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盛夏的一天，我采访了年已八十七岁的志愿军老兵陈莉明，请她给我讲述她在志愿军战俘营那段难忘的岁月。陈莉明大姐是我的同事，现在又住在同一所军休所。说起抗美援朝战争，她那尘封了70多年的记忆阀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而出，瞬间回忆起在异国他乡特殊的战场上，执行管理“联合国军”战俘的特殊使命，当年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而且愈发清晰深刻。

　　陈莉明，1936年10月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1951年7月，初中刚毕业还不满15岁的陈莉明，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鼓舞下，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的歌声中，在上海市虹口中学，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一起参军的还有她的学长胡乃贵等。

　　入伍后，她与胡乃贵等分配到设在江苏省六合县县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主修英文，同时学习政治和军事等。在校期间，除重点学习英语与进行军人素质培养和军事技术训练外，还接受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特别是“三视教育”。所谓“三视教育”，就是肃清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国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坚定战胜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的信心。

　　因朝鲜战争前线急需英语人才，陈莉明在外语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多英文，于1952年9月被选调去朝鲜前线。与她同行的还有胡乃贵等5位男同学以及周仪凤、卢江、方中和周元敏等4位女同学。5位女生中，陈莉明年纪最小，还不到16岁，组织上不让她上前线，她就是不依。周仪凤19岁，入伍前已是南京航空大学一年级学生，为了参军报国，改行到军校。卢江与周仪凤同庚，原先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启秀女子教会学校，会一口发音标准的英语。20岁的方中也是上海姑娘，醉心于艺术，已在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读了一年的书。周元敏身份特别，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先生的外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歌唱家，在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念完一年级就参了军。

　　（右图  1952年赴朝鲜前夕合影  中排左二为陈莉明）

　　一声汽笛，火车徐徐启动，驶向北方。火车到达安东（今丹东）的当晚，陈莉明和她的年轻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坐上一条小船，从水路前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总部所在地碧潼。那天晚上，四野黑黝黝，敌机在头顶轰鸣，船舱里大家挤坐在一起，带队的老同志开玩笑说：“别讲话，美国飞机听到了可要扔炸弹的。”可到朝鲜的第一夜，陈莉明他们还真的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5位女兵手拉着手，在炸弹爆炸声中勇敢地奔跑着跳进掩体。

　　到了志愿军战俘管理处，组织科负责人陪他们参观战俘营，战俘们见到5个姑娘都穿着和男战士一样的军装，都将头发罩在军帽里，以为都是男孩子，好奇地大叫大嚷：“Boys！boys！”望着战俘们，陈莉明有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将面临一项全新的工作，要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这帮“联合国军”战俘打交道，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头一回收容西方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俘，这是不同寻常的军队政治工作，这是一项同新中国外交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使命。

　　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总部所在地碧潼，位于中朝边界偏西的鸭绿江南岸，一面临山，三面环江，隔江与我国辽宁省宽甸县相望。陈大姐回忆说，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200公里外的清川江南岸，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此战役歼敌1.5万余人，抓获了大批战俘，其中大部分火线释放，一部分集中到碧潼战俘营。1951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处（简称俘管处）在碧潼正式成立，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央公任主任，徐元甫、席一、尚学文任副主任。俘管处总部下设秘书科、登记科、文娱科、组织科、调研科、新闻科、保卫科、文化科、供给处、卫生处、总医院、文艺工作队、电影队、运输大队和警卫营。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俘虏的增多，俘管处最多时管辖5个俘管团、2个俘管大队、2个俘虏收容所。志愿军俘管处总部、第五俘管团和第一俘管大队在碧潼，第一俘管团在昌城，第二俘管团在雩时，第三俘管团在田仓，第四俘管团在渭原，第二俘管大队在平场里，第一俘虏收容所在遂安，第二俘虏收容所在成川。

