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而成的电影《英雄儿女》，是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经典之作，发行于1964年，距今已有60年历史。这部拍摄于上世纪影响了几代人的影片，虽然历经六十年，却依然是当代观众喜爱的电影之一，在豆瓣评分高达8.0。

　　从两万字的小说《团圆》，到109分钟的电影《英雄儿女》，其间经过导演、编剧确立主线、增加情节、增加细节、增加人物的改编，最终成为抗美援朝题材的优秀影片之一。

　　一、确立主角

　　短篇小说《团圆》，作者是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巴金，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随祖国赴朝慰问团，两次去朝鲜，采访了许多战士，积累了许多战斗故事，知晓许多英雄人物。六十年代，应《上海文学》之约，写下《团圆》并发表于该刊1961年第8期，后收于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小说发表后，好评如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立即把小说推荐给电影局长陈荒煤。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决定将其搬上银幕，很快，以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为主的改编、拍摄阵容便成立了。

　　众所周知，小说与电影是不同的文学载体，前者是语言艺术，用语言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其受众多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后者是综合艺术，需借助灯光、画面、音乐、声音、演员演技等因素，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观众可以没有文化基础。小说是感觉艺术，电影则属于视角艺术。经由小说名著改编成功的电影不在少数，比如现代文学中的《子夜》《骆驼祥子》《家》《边城》等，比如当代文学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红高粱》《陈奂生上城记》等，这些成功案例中的小说多是长篇巨著或者短篇系列。而《团圆》只是一部两万字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内容就略显单薄，因此，如何改编成为编导亟需解决的问题。

　　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武兆烽曾执导拍摄了《平原游击队》等战争题材影片，毛烽有过电影创作经历，是《上甘岭》《黑山阻击战》的作者之一。接到任务后，他俩拜访了巴金，听他讲述两次赴朝经历，讲在朝鲜的所见所闻以及小说创作过程。经过长谈，他们确定王文清为贯穿整部影片的人物，这样可以赋予他双重身份：父亲与政治主任，可以既保留原小说中父女失散十八年后在朝鲜重逢的主题，又可以成为宣传英雄王成的主要倡导者。于是，在电影中，王文清就成为最先出场最后收场的角色，成为全片的核心角色，起着统领全局的重大作用。

　　小说开篇写到，“我从王主任的房里出来，雪早已住了。山坡上一片白色。”这极具小说特色的笔法、极富主观色彩的文字，读者一眼便知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叙述者“我”讲述了朝鲜战争期间，某团政治部王主任在异域他乡意外遇到失散女儿的故事，叙述人“我”在小说中起统领全文的作用。但电影无法处理，用旁白或画外音都不能拍摄出战争的残酷、英雄的伟大。为了让观众直观的看出人物身份以及在影片中担当的职责，最终，改编后贯穿始末的人物，由“我”置换为政治部王主任。于是电影一开始，观众就看到走出帐篷的王主任，准备去前沿阵地，影片最后的镜头是王主任带着老朋友——慰问团成员王复标，在阵地观看激烈的战斗场面。

　　影片第一个画面是军长一行人送王主任上前线。军长说“告诉张团长，只要他们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在手里了！”这个画面包含许多信息：一场硬仗即将开始，坚持到17点就可以大获全胜，这场大战至关重要。画面、对话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战役重要程度与必须坚守的时间节点，还把电影主要角色王文清推到观众眼前，更为重要的是为英雄王成出场做了铺垫。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使原小说后半部分才出场的政治部主任王文清成为父亲兼政治部主任的角色。作为父亲，他有着连接王家兄妹、引领故事走向的作用；作为政治部主任，影片可以利用其“政治部主任”身份，在王成牺牲之后做战前动员，并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这样，既保留了原小说父女重逢的线索，又新增了王成奋勇杀敌的线索，双线并存，使电影人物更加饱满，故事更加精彩，内容更加厚重。

　　这是抗美援朝胜利的十一年后，作家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已家喻户晓，发生在朝鲜的许多感人故事，时时激励着五六十时代的国人。魏巍不仅成为读者喜爱的作家，志愿军也被国人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因此，对于小说的改编，导演、编剧充分考虑了当下的社会局势，没有忠实于原著，而是依据影片主题需要做出了大胆增加和删改。从观众喜爱、影评家肯定的结果看，改编符合电影的主题要求。这主题便是开篇出现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们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企图进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改编成功了。

　　二、增加情节

　　美国电影研究家乔治·布鲁斯东认为，从小说到电影有三种基本的改变方法：增加，删减，再创造。《英雄儿女》的编导深谙此道，他们考虑到当时的新中国，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青年一代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工作激情投入到建设中，国家需要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好影片。因此他们对小说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用增加情节的方式，对主题进行了多元化处理，这样既深化了主旨又升华了主题。

