说，与双芫津槎交界的塘村，红军跟国民党军打了一仗，死了好多红军。现在一听，原来就是他们。

　　听了他们的叙述，赖芳盛对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怎么能走路？先在我这里养伤吧，等伤好了再走。”三人听了，忙说：“老表，不能连累你们，今晚你能接待我们就十分感谢了，如果国民党晓得你收留了我们，一家都会被杀头的，我们明朝一早就走。”见三人执意要走，这时，赖芳盛的妻子刘老五赶紧道：“放心吧，这里的三户人家，一户是我们的胞弟赖芳海，另一户是至亲的堂弟赖芳金。”可为了不连累赖芳盛一家，三人仍坚持还是要离开。但无论他们怎么说，赖芳盛夫妇就是坚持要他们养好伤再走，三人拗不过，最后只好答应留下养伤。

　　为防止国民党和陌生人发现，赖芳盛夫妇把他们藏在阁楼上，白天送上饭后便把木梯搬走藏起来，晚上再用木梯把他们接下来，到厅上活动活动。一天傍晚，几个国民党兵忽然闯进村子，挨家挨户搜了起来。当时好在三人没下楼。国民党兵搜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走了。

　　通过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加之通往信丰金鸡的山路又从村子前面经过，往来的人员较多，为安全起见，赖芳盛夫妇商量要重新找一个更隐蔽和安全的地方来安置他们。思来想去，赖芳盛突然想起，在距离村子不远一个叫石壁下的地方，那里有个山洞，四周遮天蔽日的大树将山洞隐藏其中。如果不认真细看，即使站在山洞附近，也很难发现这里有个山洞。

　　翌日，天刚拂晓，赖芳盛便装作上山干活的样子来到山洞，迅速把山洞的里里外外清理好，并用毛竹片铺搭起一张大床。晚饭后，赖芳盛捡了些自己的衣服，并叫妻子挑了两捆防潮防寒的稻草用于铺垫床。自此，钟家瑶三人便住在这个隐蔽的山洞进行疗伤。

　　隐藏的地方解决了，但如何做到既能给他们送饭送药，又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呢？赖芳盛夫妇苦思冥想，最后，赖芳盛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毛竹新做一根禾杠（安远北片妇女用毛竹做成用于挑柴火和农作物的工具，北片人称为“禾杠”）。“禾杠”仅留一端竹节其余整杆打通，将饭菜装进“禾杠”里面后，再把口子封住，既方便又隐蔽。就这样，赖芳盛妻子刘老五开始每天背着“禾杠”扮成上山捡柴模样，为三名红军送吃送药。为补充营养，赖芳盛夫妇还经常想办法到外面小河里摸鱼捉蛙，或用土办法抓些鸟熬汤。天黑后由赖芳盛送到山洞。经过长期相处，他们已结成深厚的感情，三人都亲切的把赖芳盛夫妇当作嫡亲的“大哥、大嫂”了。

　　转眼已是初秋，经过赖芳盛夫妇的精心照料，三人的伤终于痊愈了，于是他们决心去信丰寻找陈毅、项英领导的红军。赖芳盛夫妇见他们都已经好利索了，也支持他们的决定。临走的早晨，赖芳盛夫妇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米炒熟，随同仅存的一点干粮——红薯干装进“禾杠”，背着来到了山洞。

　　当赖芳盛夫妇把“禾杠”里的东西倒出时，钟家瑶三人再也忍不住脱眶而出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抱着“禾杠”向赖芳盛夫妇跪了下去：是啊，除了天地父母能受之一跪外，也就只有面前的赖芳盛夫妇了，因为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赖芳盛夫妇是用一家人的生命来保护和照顾他们。在那个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的年代，只要他们有一丝线索被国民党发现，那么，赖芳盛夫妇面临的将是家破人亡的结果。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此时此刻，三个铁骨铮铮军人的这一跪，跪出了红军与百姓血浓于水的深情，跪出了我们共产党人铭恩至感的诚心。