                                                                （左图 志愿军碧潼战俘营）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捕获“联合国军”两万多名俘虏，除大部分在火线释放外，14个国家的5000多名俘虏由俘管处收管。其中，美国俘虏3000多人，英国近1000人，土耳其240多人，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几十人到十几人不等，南非、希腊、比利时、荷兰等国只有几个人或一两个人。

　　陈大姐说，他们抵达俘管处的第二天，就分配工作，周仪凤和周元敏到第二俘管大队担任翻译，周元敏后任广播台播音员，卢江到文娱科担任英文期刊《走向真理与和平》的编辑兼英文翻译，方中到第四俘管团登记科担任翻译，她自己分配到第五俘管团图书阅览室担任管理员，负责战俘借阅图书报刊的登记管理、战俘书信来往的分发以及组织战俘文体活动等工作。在整个志愿军俘管处，有260多名像陈大姐一样的外语干部，多为刚走出校门、新入伍的青年学生，有的分管训练，有的分管生活。

　　陈大姐说，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俘虏营里，每个俘管团（队）都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不仅有中文的图书和报刊杂志，还有英文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其中包括英文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英文版十八九世纪和当代文学名著和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多种英文报刊杂志，还有从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唱片。

　　陈大姐说，作为一名俘管干部，有几件事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虽然至今已经过去70多年，但回想起来，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

　　战俘营是“学校”，不是监狱

　　陈大姐说，她想象中的战俘营应该是戒备森严，岗楼密布，铁丝网重叠……可到俘管处碧潼后，她看到的志愿军战俘营，没有高墙，没有碉堡，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犬，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名士兵警卫站岗之外，没有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到处巡查监视。然而，这里就是战俘营，地地道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战俘的营地。陈大姐说，这里的一切不仅让她感到意外，更使“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深感惊讶。

　　其实，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依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彭德怀司令员即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联合签署了关于宽待俘虏四项规定的命令：（一）保证战俘生命安全；（二）保留战俘个人财物；（三）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四）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所以，战俘营对所有战俘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名黑人战俘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美国战俘弗兰特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称为“世界第一等战俘营”。

　　（右图  投降安全证书  后改为安全通行证）

　　陈大姐说，刚到战俘营时，战俘们称她为“教员”，而俘管干部称战俘为“学员”，她还有点不解。后来老同志告诉她说，起初各战俘营对战俘的称呼不一致，有的称“俘虏”，有的称“老外”……称谓从表面上看是小事，但可体现出志愿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王央公主任得知上述情况后，当即请示志愿军政治部并报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定，统一将战俘的称谓改为“学员”。随后，在一次战俘大会上，王央公主任用熟练的英语对战俘们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们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战俘们极为惊讶，他们不仅对战俘营最高领导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敬佩，而且对他幽默的语言，特别是他称战俘为“同学”感到新奇。王央公主任接着说：“我之所以称呼你们为‘同学’，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接着，王央公主任从鸦片战争讲到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志愿军抗美援朝说到宽待俘虏的政策，用事实说明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必胜的道理，战俘们听后不断鼓掌，频频点头赞扬。

      （左图  战俘营工作人员前排中正在给战俘分发家信）

      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俘管干部组织战俘们读书报、听广播、听报告、看电影、开座谈会、开展娱乐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朝鲜战争的性质，揭露“联合国军”的罪行，反对战争，争取和平。

　　1952年9月，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大会主席莫尼卡·费尔顿夫人率一批国际知名人士到战俘营进行几天考察，并多次同战俘座谈，她无限感叹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是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国际大学校’。”费尔顿夫人离开志愿军战俘营时，对为她送行的英美战俘们说：“我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实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你们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证明。我要将在战俘营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和全世界各国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安全而愉快地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这所国际大学校里。”

