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能够注意到一种普遍的缺乏勇气的表现，即便是在那些高智商、高修养的人们之中，特别当他们在传述自己所经历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心理体验之时。几乎所有这一类的人们，在他们以这种方式讲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担心不能在倾听者的内心引起同等程度的反应，甚至被他们加以怀疑或者耻笑。一个诚实的旅行者或许会看到过一个类似于一条海蛇那样的一个非同寻常之物，或许也并不怯于经常提起这件事情来；可是同样是这个旅行者，当他在有一些奇异的预感、心理冲动、异想天开的想法、或者某种幻觉（人们是这么称呼这一类事物的），以及梦境和非比寻常的心理体验之时，在他们和盘托出加以供认之前都要迟疑思虑良久。对这种保留态度我把它们大部归之于这种事情发生时的那种晦暗不明的状态。我们习惯之中并非愿意表达这一类主观上的体验，而只是可以表述一些客观方面真实的物类观感。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有关此类体验的一般性陈述都显得有些突兀之感，实际情况大致如此，考虑到涉及此类事物的现有依据其缺憾程度之巨。

　　在我将要叙述的这件事情之中，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要设定、反对、或者支持任何的理论的意思。我知道柏林的书籍经销商的历史，我研究过最近这个有关皇家天文学家的妻子的案例，就是由戴维.布鲁斯特爵士所讲述的这个案例，我仔细审察过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幽灵幻觉案例的各个详细情节，它就发生于我亲近的私人朋友圈子之内。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最后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一位女士）跟我没有一点、无论多么遥远、沾亲带故的亲缘关系。任何一个有关这桩事情的错误假设，都有可能提供对我自身这个案例一部分的解释——只是一部分——从而也就完全失去了所有的依据。这与我是否有着相承而来、后天激发的对此类事情的探究怪癖无干，因为此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体验，而且自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诸如此类的经验了。

　　我说不清究竟是在多少年以前了，或许就是在最近几年，在英格兰发生了一桩谋杀案，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我们知道有数不胜数的谋杀犯前赴后继地创造了他们恶毒已极的辉煌业绩，由此我很是不想从尘埋的记忆之中再次特别提及这个恶棍，要是我可以做到的话，因为他的尸体早已经被埋葬在纽格特监狱里了。我特意在此做到不给这个罪犯的确认提供任何一点可能的线索。

　　当这宗谋杀案最初被发现之时，没有一点嫌疑的迹象是落在这个人身上的——或者我更应该说，没有一点可察的痕迹可以引起这样的怀疑，因为就我所掌握的不算准确的情况来看——直到此后这个人被送上了审判席为止。由于那时的报纸上面并没有有关这个人的报道，显然要想找到那时报纸上对这个人的任何描述也是不可能的。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对我的叙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早餐桌上的时候我展开了我收到的晨报，报纸上载有事发之初的详细报道，我发现这些描述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我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我记得一共读了两遍，要是不是三遍的话。案情现场是在一间卧室中被发现的，当我最终把报纸放下之时，我似乎觉得一种闪现的——冲激的——流动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满意的形象词汇来表达——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好像看到了那间卧室就在我眼前的房间里面一闪而过，就像一张不可能而画在了一条流动的河水上面的图画一样。尽管这张画面几乎就是瞬间即逝的样子，它呈现在我的眼前却是这么的清晰；清晰到我完全可以辨别清楚，那张床铺上的死尸已经不在了，由此也让我放心下来的感觉。

