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鸿，江苏盱眙县人。现为淮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淮安市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盱眙县作家协会会员，《青年文学家》杂志理事会泉州分会理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至今已在各级报刊、电台以及网络平台，发表约六十余万字文学作品，并有若干篇作品在各级各类征文中获奖。李天鸿的文学观是：写自己熟悉的农村人和事，抒自己真实的情，颂人世间可贵的真善美！

　　《朴实型作家》，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一束文学剪影

　　从盱眙秀美山川中走出来的李天鸿，纯真朴实，文章中透出一种纯粹的人性美。

　　阅读了李天鸿的散文，似乎被引入那草木葳蕤、静谧清芬而生机盎然的世界中，色彩缤纷的大自然以她特有的魅力展示了一个个任凭人们神思驰骋的空间。李天鸿的散文，真言、秀美。真言，从不矫揉，有一说一。他的小说、散文风格独特，崇高朴实，不事炫耀，追求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平易中见深刻，这也正如他的为人，诚实做人，老实办事，而内心却涌动着一股生命的激情。李天鸿是一个珍爱生活的人，他身上常常装着纸笔，走到哪里记到哪里。从那些或和谐、或浓烈、或单纯、或神采的散文里，仿佛听到他多年来持续同生命对话的句句心声。李天鸿一直在基层从事普通职业，但没有妨碍他利用一切闲暇时间操起笔杆，徜徉、耕耘在文学的世界里，在行色匆匆的间隙留下对生活的真实感情。正是触景生情、以造化为师才使李天鸿不断获取了新鲜而丰富的形象感受和作文欲念，这是他长年坚持创作、乐此不疲的真正动因。

　　秀美，行文流畅，如歌如诉。看似信手拈来，实是精心构筑之作。他的散文、小说明快简洁，入融于景，景化于人，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很快将读者带入一个空灵的境界。字里行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坚强的作家，一个伟岸的男子。行间字里，流淌着他对故乡的深情，对故乡的挚爱。李天鸿的散文、小说，亲情之作占了相当的篇幅。赤子之情，可嘉可鉴。李天鸿把他对家庭的热爱融进对社会的热爱之中，用挚诚的爱在社会的大家庭中体现着自身的价值，升华着自己的灵魂。所以他“感激生命给予我许多这样超越亲情的爱，这无比宝贵的爱给了我生命不息的动力，让我时刻觉得，我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亲人，更属于给予我无限深情的人们。”

　　李天鸿的《梨花》《亮丽的风景》《远去的哭嫁》《五月水田栽诗行》等作品，格调高雅、文字流畅，既记录了过去，又畅想了未来，是教育新人、鼓舞他人的极好教材！

　　精读李天鸿的文章，不仅可以学到立意、取材、构思、语言等方面的长处，就是从启迪思维、陶冶情操、丰富情感、体味人生等方面，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是我对李天鸿文章的最基本评价，也是对李天鸿其人其文的基本看法。赏读李天鸿的文学作品，我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乡下唱书匠》，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一个文化符号

　　过去，在苏北农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身背乐器走村串户，互相牵引搀扶着行走在广袤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就是说书盲艺人，当地人尊称其为“书匠”。

　　李天鸿在《乡下唱书匠》一文中告诉我们：这些艺人们左手执云板，右手提鼓架，身后背大鼓，亦或肩挎坠胡，手拿脚踏板与身背扬琴的人行走在乡间的街巷里弄。

　　李天鸿多年从事乡下说书的研究，他深感盲人书匠的说唱蕴含了说书艺术的精华。但是，乡下书匠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记忆……他既是一段现代化进程中旧时传统的温暖重现，也是新旧交替时代一门古老艺术的最后挽歌。

　　有人说，李天鸿是那种用自己的生命去写作、记录、传承历史的人，他的《乡下唱书匠》令我们从中看到了传统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他是通过画面与镜头的组合来表达他深深热爱的那片土地上的事，他把这份热爱很好地传递给了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无法左右传统文化、艺术不断消失的历史进程时，也许我们用手中的工具把它拍摄、讲述、记录下来，这是我们能够对文化传承承担的历史使命。　　　

　　李天鸿说：“中国农民对历史的了解、价值观的形成等等许多都来自于说书，中国文化里博大精深的东西是融在农民血液里的，即便说这种形式本身没有多么光明的前景。将来我们不管怎么往前走、走多远，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我们的祖辈曾经是这样生活过，他们曾经是这么想问题，曾经是这么看世界的，那么说书这种文化形式仍然在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具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地位。”