　　加情节一：为英雄王成加戏

　　小说《团圆》情节较为简单，其重心在王文清与失散女儿王芳的战地重逢，王成只是穿插其中起“串联”作用的过场人物。关于王成，作者这样写“这个人叫王成，年纪不过三十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按照这个描写，王成形象无法在影片中立起来，对王成“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的描写，也与人们心目中的抗美援朝英雄大相径庭。

　　为了更好的塑造英雄，宣传英雄们的感人事迹，编剧毛烽拿出那本精心保存《志愿军一日》征文集又一次认真阅读起来。这是志愿军官兵亲手书写的血与火的记录，其中与敌军“同归于尽”方式牺牲的故事有很多，《向我开炮》一文就详细讲述了23军67师201团步话机员于树昌的壮举：在281.1高地东山腿争夺战中，全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只剩他一人，当他被敌军包围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塑造王成形象时，编导借鉴了这一情节，并使用鲁迅“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写作手法，集合抗美援朝诸多英雄事迹，将那些冒着炮火毅然前行、为守护阵地凛然赴死的英雄事迹，汇聚王成身上，这便成为他的诸多故事情节：帮金大爷与孙女隐蔽，伤未痊愈上前线，只身一人坚守无名阵地，与妹妹王芳重逢，讨要父亲相片，阵地写家信等。尤其是无名高地之战，高举爆破筒跃入敌人阵营与敌同归于尽的情节，成为影片前半部分的高潮所在。

　　《团圆》说“王成没有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个简述，到了影片中，被编导改编为：阵地只剩王成一人，这个孤胆英雄快速奔走在不同战壕，将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摆满射击掩体，他以一当十地扫射、投掷，他勇敢的将敌人压制在阵地前。当他被百倍于他的敌人包围时，他用报话筒向司令部发出“我是共产党员，我在阵地在！”的承诺，他宣誓般的高喊“胜利永远属于我们！”他“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喊声，连同他身背报话机、手握爆破筒的高大形象，永远定格在观众心目中，这一形象也永远活在观众心里。

　　改编使小说中单薄的王成形象在电影中鲜活起来，丰满起来，高大起来，他也由此成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一个令美国鬼子闻之丧胆的英雄。增加的情节完善了人物形象，与小说相比。影片中的王成有勇有谋、血肉丰满，是当代抗美援朝电影人物画廊中的优秀一员。王成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志愿军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电影借这一人物，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誓死保家卫国的献身精神，肯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的伟大壮举。其形象的意义，还在于此后他便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学习的榜样，鼓舞着他们激励着他们。

　　加情节二：为主角王主任加戏

　　关于王主任，小说这样描述“王主任喜欢讲话，要是兴奋起来，一口气讲两个钟头也不让人插话。”借助这些文字描述，读者可以想象出英明果断善于言谈的主任形象。但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和作者的主观心理，在电影中却无法表现。为此电影增加了王主任赶往前沿阵地、与朝鲜人民抬车过坑、与王芳意外相遇、偶遇王成、在前线指挥部运筹帷幄、作战前动员、坐监狱、接待慰问团、遇见王复标、参加祝捷会等，这些情节故事，多角度多侧面呈现了志愿军将领的指挥风度，诠释了志愿军将领们临危不惧成竹在胸的大将风范，展示出他们果断英明的决策能力。

　　三、增加人物

　　角色是电影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角色的塑造对于电影表现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由小说改编中，导演、编剧会根据原著中的角色重新审视并塑造人物，有时还会依据剧情需要，凭空增加人物。《英雄儿女》的编导，就根据自己在朝鲜战争的经历，给影片增加了朝鲜金大爷，志愿军张团长、军长等。

　　人物一：朝鲜金大爷

　　《团圆》中并没有金大爷这一人物，但既然是抗美援朝题材，故事发生在朝鲜，英雄牺牲在朝鲜，没有朝鲜人民的身影，那影片就会有缺少半壁江山的感觉。因此，影片中朝鲜大爷金正泰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不断出场的人物。其中最感人的是抬车、抬人两场戏。

　　抬车场景中，急于赶赴前沿阵地的王主任乘坐吉普，行驶在满是俘虏的山间公路，突然，一个巨大的炮坑出现在公路中央，通往釜山的唯一的通道截断了。此时，金大爷和众多朝鲜百姓正在填埋炮坑。看着深深的大坑与满脸焦急的王主任，得知详情的金大爷果断号令大家：抬车。镜头一转，令人激动的画面出现了：朝鲜民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分男女，共同抬着笨重的吉普车向着炮坑走去。