　　根本不是在什么浪漫之处我才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的，而是在皮卡迪里的几间卧室之中，这里非常接近圣詹姆斯大街的一个街角处。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此时我正坐在自己的躺椅里面，随着这种感觉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颤栗感，几乎都把椅子猛烈地摇撼了一下子。（必须说明的是这张椅子的脚轮很不稳定而容易摇动）我走到其中一扇窗户的前面（房间里一共有两扇窗户，而这个房间是在第三层楼上），为的是看一看那些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移动的物体，让自己的眼睛得以休息一会儿。这是一个靓丽的秋日的早晨，整个大街上熙熙攘攘地都是涌动的人潮。风刮得很急。当我看着外面之时，狂风正从公园那边刮过来一阵秋日的落叶，接着一阵旋风卷起这些落叶，呈螺旋形的柱体飞升向空中。当这个柱体落下之时，落叶也随之散漫开来，这时我看见街道的对面有两个男子，正在从西面朝东面行走。他们两个是一前一后在行走着的。走在前面的那个男子总是在回头看着后面。第二个男子紧随其后，其间大约相隔有三十步的距离，他的一只右手好像在恫吓一般地举起在空中。首先，在这样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的街道上，这么奇怪而坚决地做着这样一个威胁的手势，这本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再者，更加令人感觉非同一般的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两个每一个人都在人流之中匆匆忙忙地寻路而行，而他们行走的平稳程度即便是在最好的人行道上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就我所见，给这两个人让路，不小心碰到他们，或者在后面看着他们。在他们经过我的窗下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抬起眼来盯视着我。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在任何别的地方认出他们来。并不是说我意识到自己在每一张脸上看到了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除了在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的面色上看出一丝非同一般的怒容来以外，还有就是跟在后面的那个人面呈蜡色的灰黄面容。

　　我是一个单身汉，我的司衣男仆及他的妻子就构成了我的全部家庭成员。我的职业是一个银行支行的职员，而我知道我作为一个部门经理的职责要比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还要轻微一些。我没有生病，可是我有点不舒服。我的读者们很可能顺理成章地把这一切归之于我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在烦苦不堪的生活重压之下、再加上“有一点消化不良”的缘故、而产生了不堪重负的压迫心理。我那位声名卓著的私人医生肯定地告诉我，我真实的健康状况在那段时间之中并无大的挂碍值得注意，这是引自经由我的恳求之后从他那儿得到的书面回答。

　　至于那次谋杀的一些情形，经由逐渐的展开，越来越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关注，我却把它们置之不理，在众人普遍的兴奋之中尽可能保持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我也了解一个故意杀人的嫌疑人已经由陪审团作为嫌犯起诉了，他将被移交到纽格特接受审判。我也知道对他的审判已经在中央罪案法庭的一次开庭中被延期了，出于公众先入为主的普遍成见、以及辩护人准备工作时间的仓促。我可能还会进一步知道，可是我知道自己并未如此，在什么时间、或者大约在什么时间，延期之后的另一次开庭审判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我的起居室，卧室，以及更衣室，都在同一个楼层上。最后这个房间除了跟卧室之间的门户连接之外没有别的入口处。的确，房间里有一扇门，曾经跟楼梯连接在一起；可是我的洗浴间的一部分早就占据在这里了——已经有数年的时间了——正好占据在这扇门的位置上。在这段时间当中，作为洗浴间的一部分，这扇门被紧紧地钉住、上面还蒙着一层帆布。

　　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站在卧室之中，在我的仆人上床睡觉以前给他做一些指导工作。我的面孔正好朝着与更衣室唯一连接的门户方向，此时这扇门是关闭着的。我的仆人背向着这扇门。在我跟他说话之时，我看到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正往里看，一边急切而神秘地朝我挥着手。这个男子就是两个走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的后面的那个人，他的脸色就是呈蜡黄色的那张面孔。

　　这个人，一边挥手招呼着，一边缩了回去，把门关上。我一点没有耽搁就几步跨过了卧室中间，我打开了更衣室的门，朝里面看去。我的手中已经抓起了一支燃着的蜡烛，我的心里没有希望在更衣室里看到这个人影，我看到里面空无一人。

　　意识到我的仆人已经站在那儿愣住了，我转过身来朝向着他，说道：“德里克，你能相信在我这么冷静的情况下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个——”我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胸脯上，猛然间他剧烈地哆嗦起来，回答道，“我的上帝，是的，先生！一个死人在朝你挥手！”

　　此时，我并不相信我的这个约翰.德里克，这个跟我寸步不离有二十多年的忠诚的仆人，他的神情上表现出来任何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影的表情，直到我拿手碰了碰他。在我用手碰他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迅速地起了变化，因此我完全相信他是由于看到了我的脸色，这才随之表现出那种神秘兮兮的神态的。