　　李天鸿说：“王瞎子唱得最拿手的两部书是《岳飞传》《杨家将》。我最爱听的也就是这两部书。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像王瞎子这样的唱书匠确实起到了传播精神文明的作用。周围五十岁往上的人，就是从唱书匠嘴里认识了岳飞、梁红玉、杨继业、穆桂英这些优秀历史人物，从这些唱书匠嘴里知道了什么叫忠奸，什么叫善恶，什么叫美丑！

　　然而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刻巨变，乡下说书艺术逐渐市场化，明眼艺人纷纷登上说书舞台，盲人书匠们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

　　《芦花毛翁鞋》，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一个时代印记

　　李天鸿告诉读者，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冬天特别寒冷，经常冻得人瑟瑟发抖，甚至手脚溃烂。至此，每临冬天，人们万分渴望能够拥有一双保暖的棉鞋。

　　然而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每到冬天，母亲便发愁起全家人身上的御寒物来。做棉袄棉裤不是很难，找些破旧衣服缝补缝补，塞进旧棉絮就可以了。而脚上的御寒物就作难了，既无钱买成品也无钱买新布做。无奈，母亲只好回娘家求助。外公叹口气道：别的法子没有，编芦花毛翁鞋穿吧！

　　芦花毛翁鞋，顾名思议就是采用芦花、稻草和麻绳编织而成的一种鞋子。先将稻草搓成长绳，作鞋底用；再将芦花搓进稻绳，作为鞋面帮。两者都完成后，将芦花绳和鞋底周围拉出来的细股稻绳进行紧密的交叉编推，最后收口、修剪，把毛糙的地方再加工打磨一下，一双芦花毛翁鞋就完工了。虽粗笨、丑陋，但其保暖性特强，在当时困难时期，对穷人而言，是最好的御寒物了。

　　李天鸿回忆说，父母及两个弟弟打心底里喜爱外公编织的芦花毛翁鞋，他们总是穿着它走过寒冷的冬天。唯独我一人瞧不上这种芦花毛翁鞋，总是嫌它太土，宁愿趿着少了后跟的破鞋去上学，也不肯亲近它。此种对芦花毛翁鞋缺乏好感的心里，直到九岁那年冬天脚冻坏才得以改变。

　　李天鸿说，那年，老天爷好象成心跟我作对似的，天气特别地冷，正常情况下，气温均在零下10度左右。由于成天光着脚面露着脚后跟，很快脚面就冻肿了，像个小馒头，紧接着脚后跟也冻坏了，皲裂的似翻开的石榴皮，一个劲地往外流血水，走起路来钻心地痛。“皲裂的似翻开的石榴皮”，形象生动的比喻深深振动了读者。

　　李天鸿回忆说，一次上学，二里来地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师见此只好让我休假在家养脚。穷忙的昏头脑涨的母亲知晓后，拿过我的冻脚一瞧，心疼的泪流满面。为了尽快让我治好脚伤，白天，母亲生出柴火让我坐着烤；晚上，母亲又用空盐水瓶装上热水给我捂，同时，母亲还买来“歪歪油”揩在我的脚后跟上。在母亲的精心调治下，只十天左右，我的冻脚就基本好了。这时母亲说了：“娃啊，你脚现在虽然好了，但你要是还穿着破鞋去上学，脚还会继续冻坏的……听娘话，把毛翁鞋穿上吧！”听着母亲心疼哀怜的话语，瞧着母亲黯然的眼神，我的心软了，便不再倔犟，乖乖地穿上了芦花毛翁鞋！

　　打这以后，我的脚就再没被冻坏过；打这以后，我也就渐渐喜爱上了芦花毛翁鞋。跟父母及两个弟弟一样，年年穿着它过冬御寒，直到日子好过为止。

　　李天鸿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读者，芦花毛翁鞋虽然已经远去，但是那份温暖却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乡长迷了路》，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一个鲜明问号

　　李天鸿告诉读者，新时代，对基层领导的基本要求是：要彻底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照搬照抄、当“留声机”，避免大水漫灌，突出“实”、力戒“虚”，精准发力，务求实效。形式主义属于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主要表现为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官僚主义则属于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主要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

　　李天鸿告诉读者，在百年奋斗征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必须“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坚定自身的政治信仰，不断提高道德境界和政治素养，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抵制低级趣味和歪风邪气，真正在自身周围铸造“铜墙铁壁”。这是做人做事的第一步，更是党员干部优秀从政的第一步。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习总书记领导下，摒弃恶俗思想，紧跟党的队伍，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李天鸿告诉读者，对于党与人民赋予的权利，要行使好，运用好。不是不用，不是乱用，而是要将权利用于帮着群众解决困难。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总会出现“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的现象，不能正确行使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利，甚至是滥用权利。对于权利，既然来源于群众，那么还应该归还于群众，在权利行使过程中，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经得起群众监督和人民的检验。