       战俘享受很高的生活待遇

　　陈大姐说，刚到战俘营工作的时候，战俘营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俘管干部缺吃少穿，但战俘们却享受着很高的生活待遇，她思想上有点想不通。老股长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陈大姐：战俘营刚成立时，战俘死亡的事件频频发生，甚至没有任何疾病症状。令人纳闷的是，与战俘共同生活的俘管工作人员，个个平安无事。战俘们一片惶恐，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中国人运用特殊的手段蓄意谋害“联合国军”战俘。如果不想办法立刻制止战俘的死亡，那将无法向死者家属和国际舆论界做出合理的交待，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政策将丧失信誉，并影响日后瓦解敌军和扩张战果。于是，俘管处向志愿军总部告急，志愿军总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告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告急，向党中央告急。

　　周恩来总理做出指示：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战俘的非正常死亡。经临床检验和背景调查，原因是战俘们极度缺乏营养。

　　然而，增加战俘的营养，改善战俘的生活，谈何容易。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同时，俘管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食物和日常用品。于是，俘管处领导说，再穷，也养得起几千名战俘，同时颁布首先保障战俘需要的严格政策。政策的核心就在于区别对待。俘管处所有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规定，尽管有些人心中有一百个想不通。

　　为了改善战俘的生活，俘管处决定，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战俘自办食堂。战俘自己选举产生“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为了照顾战俘们的生活习惯，还特地从国内运来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战俘，则从国内运来活牛羊。战俘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下同）、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战俘的伙食相当于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同时，在战俘营，凡遇元旦、圣诞节、开斋节等重要节日都会加菜、会餐。

　　 (右图  战俘们欢度圣诞节)

　　被服标准是：冬春季每人1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每人1条棉被、1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

　　医治伤病战俘，是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那些从前线转送到后方战俘营的战俘中，伤病战俘不在少数。他们有的是在战场上受伤，遭到自己部队遗弃的；有的是在战场上饥寒交加，冻伤饿病的；有的是不愿卖命送死，在战场上自伤的；还有的是在被俘后从前方向后方转运途中，遭到美军飞机追杀而被打伤的。尽管战争环境极其恶劣，但俘管处仍克服种种困难，为伤病战俘医伤治病。为此，俘管处一方面扩建俘管处总医院和各俘管团（队）分院，另一方面尽力增加医护人员，从而轻伤病战俘可就近在分院就医，重伤病战俘可在总医院住院治疗。另外，中国红十字会派到朝鲜的国际医疗服务大队中的两个医疗队近200人，先后到俘管处总医院和各俘管团（队）分院，为伤病战俘诊治伤病。挽救了不少重伤重病俘虏的生命，一些轻伤病战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

　　                                                                                         (左图  伤病战俘从俘管处总医院出院)

　　美国战俘曼纽尔·西尔瓦与其他八名战俘联合签名的一封感谢信写道：

　　所有医生和护士：

　　我们是碧潼医院的原来病号，愿写此信给你们，以对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作的艰苦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为了给我们治病，为了我们能康复，你们都逐一克服了。

　　我们个个都十分健康，而且还相当壮实。我们的体重都达到了过去的水平，甚至比过去还重。我们回到中队后仍然获得良好的待遇，我们想在当俘虏期间恐怕再也不会生病了。我们中队的医疗条件和膳食也很好，每天都有门诊。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我们不知道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宽大政策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好朋友。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是你们的亲友。

　　我们从内心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战俘办报，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随着“联合国军”战俘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思想情绪的逐步稳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俘管处各中队还办起了墙报或油印的小报。这是战俘们自办的用以沟通信息、交流心得的写作园地。除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战俘营消息、读书心得、生活常识，以及诗歌、故事、谜语、评论、家书等。所有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吸引着战俘们的密切关注。然而，战俘们已不满足于中队的小报，渴望创办一份内容更加丰富的定期刊物。1952年初，俘管处领导便采纳美国黑人战俘普雷斯顿·里奇的建议，决定创办一份名为《Toward Truth　＆　Peace》的英文期刊（中文译为《走向真理与和平》），其宗旨是互通信息，交流战俘心得体会。