　　我让约翰.德里克拿来了一点白兰地，我给他倒上了一点，我自己也高高兴兴地喝了一点。那天晚上发生那幕情景之前的一切事情，我没有对他透露任何一点详情。再三地琢磨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完全确信自己此前决没有看到过这张面孔，除了这次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的这个场合下。把他站在门后向我招手时的面部表情，跟我站在窗户前看到他仰面看我时的表情相比，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前者情形下他是想要我记得他的面孔，而后者的情况则是想确认让我迅速记起他来。

　　那天夜里我睡得并不怎么舒服，尽管我可以确定，而且难以解释，这个人影应不会再回来了。天光放亮之时，我沉沉地睡了过去，我被叫醒之时，看到约翰.德里克已经来到了我的床边，手里拿着一张信件。

　　这张信件似乎就是我听到在门外引起送信人和我的仆人之间争执的起因。这是招呼我到老巴利的中央罪案法庭出任即将举行的审判陪审团一员的一封通知。我此前从来没有应招而成为这样的陪审团的成员，这个约翰.德里克是完全清楚的。他相信——我不能肯定此时他这么做是有理由还是毫无道理——作为陪审团的成员一般都是来自比我的素质要低得多的那些阶层的人，他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地拒绝这样的邀请。那位前来送信之人极其冷静地应对了这桩事情。他说我出席还是不出席这对他无关紧要；反正信件是送到了；最后的决定权不幸是落在了我的手上、而不是他的手上。

　　在这一两天之中，我一直不能决定下来究竟是应邀前往，还是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儿。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之间的那些秘而不宣的成见，影响力，吸引力，两方彼此之间互相所放生的作用。对此我完全可以加以确定，就像我在此所做的任何别的解释一样。最终我决定了下来，作为我打破常规生活的枯燥之举，我应该前往。

　　预定之中的这一天早晨，天气阴冷而潮湿，已经是十一月份了。皮卡迪里笼罩在昏黄的浓雾之中，天色最终变为一片黑暗，神殿酒吧东边一派阴郁之色。我看到法庭的走廊里以及楼梯上闪闪烁烁地燃亮着几盏煤气灯，法庭的大厅之中同样也以这种方式被照亮了。我确信一直到法庭人员引导我走进老式法庭、看到了里面拥挤的人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谋杀犯在那一天就要被最终审判了。我确信自己被人维护着费尽艰难地走进老式法庭之时，我还根本就不清楚我将应邀走到法庭之中两排席位的那一排前面。但是绝不要把这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推断，因为我对任何一方都持一种难能完全满意的态度。

　　我在预定的陪审团成员席位上坐下来等待着，我尽可能地四处打量着法庭里面的情形，透过漫漫的雾霭以及人们呼出的浓烈气息。我看见浓雾像黑色的帐幕一般挂在巨大的窗户外面，隐隐地听到外面大街上车轮压在洒在路中央的干草以及别的防滑物上的声音；同样还有人们聚在一起发出低沉的嗡嗡之声，其间不时还发出尖锐的唿哨声或者大声的唱歌声，透过别的嘈杂之声偶尔穿递进来。过了一会儿，两位法官走了进来，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嗡嗡嘤嘤的法庭顿时肃静下来。发出了指令让谋杀犯到受审的席位上去。他出现在了栏杆的后面。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两个沿着皮卡迪里大街上行走的人走在前面的那一个。

　　要是那时有人喊我的姓名的话，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大声应答出来。可是在宣布陪审团名单时叫了六七次了，我这才缓过神来回答道“到！”现在，看吧。当我迈步走进正式席位中时，那个犯人本来还在不以为然地四处观望着，这时他却躁动不安地朝着他的代理人不停地挥着手势。很显然罪犯是想针对我做出明确的表示，就在这个间隔之间，那个代理人把他的一只手放在辩护席位上，俯身过去跟他的被代理人耳语了几句，轻轻地摇了摇脑袋。事后我听这位绅士跟我说，那个罪犯紧张不安地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也要辩倒此人！”但是，由于他对此毫无可信的理由，他承认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姓，直到他听到宣布我的名字我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这个行为也就没有得到实施。

　　不但是基于上面的这番解释，我才希望避免对这个谋杀犯并不完整的回忆，而且也是由于全面叙述整个审判过程的详尽细节根本就没有必要，我将紧密地围绕接下来的十天十夜当中发生的事件来展开叙述，在这期间全部我们这些陪审团人员都呆在一起，这是与我自身的奇异体验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对这种体验经历的描述，而不是对谋杀犯本身，我想拿来引起我的读者的兴趣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为了对纽格特监狱的某一页日历，我这才请求读者加以关注的。