　　李天鸿告诉读者，只有做到严以修身，才能做好严以律己，严以做人。在工作生活中，要时刻保持对权利的敬畏，慎独慎微，慎言慎行，不能心存侥幸，胡乱作为。纵观以上三严，其实是相辅相成，连贯一体的。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管好自己，内练素质，外练能力，将不断加强政治学习、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和时刻要求自己谨小慎微融会贯通，真正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百毒不侵”的坚强体魄。

　　李天鸿在《乡长迷路》一文中告诉读者，刘禹原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工作中，爱才的林县长见他业务能力强，做事认真负责，脑袋瓜子机灵活络，认为是个可造之才，就跟组织部门作了举荐，调他到本县最偏远的老龙嘴乡做了代理乡长。

　　李天鸿告诉读者，去偏远落后的乡做乡长，实打实地说，刘禹心里是十分不乐意的——尽管级别由副科转正科。刘禹心里想去的地方是路途近经济又好的乡镇。林县长知晓刘禹的想法后，就语重心长地对他道：“小刘啊，心里可不要有啥疙瘩哟！我告诉你，一个从政者，若要想更好地提高自己，就不应长期待在机关里，就必须到基层、特别是最艰苦落后的基层去锻炼一下才可——这样，你以后才能有所建树！”

　　话说到这份上，刘禹只得故作欢欣地接受下这份工作。

　　李天鸿告诉读者，刘禹到老龙嘴乡工作，心里根本没打算在那儿干多久，因此没有把家搬去那儿，只在那儿整间临时宿舍，上班，每天都是早上由乡里小车司机用车接去，晚上再由小车司机送回。在老龙嘴乡，他很少实地到村组走访调查，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报告、批条子，在他看来下到乡里工作本就是下到基层了，没必要人再实地下到村组农户。

　　李天鸿告诉读者，日升月落，日子一天天流逝着，不觉间好几个月就过去了。这天下午刚上班，刘禹正在办公室里翻阅报纸，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本乡最偏远的霍山村村主任老霍打来的，老霍在电话中说他与本村前主任霍老五产生较大矛盾，牛角顶到了南墙，眼下必须刘禹乡长出面前去调解方能解决。刘禹放下电话，立即吩咐乡秘书给他安排个小车，秘书说乡里两辆小车，书记用一辆上午去县里办事还没有回，另一辆送马副乡长去县医院探望患急症住院的岳父了，两辆车都不在家。

　　李天鸿告诉读者，无奈何，刘禹只好跟他人借了辆两轮电瓶车。刘禹自到老龙嘴乡工作以来，从未去过霍山村，道不熟，秘书要陪他去，他不让，说办公室不能离了人（该乡建制小，没有办公室主任），说只须把霍山村的地理方位告诉他就行了。于是乡秘书就把霍山村的具体方位以及行走路线简略地告诉了刘禹。刘禹听完跨上车风风火火地就走了。

　　李天鸿告诉读者，下午四点五十分，霍山村霍主任又打电话到乡办公室，问刘乡长去没去霍山村，秘书告之对方，说刘乡长接到电话就骑电瓶车去了，走了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老霍说乡里到霍山村，骑电瓶车最多已就三十分钟，咋这么长时间未到哩？是半路出事了，还是电瓶车没电了？乡秘书说此事他不清楚，他说他马上打刘乡长手机了解一下。

　　“喂，刘乡长，您咋这功夫还没到霍山村啊？”拨通电话，乡秘书急切地问。

　　“还不怪你！给我指的啥屌路，一点不具体，害的我在山里迷失了方向，已经搞不清往哪里走了！——现在你立马赶快过来领我一下……”刘禹在电话里大声吼着，火气特别大。

　　“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乡秘书嘴里诺诺应着，心里却滴咕道，“咋怪起我来了？自个儿平时不下去走走，迷路了就怪别人！真是权大嘴就大……”

　　乡秘书搁下电话，正待出门，这时刘禹又将电话打了过来：“今天这事一定要给我保密，可不许说出去！明白嘛？”

　　“明白，明白！我一定替您保密！”乡秘书又是诺诺连声。

　　“除了这一点，另外你再帮我编个合理的理由去跟老霍主任吱言一下，圆好今天这件尴尬的事！我严肃地告诉你，要是办不好，回去我就撤你的职！”

