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记述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相聚的起因、过程和梁山军的结局。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也是一个以悲惨结局告终的故事。

　　自白衣秀士王伦开立梁山基业以后，水泊梁山成为了“罪犯”躲避朝廷追捕的藏身之地，对抗朝廷围剿的大本营。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等“智取生辰纲”，被官府查明真相以后，他们遁入梁山泊避难；林冲遭高俅陷害，险些命丧野猪林，之后被步步相逼，上了梁山；宋江怒杀阎婆惜，被刺配江州，浔阳楼题诗，招来祸事，幸得梁山军劫法场，将其救上山寨。以后，又有鲁智深、武松等“朝廷要犯”以及周通、李忠、史进、朱武、杨春、樊瑞等“山大王”从“小山头”归入梁山。梁山的一百单八将出身各异，非常复杂。有渔民、乡村干部、商贾生意人、官府小吏、中下级武官等等，还有书法家、篆刻家、裁缝、铁匠、医生、兽医等等。这些人当中，有忠义之士，有贤孝子孙，也有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徒，真正光明磊落的、顶天立地的能称得起“英雄”二字的并不多。

　　反贪官，不反朝廷，是宋江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宋江成为梁山的“二把手”之后，时刻不忘“报效朝廷”的信念，在许多场合都流露出希望得到朝廷招安的愿望。宋江做了水泊梁山的一把手之后，把促进和接受朝廷招安当成了头等大事来抓，提高到了“一切围绕招安”开展工作的高度。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其次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他还亲自出马，涉险入京，通过李师师打通关系，铺筑了走向招安的路径。梁山军被招安之后，奉命出征，先后平定了异族入侵和几股较大的内患势力，其中以剿灭方腊最为有名。当然，历史上方腊起义被镇压的事件，与宋江毫无干系。我们这里说的是小说《水浒全传》。

　　如果不按照《水浒全传》的记述，水泊梁山应当向何处去呢？我给他们出了四条道儿，供宋江、卢俊义等选择——

　　第一，占据梁山，巩固根据地，永远“替天行道”。说白了，就是世代为“贼”。自古以来，一切为“贼”者，皆受到谴责、追捕或围剿，除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愿意为“贼”外，有正义感的、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愿意为“贼”吗，愿意与贼为伍吗？先前去梁山泊聚义的人，大都是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捕，有的含冤被逼无奈去梁山落草。林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后来加入梁山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官。他们都是在剿灭梁山的征战中或其他战役中被擒获后而投降的，如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凌振、董平、张清等；还有被骗上梁山的，如徐宁即是。无论是官府小吏，还是正规军的军官，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甘愿为贼的，尤其是不能世世代代为贼。所以，这条道儿行不通。聚义是暂时的，分裂、散伙则是必然的。

　　第二，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拓展领地，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以水面为主，山地次之。梁山聚义了一百零八人的时候，约五万余众。这五万多人的正常生活消费、军费开支，数目是不小的。以梁山当时之名望，势力会不断扩大，对于消费的自给自足，显然是个大问题。梁山泊虽然水域广大，但终不能以食“鱼”为主，那样的食物搭配就太单调了，毫无“营养配餐”可言。况且还经常大排筵宴，迎来送往，仅靠本地特产是难以支撑的。起初，人员较少，靠打家劫舍尚可维持。随着成员的增多，只靠小打小闹，岂能裹腹？

　　书中描写，梁山军攻打高唐州、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攻打曾头市、攻取东平府和东昌府等，收入了许多钱粮。这些钱粮，除了一部分用于周济当地的百姓外，大部分成为了梁山的财政收入。然而，靠抢、靠夺获得的财务，总不如自食其力保险。以梁山坚持“替天行道”的宗旨来看，他们不会做扰乱、坑害百姓的事，要做的只有“秋毫无犯”。要生存，光依靠梁山这块弹丸之地，是难以为继的。以梁山为根据地，向周边地区扩展，建立一个可以与大宋王朝抗衡的独立王国，倒是一个可行的路线。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锄强扶弱的新的秩序的国家。这个“国中国”一定会受到百姓的拥护。但是，这个方案行得通吗？

　　朝廷屡次派兵征剿梁山，即使是童贯、高俅亲统大军，也无济于事，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梁山军占据着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地势，靠一望无际的水泊阻隔朝廷陆军直接的攻击。在水战中，梁山军发挥水军头领可以自如的驾驭水性的优势，以小而灵活的战术，击败了貌似强大的临时组建的朝廷水军。我们设想，如果梁山军脱离水域，去平原地区开展阵地战，就不一定每每都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那将是另一种情形了。也许有胜有败，也许一败涂地。

　　第三，招贤纳士，增强实力，取代宋朝。水泊梁山聚义了一百零八将，五万余众，要推翻大宋王朝并取代之，当时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所以，梁山军的领导集团没有这种思想和奢望。攻城略地，每攻克一个州县，都要留下一些将领和军兵把守城池，维护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即使是可以利用收降一些当地的文武官员，也不能完全以降将为主，必须以梁山原班人马、原有弟兄为主，这总是要分散精力的。这一百零八将当中，有几个能当战区司令长官的，有几个可以当省军区司令员的，又有多少可以当一个县一级的公安局局长的？即使你当上了某一个地方的长官，也不能叫你做“光杆司令”，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办事人员，方可维护办事机构的正常运转。仅以梁山当时的五万之众，能承受得了吗？另外，大军未动，草料先行，是两军对垒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后勤保障。国家军队的后勤保障由朝廷提供补给，梁山军的后勤供给则由自己解决，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梁山军都处于劣势，要想取得全面胜利，当时的梁山军根本就不具备条件，有时李逵大叫大嚷“公明哥哥也可以登上鸟位做大宋皇帝”的叫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真正操办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这一条道儿也是行不通的。

　　第四，接受朝廷的招安，为国家效力。首先，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本身利益，是历时历代每一个国民应当为之奋斗和遵循的。时至今日也理应如此，爱国是基本的，也是必须的。在那个时代，人们的主导思想是：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无论你下多大的苦工，最终目的都是如此。意思是说，你学会的本事、本领，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只有在为国家效力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得到实施，得到印证，得到认可。否则，纵使你满腹经纶、身负绝技，也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就是那个时代忠君爱国思想的具体的实际意义的体现。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去衡量和要求封建时代的宋江及其梁山军，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太苛求了，说宋江没有坚持革命的彻底性也属无稽之谈。那个时代没有共产主义理论，也没有社会主义实践，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也只是近代一百多年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还谈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呢？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梁山军接受招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宋大哥作为梁山之主，从为弟兄们的前途着想，选择招安是明智之举。这是当时历史对梁山军的选择，也是梁山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不二选择。至于这其中某些人想借机如何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并不损害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