　　我被选作了陪审团的首席陪审员。就在审判开始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在正方呈递证据后的两个小时（我听到了教堂敲响的钟声），恰巧我的眼光瞟了一下那些陪审员兄弟们，发觉要想数清楚他们的人数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禁不住又数了几次，同样都是无果而终。一句话，数到最后总是觉得多出一个来。

　　我用手触碰了一下一个坐在我旁边的陪审员兄弟，然后低低的声音跟他说道，“帮我数一下我们的人数。”他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但是他转过头去数了起来。“哎呀，”他说，突然地，“我们有十三——；且慢，不是，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是十二个人。”

　　按照那天我的计算，我们的人数不应该有什么出入，可是总数总是多出一个来。没有别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多余的那一个；但是我在内心里面已经预计到这个人肯定是出现了。

　　整个陪审团人员都住在伦敦大酒店的房屋中。我们都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分别摆放的一些桌子上，从而都一直处于宣誓护卫我们的安全的官方人员直接的看护与照理之下。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来隐瞒这位官员的真实姓名。他是一位富于理智，彬彬有礼，且热心助人的人（我听别人这么说高兴极了），在这座城市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他在场的时候气氛就很融洽，他的两只眼睛烁烁放光，一付大黑胡须惹人艳羡，说话声音洪亮动听。他的名字叫做哈克先生。

　　当我们夜间各自上床之后，哈克先生的床铺就拉过去摆在门前横躺着。就在第二天的晚上，还没有躺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哈克先生坐在他的床上，就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顺手递给他一点鼻烟来抽。就在哈克先生从我的鼻烟盒中捏取一撮鼻烟的时候，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我感觉到一阵奇怪的颤栗感突然间传遍了他的全身，他说道：“这是谁！”

　　顺着哈克先生的眼光看去，我又在房间里看到那个我预料之中的人影出现了——就是走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的那两个人中前面的那一个。我站了起来，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回头看着哈克先生。他完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笑着一边用悦人的声音说道，“我刚才还觉得我们有第十三个陪审员，没有床睡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月光捣的鬼。”

　　我没有对哈克先生做出说明，而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到大房间的另一头散个步。我一直在关注着那个人影在干什么。它在每一个我的陪审团成员兄弟们的床边都站上一会儿，紧靠着枕头那儿。它总是走到床铺的右手边去，而且总是绕过下一张床的床尾。从它的脑袋的转动方向来看，好像只是为了若有所思地注视一下躺着的每个人的身上。它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对我的床也漠然视之，我的床就摆在最接近哈克先生的床边之处。它最终好像是从月光照射进来的地方走出去了，穿过高大的窗户，好像是经由空中的一条看不见的楼梯而去。

　　第二天一早吃早饭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每一个在场的人昨天晚上都梦到了那个被谋杀者一样，除了我自己以及哈克先生以外。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确定，走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的第二个男人就是那个被谋杀者（可以这样说），好像是经由他自己的直接见证而指控让我明白的一样。但是即便是有了这样直接的指证，对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我还完全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在审判过程中的第五天，当案例的起诉阶段接近尾声之时，一副被谋杀者的微型肖像画，当时在罪案现场被发现之时本来已经在卧室中消失不见了，后来正是在人们看见谋杀犯当时在挖掘的一个藏匿地点给找了出来，这是被提供出来作为证据。经由见证人仔细的审察确证，它被呈递到了大法官的面前，之后又被逐个传递给陪审员们加以传看。当那个身穿黑长服的那个官员把它传递到我的眼前时，瞬间我就认出了这就是那个走在皮卡迪里大街上、从后面急匆匆分开人群走上前来的第二个男子，我一把从那位官员手里抓过来这张小画像，而在他双手把它递给我的同时，一个声音以空洞的语调低低地说道——就在我还没有看清楚画像之前，因为它是装在一个带链子的小盒子之中的——“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得多，而且我的脸上还没有流尽了鲜血。”这句话不但就来自我跟我即将要把画像传递过去的那个陪审团成员兄弟之间，而且接下来又发自他与下一个即将接受这个画像的陪审员兄弟之间，这句话就这么传来传去一直传遍了全部我们这些陪审员们之间，最终又最后一次传到了我的耳中。然而，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听到了这句话。