　　“好的好的，我一定帮您办好这件事，请领导放心！”乡秘书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道。

　　……

　　时隔数日，乡秘书与二三好友小聚，酒喝高了后，竟真把这件事给泄露了出来，一时坊间诟病刘禹的议论满街满巷飘散。

　　刘禹不免恼火万分，真想立即撤了秘书的职，可又找不到合乎情理的理由，只得作罢！静下心来，刘禹暗自思忖：是乡秘书错了，还是我确实应该多到最基层走一走了？

　　刘禹，李天鸿笔下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典型，被栩栩如生地呈现给了读者。在大力提倡乡村振兴的当下，希望我们的乡镇干部在刘禹身上认真吸取一些教训，不要将老百姓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从2021年初春拖到2023年夏季，一拖就是两三年，事情仍然没给人家办，最后还把责任与担子推卸给毫无责任的下属身上！

　　《故乡的道路》，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一段难忘历程

　　70年的巨变，故乡变美了；70年的巨变，故乡的路变宽了。70年的巨变，故乡人的思想观念更新了，70年的巨变，故乡人的工作节奏加快了。

　　建国70多年来，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城乡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我对于家乡“衣食住行”方面发生的诸多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村东那条乡路了——该路从建国初期的宽不足1米、坑坑洼洼、曲曲弯弯的小土路，发展成今日宽8米、笔直平坦的水泥路，其变化之大，委实令人惊叹矣！

　　我所居住生息的小村庄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鲍集镇的西北角，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从建国初期至七十年代末，村里人进出行走的便是村东那条小土路。这是小村唯一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道路。小路没有给童年的我带来什么快乐，相反却从中饱尝了诸多辛酸与无奈。

　　二尺多宽的小路，显然是行不下平板车，更行不下拖拉机的，因此，村里人上集买东西、卖东西，以及上交公粮，全凭一副肩膀挑。两公里多的路，百十来斤的担子挑到目的地时，一个个全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建国初期，我的故乡盱眙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多少年来，由于受经济基础和特殊地理位置等条件的制约，道路交通条件及其落后。狭窄崎岖的道路拖住了家乡人前进的步伐，阻碍了家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外地信息、项目、资金、人才流不进来，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人们守着金山银滩受穷。原来丰富优美的洪泽湖水产资源，因无路可走，有投资意向的外商不敢问津。港商徐继豪经人介绍到洪泽湖考察，准备开发这片万亩洪泽湖水面。但该湖位于“葫芦套”的边缘，道路很差，他担心将来水产品不能及时运出而造成经济损失，便悄悄地走了。

　　狭窄坎坷的小路，不仅让小村人流了无数的汗水，更有甚者还让小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11岁那年夏天，村上一名平素待我甚好的孤寡老人夜间生了急病，因小路行不下车，队长就让我父亲与另外三个壮年村民用床抬着老人去公社医院就治。那天白天刚下过雨，道路比较泥泞，行走起来十分艰难，路上足足走了大半个小时，等把老人送到医院时人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在路上耽搁了时间，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最终也未能把老人抢救过来。医生痛惜地说：“如果能早到十几分钟，老人就会有救了。”事后，当我得知此情，一颗幼小的心被深深灼痛了。同时心里又在想：什么时候能走上比这小路宽的大路哩！

　　1996年春天，村两委本着以人为本、方便出行的思想，决定将村东那条土路铺上砂石，资金采取村集体拿一部分，群众自筹一部分共同完成。修路是造福子孙的好事，家乡的父老乡亲积极响应，只十多天时间，一条平展展、泛着红色光泽的砂石路就成功铺成了。

　　大好时代，春风总是不断拂面而来。进入21世纪后，党和政府从人民幸福指数以及发展经济的高度考虑，出资又将那条砂石路改建成了水泥路，并在道路两边栽种上绿化树苗。

　　如今乡亲父老的亲情依旧，但弯弯的乡道早已不见踪迹。回望家乡道路建设的艰辛历程，人们没有忘记泥泞小路带来的艰难。现在生活环境、交通信息都随着道路的通畅而大大改变了，小路两侧的居住环境变化更大了，文化生活也因道路的畅通而更加丰富多彩了。

　　以上赘述，是我阅读李天鸿作品的粗浅体会。谨呈给李天鸿，请他修改、润色时，李天鸿竟谦虚地回复：过奖过奖，惭愧惭愧。无需张扬，有待努力！

　　在此，我衷心祝愿李天鸿写出更多更好更美更妙的文学作品，奉献社会，美化文学！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文中图片，参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