　　几天后，《走向真理与和平》问世，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因战争环境印刷条件局限，这本半月刊只能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编辑部只有七名工作人员：　美国黑人战俘普雷斯顿·里奇负责文字编辑，英国战俘罗纳尔德·柯克斯为美术编辑，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才17岁的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40多岁的南朝鲜战俘老金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另有两名志愿军女翻译协同他们的工作：一位是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朱永淑；另一位是与陈大姐同时来俘管处的华东军区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卢江。两名俘管干部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此外，还有几十名“特约撰稿人”和一大批义务通讯员，他们分属于十几个国家的战俘，散布在不同战俘营里，从而保证了稿件来源和质量。战俘的稿件一旦被采用，还会收到作为稿酬的香烟和剃须刀等。

　　 （右图  卢江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走向真理与和平》从1952年春天正式出版发行，一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期间从未间断。《走向真理与和平》发行量很大，每期的篇幅也不受限制，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一期竟达65页。

　　《走向真理与和平》,是一份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每期刊物一出版，各中队的战俘们都争相阅读，前线对敌广播站播出其中的文章，国外许多通讯社和报刊也竞相引用该刊发表的稿件。一些访问过战俘营的中外新闻记者、国际组织代表团、世界知名人士等，将《走向真理与和平》带到世界各地。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大会主席莫尼卡·费尔顿夫人访问志愿军战俘营后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能让战俘办杂志，证明中国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正义的军队。战俘们在杂志上表达的声音，同英国人民的声音一样，是要和平。”有的战俘把在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剪下来，寄给家乡亲友，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志愿军战俘营里的生活以及受到志愿军宽大待遇的情况。美军骑1师士兵白契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在战俘营里懂得了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道理。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才能制止战争。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成了伟大的朋友。”

　　《走向真理与和平》是一份不寻常的刊物，载负着西方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中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真相，载负着西方战俘要求停止朝鲜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呼声。它传向四面八方，传向板门店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传向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甚至传向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这一份奇特的刊物，是一个奇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特殊身份人的特殊生活；他们曾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丧失了自由；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由却享受着生活的宽待；他们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却在积极追索心灵的自由，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与责任；他们正在恢复自信与尊严，由“弃儿”与“囚犯”般的消极处境转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地位，选择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进军。

　　陈大姐十分感慨地说，有战争必有战俘，但搜遍中外战争史，何曾见过收容战俘的一方允许被收容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为自己办刊物？只有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俘营里。战俘办报，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俘营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为了活跃战俘营的生活，增强战俘们的体质，各战俘团（队）不仅购置了大量体育器械，而且还修建了许多运动场地。除战俘们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自由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外，战俘营各俱乐部还经常组织篮球、排球等各种友谊比赛和小型运动会。

　　为了进一步丰富战俘营的文体活动，战俘营“运动娱乐委员会”提议举办一次战俘营规模的运动会。俘管处领导认为这是调动战俘情绪，教育他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好事，更是向全世界宣传志愿军俘虏政策的重要机会，决定采纳这一建议，批准于1952年11月15日至26日在战俘五团驻地碧潼举办一次大型运动会。运动会的筹备委员会随即成立。筹委会以俘管干部为主，同时还吸纳了对体育运动比赛事项有经验的战俘参加。

　　筹委会第一次开会讨论的首个问题，就是运动会的名称。有的提出叫“碧潼运动会”，有的说叫“战俘营运动会”。美国黑人战俘普雷斯顿·里奇提议说，这次运动会将有十多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参加，像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吧！与会者一致鼓掌赞成，于是运动会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

　　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筹备，运动会如期举行。1952年11月15日上午8时，运动会开幕式隆重举行。来自五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身着印有“CAMP”字样运动服的运动员，在志愿军军乐队演奏的《世界民主青年》乐曲声中，由40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彩旗方阵作前导，迈着雄健而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接受主席团检阅。