　　在饭桌上，一般来说当我们又在哈克先生的监护之下被关在了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地讨论起这一天当中的事情来了。就在那个第五天的头上，案件的起诉过程终于结束了，我们的眼前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此方一个完整的看法，因此我们的讨论兴致勃勃而又非常严肃地进行着。在我们这些人员中间有一个教区委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白痴型愚不可及的愚木疙瘩——他把任何一目了然的证据都能找出一些荒谬的反方意见来相敌对，而站在他的立场上支持他的还有两个没有一点主见的教区食客寄生虫；这三位被列为地区陪审团成员的荒唐人士，本来应该被义愤填膺的人们指控他们所犯下的五百多桩蓄意谋杀的罪案。当这三个榆木脑袋的害人虫正在群情激昂地大声嚷嚷之时，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们其余的有些人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被谋杀者。他神情凝重地站在他们的身后，在那里向我招手。在我朝着他们走过去，开口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之中时，他迅即就退走了。这是他过后又一系列现身的开始，范围就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有限的长长的房间之内。只要是我的这些陪审员兄弟们又在一起费神劳心于一个难解之题之时，我就看到这个被谋杀者的脑袋又出现在了他们中间。一旦他们对证比较的陈述之中有不利于他的意见之时，他马上就会极其庄重而难以抗拒地朝我招手。

　　我应该在内心里记得，直到那张微型画像被呈递之前，就在审判进行的第五天之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出现在法庭里面。此际当我们进入到有关辩护方面的问题时，产生了三个情况的变化。首先，其中的两个我将在这里一同提及。这个人影现在经常地出现在法庭之中，它在那儿并没有跟我说些什么，而总是对这那些正在说话的人说个不停。比如说：关于被谋杀者的喉咙被一刀直切开来的问题。在辩护者公开发表的辩护词里面，推测这是死者自身的自杀行为。恰在这个时刻，这个人影，它的喉咙就会呈现出当时提到的它那种可怕已极的状态（此前它是把这个掩藏起来的），它就会站在发言之人的肘边，一次一次地在它的喉管上比划着，一会儿是用右手，一会儿是用左手，急不可耐地对讲话者表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用不管哪只手造成对自身这样的伤害。在另一次情况下：另一个见证人现身说法，这是一个女人，她作证说这个嫌犯是世上少有的性格随和之人。这个人影听到这里，立刻站在了她前面的地板上，大瞪着两眼面对着她，用手指着罪犯那张邪恶已极的面相，手臂长长地伸出来、张开着一根手指。

　　而此时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又在我的印象之中加强了一份值得注重而难以抹去的感觉。我没有对此作出理论上的解释；我只是精确地解说了一番，也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尽管这个现身的人影并为被那些它对其说话的人察觉到，它跟这些人挨得如此之近却显然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不安的感觉。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好像这是由于那些我并不知情的一些法则，制止了它对别的一些人完全现身的可能，而要是可能的话，它还是可以在暗地里，默不作声地偷偷对他们的思维发生影响。而当那个领头的辩护律师提出自杀的可能假设之时，这个人影就站在这个博学多识的人的胳膊肘旁边，在那儿令人恐怖地一个劲儿锯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喉咙，无可否认的是这个辩护律师此时说话的语调有些颤抖了，有数分钟的时间丧失了他那一以贯之的智慧的陈述的线索，他拿起他的手绢来抹了一下额头上面，脸色一时间变得异常苍白。当那个关于人格方面的证人不觉间被这个现身的人影正视之时，她的双眼好像是被牵引着顺着那根手指的方向看向罪犯那儿，最终迟疑不决地久久停留在了那张令人不堪目睹的脸上。另外再补充几项说明就足够了。就在审判进行到第八天的时候，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都会早早地停顿下来一会儿、让大家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什么的，过后我随着其余的陪审员一同回到了法庭之中，稍稍赶在了法官们返回来之前。当我站在席位上四处打量着的时候，我认为那个人影此时并没在场，直到我碰巧抬起头来看向楼座观众那里之时，我看到了它在那里从一个体面的女士头顶上方向前俯着身子，好像是在确定法官们有没有回到他们的坐席上。紧接着，这位女士就尖叫了起来，晕在了那里、被人抬了出去。那位受人尊敬、聪明睿智而很有耐心的法官大人的遭遇也大致如此，在他指导这场审判的进行之后。当案件基本上审理完毕，他坐在桌前把文件之类的归拢整齐，这时这个被谋杀者经由法官的门外不知不觉地进来了，一直走到了这位大人的办公桌前，从他的肩膀上伸过头去急不可耐地看着他正在一页一页翻动着的案情记录。这位大人的脸色顿时就起了变化；他的手停住了；那阵奇怪的颤栗感我是非常熟悉的，这时这阵颤栗已经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原谅我先生，稍微过一会儿。我有点受不了这污浊的空气了”；直到他抓起一杯水来喝了下去这才恢复过来一点。