　　抬人一场戏，更是感动了几代观众。王芳负伤了，急需送往后方医治。但炸断的大桥、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车上，负伤的王芳眉头紧锁昏迷着；岸边，朝鲜民众匆匆抢修被炸断的大桥；河里，偌大的冰块碰撞漂流着；河边，小刘试探冰层无奈的蹲着。得知王芳急需送往后方医院救治，金大爷毅然决然的说“贞子，抬！”于是，令万千观众感动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天上，敌机不时飞过；身边，炮弹不断炸响；河里，冰块撞击着金大爷。河水没过了腿、没过了腰，金大爷、贞子、小刘在纷飞的炮火、湍急的冰水中，眼神坚定、步履稳定毫不畏惧的向前走着。金大爷非常清楚，这是与敌人抢时间，是与死神抢王芳，每快一步，王芳的生命就多一份保障。他不能看着支援朝鲜战争的中国志愿军受罪，因此，即使自己负伤，也毅然坚持稳稳地托着担架。

　　这一形象的增加，使《英雄儿女》的内容更加饱满，主题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完整。

　　人物二：军长

　　增加军长一角儿是由于剧情需要，军长是制定作战方案的主要人物，电影一开场，军长高大的身影便出现在屏幕上，他坚定的给王主任下达战斗任务：“坚持到今天17点，我们的胜利就有把握了！”这句话是无名高地战斗的主线所在，起着引出无名高地之战、塑造王成英雄形象的主要作用。军长形象的意义在于，他的身上，集中表现了志愿军将领们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性格特征，就无名高地战役而言，军长起着战争胜利与否的决定作用。

　　人物三：张团长

　　增加张团长同样是出于剧情需要。如果说军长是作战方案的制定者，那么张团长就是整个战役的执行官，担负着率领全团坚守无名高地的重任。他的作用是用再过20分钟就到17点的手表，告诉观众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进程、王成牺牲的时间节点；是用双关语“像，像极了！” 揭示王芳是王主任失散十八年的亲生女儿这一事实。

　　四、增加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无论小说还是影片，都是依靠故事情节和诸多细节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从而完成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与小说相比，影片《英雄儿女》增加了不少细节。

　　细节一：一张照片

　　《英雄儿女》中最重要的细节是王复标照片，它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其作用是连接兄妹故事、协助父女相认。影片开始不久，负伤归队的王成，在敌机轰炸中意外遇到了妹妹王芳，并看到父亲照片，于是，照片成为展示新中国工人精神面貌的写照，成为兄妹思念祖国思念亲人的载体，还成为王主任寻找女儿的唯一线索。无名高地血战中，那张边沿烧焦的照片，再次出现，这时照片成为英雄的遗物，照片背后模糊的字迹“王政委 阿芳妹参军到朝鲜? 在咱们军”的内容，也成为王主任确认王芳就是失散儿女的唯一依据。照片还是王芳写出“英雄赞歌”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力量。可以说增加照片的细节，使英雄王成具备了战士的勇敢顽强与兄长的人性光辉；使王主任的父女相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这是一个成功的细节加持。

　　细节二：夏天烧火炕

　　知道祖国慰问团要来，知道抚养自己女儿的恩人王复标要来朝鲜，王主任在接待慰问团的住所里，摆上了鲜花、水果。为了增加电影的感人力量，在朝鲜生活过的编导脑洞大开，为影片设计了一个极富人性的细节：夏天的床铺下，一堆木柴正在熊熊燃烧。大夏天烧炕，影片这一细节看愣了所有观众。估计编导意识到了这点，因此，电影借王主任与张团长的对话，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王主任说“他（王复标）二十年前被外国老板打伤了腰，床铺潮了腰会疼。”这细节的设置与对话的出现，表现出王主任的细心周到，表现了志愿军对祖国亲人的关爱，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志愿军与祖国亲人的深情厚谊。

　　小说《团员》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志愿军王成守护无名高地时牺牲了，政治部主任王东却在这次战役中意外找到了失散的女儿王芳。工人父亲失去了儿子，干部父亲找到了女儿。这个包含象征手法的故事，寓意着革命者家庭的兴旺发达。电影《英雄儿女》保留了原小说父女失散重逢的主题外，增加了志愿军英勇杀敌、中朝人民共同抗击敌人的新主题，并形成了两条叙述线索，王成的革命英雄事迹与王芳成长以及父女相认的情感故事。

　　总之，在主角确立、情节设置、细节安排上，编剧和导演都做了适当处理，这就使影片与小说之间，有了很大差异。但无论是小说还有电影，无论是上世纪还是本世纪，《团圆》和《英雄儿女》依旧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2022年10月6日，根据《英雄儿女》改编的同名话剧《英雄儿女》，在上海演出。这一举措足以证明，经典永不过时。

向经典致敬！向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