　                                                                                                       （左图 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大会第一项议程：向敌我双方全体阵亡将士致哀。在《致哀》乐曲中，会旗冉冉升起；全体与会者向敌我双方阵亡将士三鞠躬，并静默三分钟；最后，在主持人领呼下，全体与会者齐声高呼：“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和平万岁！”“友好万岁！”“健康万岁！”

　　大会第二项议程，致开幕词、点燃圣火、庄严宣誓。俘管处主任、大会主席王央公用熟练的英语致开幕词，他说：“为了缅怀和悼念敌我双方阵亡的将士，为了我们幸运地活着的人们有一个幸福和安全的环境，为了体育的发展，为了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今天我们举办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会’。我们从血的教训中已经深深懂得：和平是必需的和最基本的，各国友好相处是最重要的，未来终将属于和平，人类终将实现友善。这次‘运动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非常荣幸地引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段名言来表达：‘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气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最后，我预祝运动会高举奥林匹克大旗，取得圆满成功！”

　　这时，乐队奏起欢快的《友谊进行曲》，一名美国战俘举着运动会火炬进入会场，绕场一周，来到主席台，乐队随即奏响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乐曲。俘管处主任、大会主席王央公接过火炬，点燃主席台旁的主火炬。熊熊燃烧的主火炬如同战火中一个跳动的和平火苗，在火炬的映照下，会旗又冉冉升到最高位置。

　　接着运动会委员会委员、裁判员、运动员庄严宣誓，随后运动会正式开始。

　　运动会从11月15日开幕，到11月26日闭幕，历时12天。参赛的运动员是从7个战俘营选拔出来的选手，多达500多人。从参赛运动员国籍看，分别属于美、英、法、加、哥、澳、韩、菲、土、荷、比、希和波多黎各等1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国际性运动大会。运动会项目广泛，有英式足球、美式橄榄球、篮球、排球、垒球、田径、体操、拳击、摔跤及技巧运动等27项。

　　经过近两周激烈角逐，11月26日，战俘营运动会在和谐、友好、愉快的气氛中举行了庄严的闭幕式。运动会结束时，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奖品来自中国的精美手工艺品。每个参赛者还得到一份纪念品和一枚纪念章。战俘们情绪高涨地表示：这次运动会“将载入史册，令人永远难忘。”

　　  (右图 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篮球比赛)

　　陈大姐说，这次运动会，从主持大会、组织竞赛、运动裁判到大会新闻采编、摄影和其他服务工作，志愿军一律放手由战俘人员具体操办。期间，陈大姐与俘管干部们一起承担服务性工作。俘管处还每天出版《奥运纪实》，战俘们每天都争相阅读来自赛场的消息。

　　这次运动会，极大地震撼了各战俘营。一位美国战俘说道：“能作为一名战俘参加1952年的战俘营运动会，我感到非常愉快。战俘被允许开真正意义上的营际运动会，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另一位战俘说：“这次盛会期间，我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快乐的，我天天微笑着入梦，微笑着醒来。在运动会上我们目睹了许多精彩的场面、精湛的表演、拼搏的精神和真诚的友情，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志愿军的博大胸怀、良苦用心和人道主义精神。”

　　苍天作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俘营里所做的一切，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民实行人道主义、尊重人权、追求和平的胸怀和风范，堪称一部气势磅礴、精彩纷呈、妙趣横生、感人肺腑的史诗，在中外战争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53年7月27日签订《朝鲜停战协议》到9月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撤销，志愿军遣返了“联合国军”全部战俘。其中有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拒绝遣返回原籍，选择留在当时还很贫穷的中国。美国战俘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则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说：“正是在战俘营的两年半时光，使我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1953年9月，“联合国军”全部战俘被遣返后，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亦随即撤销，完成历史使命。陈大姐与她的战友们奉命回国，完成了在历时一年的在特殊战场上管理“联合国军”战俘的特殊使命。

　　陈大姐最后激动地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中国未来多年的和平，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场伟大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我们一定要传承和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