　　时隔二十三年，1958年3月，钟家瑶、钟桂春、刘义财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相邀重回相别二十三年的庵山，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当年冒死保护和救治他们的大哥、大嫂！然而，当他们看到已是满头银发，腰背微驼的赖芳盛夫妇时，刚张口叫声“大哥、大嫂”，三人禁不住鼻子一酸，就哽咽了。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延伸阅读二：登贤挺进队挺进油山

　　作者：钟家瑶（时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我原任登贤县少共县委巡视员。1934年4月起任长洛区少共区委书记；5月任中共登贤县委宣传部部长；9月调回乱石区任中共区委书记。1935年1月初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登贤县设立后，为保卫县委、县苏机关，成立了登贤县独立营。独立营一直活动在安远塘村、小汾，赣县长洛、牛岭和茶梓、乱石一带。

　　1935年1月中旬，我接通知到禾丰的苗塘坑参加了一个干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二十余人，都是各县的负责人。这次会议的内容，是布置将独立营改为挺进营，出发到油山一带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会上，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敌情严重，情况紧急，必须派出部队和干部挺进到油山去，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会议要求各县的干部进行精减，将老弱病残人员留下，挑选精壮的干部、战士组成挺进队，要轻装，各人都不要携带多余的和笨重的行李。这次会议决定登贤独立营改为登贤挺进队，队长由杨州元担任，同时决定将赣南省独立六团的番号改为“阳州团”，以迷惑敌人。这次会只开了一天，吃了一餐中午饭。开会的通知是由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转交给我的。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立即将独立营调回县苏政府驻地——河迳观音亭，进行整编。同时，从乱石区游击队中抽调了一些精壮的队员和一些较好的枪支充实挺进队。春节后，挺进队每人缝制了一条米袋和一双草鞋。

　　1935年2月17日，县委书记陈梦松到禾丰的下堡参加赣南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当天，他从下堡赶回河迳观音亭。晚上，陈梦松向挺进队连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了挺进队向油山突围的有关事项，包括行军的注意事项和联络信号（每人背后系一条白毛巾）。会后，每个干部、战士都准备了四升米。陈梦松还派出政治保卫队的几名战士到禾丰领了活动经费（银元）。2月18日，将这些银元分发给挺进队干部携带，连排长每人带六块至八块，挺进队领导最多的一人带十二块。

　　2月19日下午五点钟，挺进队370多人吃过晚饭，便从观音亭出发了。省里原先规定，挺进队必须在四天之内突围到达油山，时间非常紧。我们从观音亭出发，经丰田的中坑，到乱石（原登贤县的一个区）的石下、下埠头、庐坑山、烧炭坪，再到茶梓区的七古潭、大坑，行至五里排时天已大亮。挺进队在安远的上下黄沙与敌人遭遇，打了一仗。敌人是从安远塘村方向来的。他们先发现了我们挺进队，抢先占领了山头，对我们进行堵击。这里山高林密，不便指挥，挺进队被打散，一些不够坚定的人走散了，370余人剩下320余人。当天我们在上下黄沙住宿。由于遭受挫折，挺进队于2月21日经乱石的中、上坪南坑山，撤退回到增坪，当晚回到禾丰山下。

　　退回山下的当天晚上，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召集挺进队连以上干部开会，县委书记陈梦松、县政治保卫局长何友山、挺进队连长刘义才和我等连以上干部十几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项英同志批评我们说：“你们不能退回来，现在退回来还有一点根据地，以后退回来就没有根据地了。你们要坚决冲锋到油山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会议结束后，项英同志