　　经过了这冗长枯燥的十天当中令人烦心不已的六日——每天都是坐在法官席上同样的那些法官和别的人，每日都是站在被告席上同样的那个谋杀犯，坐在桌子前面的同样的那些律师们，以及同样的提问的语气和回答的声音直冲法庭里面高高的穹顶，同样的法官们用笔刷刷写字的声音，同样的引座员们的进进出出之声，同样的灯光在同样的时刻里被点燃起来，当自然的日光已经悄然隐退之时，同样的那些灰蒙蒙的巨大帘幕在已经变得灰蒙蒙的大窗户外面拉起之时，同样的雨滴在同样的雨天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同样的看守以及同样的罪犯的足迹日复一日地印留在同样的锯末子上，同样的那些钥匙开阖着同样的那些沉重的铁门——每天就是在这样枯燥乏味的生活里迁延下去，让我感到自己好像就是这个陪审团的首席成员已经许久的日子了，而皮卡迪里已经在那里逐日奢华淫靡繁华起来了，这个被谋杀的男子在我一目了然的眼中一直没有丧失过他任何一次形迹，他也不能在任何时间里面掩盖于我他那与常人一般无二的举止行为。作为事实的真相，我一定不能忘记说明，一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被我称之为被谋杀者的这个人影，却从来没有看一眼这个被我确定为谋杀犯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呢？”可是他从来就是这样。

　　他同样也没有拿眼看过我，在那张微型画像呈递出来之后，一直到最终审判结束的最后时刻到来为止。我们退回去研究案件，在夜间差七分十点钟的时候。那位荒唐的郊区委员与他的两个教区食客寄生虫可是给我们找足了麻烦，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两次重新进入到法庭之中，前去请求法官大人给我们摘录一些法官记录在案的笔记情节。我们当中的九个人根本就没有对那些记述产生过一丝怀疑，同样的，我相信，法庭之中任何别人也都对此毫不怀疑；可是，这个蠢笨已极的三人帮小团伙，除了加以迁延阻挠之外一点主意都拿不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在那儿争论不休的。最终我们以压倒多数得出了判罪认定，最后我们在十二点过十分的时候又返回到法庭之中。

　　那位被谋杀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站在与陪审团成员坐席的正对面，它所在的位置是在法庭当中的另一头。当我在座位上面坐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光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极大地关注的样子；他看上去似乎满意一些了，在那儿慢慢地摇动着一副巨大的面罩，他这是第一次把它拿在手上，整个盖住他的脑袋、还有一部分身体。当我在判决书上宣布“有罪”的判决时，这副面罩落了下来，一切都看不到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空的。

　　谋杀犯回答了法官的讯问，这是程序上的需要，问的是他还有没有事情要说，在他的死刑判决执行之前，他支支吾吾说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辞，这在第二天的各大报上都有详细记述，只是“一些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几乎都听不清楚究竟说的是一些什么话了，可大致的意思还是能听出来他是在抱怨这次审判对他来说是不公的，因为那个首席陪审员对他抱有极深的成见。”而这正他自己所做的引人注目的宣言，是如下这样的：“我的上帝，当我看到那位首席陪审员走向他的席位之时，我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逃不脱了。我的上帝，我知道他不会轻松放过我的，因为，就在我被抓到之前，他不知怎么就在夜里走到了我的床前，把我弄醒，给我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