　　又将我和陈梦松留下来，同中央分局机关的十几个同志一起（这些同志我都不认识），又开了一个会。

　　挺进队在禾丰山下住了三天，24日又开始出发，翻过山下的火钳哧；于25日在中坑的大布宿营。26日晚到茶梓五里排。27日到安远的双园。28日到合头的杨梅坑。根据群众的报告，挺进队派了一个连去捉拿一个靖卫团头子，将他家的一头猪也杀了。3月1日挺进到罗坑头、罗坑岔，与敌遭遇，打了一仗。县委书记陈梦松在战斗中负伤，队伍也打散了。天黑后，我收集30余人，在山上隐蔽了一夜，天亮后到了信丰的金鸡山。这时，“铲共团”又来骚扰。我们避开敌人的进攻，于3月2日开回赣县小汾。

　　陈梦松说：“几百人的队伍不好活动，挺进队必须以连为单位分开游击。”我带了个连当天到达赤竹园。为了搞粮食，我们派了一些人化装成广东军，去叫当地的一个保长给我们送米来。这个保长果然很快就送了米来。3月4日傍晚，我们游击到双园，5日又沿山埂走到增坑，在此同陈梦松带的一连人会合（另一连未会合）。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加上天气寒冷，春雨浇淋，我得了重病。陈梦松同志看到这个情况，派了一个战士于3月6日送我到庵山养病。几天后，他又派了一个排来接我回队，由于病情严重，没有痊愈，我不能随队行动，只好留在庵山继续治疗。这样过了四五天，原赣南军区独立团团长（名字记不太清楚，好像叫田丰）告诉我们说，部队突围，在安远鸭婆坑尾的张屋（离塘村十余里路）打了一仗，打得很激烈，突围部队全被冲散了。他们停留了片刻就走了。于是，我和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刘义才，挺进队连长；一个叫钟桂春，挺进队战士）一直在庵山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清明节前后。

　　我们在庵山先住在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只有三户人家。我们住处的房东叫赖芳盛。一天，“铲共团”突然来搜查。刘义才和钟桂春两人迅速冲上屋后高处躲藏。我由于病势沉重，走不动，只好躲在赖芳盛家的小楼上。这是一间放杂物兼做仓库的低矮小楼。楼上放着几口大水缸。我跳进一口小缸里，水缸太小，不能躲藏，又跳进另一口大水缸，还是藏不住，急得我团团转。后来，我发现楼上有一个谷仓，只好爬进谷仓顶上的空隙躲起来。这时，我猛然摸到身上还带有一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的长条形公章，心想，这枚公章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搜去。于是，我赶忙将它从身上解下，顺手将它塞在瓦梁下面的砖缝里，并做好了记号（这枚公章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我已将它取回交给县博物馆）。

　　“铲共团”走后，赖芳盛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为安全起见，他将我们三人带到屋后的一座大山，隐蔽在一个岩洞中。为让我们早日治好病、养好伤，他冒着生命危险，每隔几天给我们送一次米、菜，还几次冒险去为刘义才买药，给钟桂春寻找敷伤口的草药。给我寻来橙皮、薄荷等中草药煎汤饮服。他每次都将米、菜、药送到一块石板底下，我们则在黑夜摸到石板底下将东西取回石洞。他还将家里的蓑衣、草席拿来给我们铺盖。我们三人白天离开石洞到山上隐蔽，天黑后摸回石洞煮饭、熬药、休息。由于赖芳盛的悉心照料，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的伤、病逐渐痊愈。清明节前后，赖芳盛不顾敌人的严密封锁、搜查，冒着危险领着我们到安远的塘村一带寻找茶梓、乱石区游击队。后来，当地的“铲共团”知道赖芳盛掩护了红军战士，经常到他家找麻烦，逼着他交出“土匪”，并抄了他的家。但是，赖芳盛同志一家坚贞不屈，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回到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时的出发地点——上坪山区，在黄沙的大坪找到乱石区游击队的几个队员。他们告诉我，敌人占领乱石和禾丰以后，大肆烧杀抢掠。我家已被洗劫一空，村庄也被焚毁。我们只好在山上躲藏，后来又逃到外地谋生。

　　（选自《江西党史资料2》，第212—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