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造化弄人，其实泥点子也弄人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作为一班之长的我，接受一项“大任务”：带领男生，利用星期天把班级的内墙粉刷一遍。班主任很年轻，工作争先，也爱洁净；还聪明，看到学校有施工剩下的白灰，就想让班级面貌焕然一新一下。但他家里自留地的活儿很忙，每周日都得去地里忙活，所以这项艰巨的工作就落在我那十岁的肩膀上。

　　当然，那年头干活儿是孩子们活动的重要项目，每周24节课（因为教室不够用，分年级上下午轮班上课）里，会有三分之一“劳动”课，内容就是去学校的公田里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收成就给那些当时不怎么受待见的老师做些许补贴。

　　但刷墙这活我们还是比较陌生，只看过没干过。

　　于是，头一天晚上我去请教了我三叔。那是个木工活、瓦工活、盖房砌墙盘炕叠烟囱无所不能的人。据说村里一多半新盖的房子出自他手，他就类似现在备受推崇的“大工匠”。三叔把如何准备工具，如何配料，如何分工，注意事项等等一一交待给我，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补充一句对我影响极大的话：有本事的人干完活，工具要收拾干净，衣服也要干干净净。

　　周日早晨，天空瓦蓝，蓝的程度现在的孩子都不曾见过。我班男生都来到学校，大家居然有一些小小的兴奋。我按照四面墙体面积大小不同，把人分成数目不等的四组。我带一组，体育委员带一组，劳动委员带一组。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都是女生（好像这是迄今犹存的规律），所以没来——她们也不会闲着，不是照看弟弟妹妹就得去干挖鸡菜打猪草之类的活。最后一组就交给了一个理论学习小组组长（那时候我们每周都有两节理论课，有专职老师上课，课程是马列主义理论和领袖著作）带领。我把三叔告诉我的方法和大家说了一遍，就是最后那条嘱咐忘告诉了他们。

　　劳动惯了的孩子对这点活计毫不打怵，任务下达，开始撒欢儿。可是干着干着，能力水平就见分晓了。我们组有条不紊，动作快捷，进展很快；其他组有些忙乱，工具碰撞，互相埋怨。教室里嬉笑声喊叫声骂人声此起彼伏，白灰泥点乱溅，唾沫星子翻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三叔那衣服要干净的嘱咐，但现场很乱，那又不是影响质量的内容，我就没传达。但自己想做个有本事的人啊，于是格外小心，可这个格外小心却成了“惹祸”的根苗。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组率先完成了任务，其他组还在乱七八糟地忙乎着，但也不会太久就能结束了。我看着自己的成果，又看看自己比其他人干净很多的旧衣服，有点小小的得意。但身为一班之长，不能现在就离开，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何况玩伴们都在这里，走了也没别处去玩儿。于是带着一点炫耀的心理和本组的伙伴们在篮球场上玩起了游戏。记得游戏的名称叫“跳房子”，就是用粉笔画出六个（或者八个）均等的长方形格子，再用一个沙包（或者瓦片）投到格子里，然后单脚触碰，使它挪移到下一个格子，凭连贯和准确取胜。动作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腿部耐力和身体平衡力。

　　我们正玩得热火朝天，继续着通体流汗的时候，老师来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一帮半大孩子的技术吧？

　　任务都完成了么？老师问我。

　　我——我们组完成了。我没敢大声，有点不大自在。

　　他随即走向教室，我们几个也惴惴不安地跟了进去。教室里的人早就发现了老师的到来，已经没有了喧闹声，代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劳动场面。有的同学脸上衣服上挂满了白灰泥浆，人人脸上是辛勤的汗水。看得出来，老师被他们感动了，有了些许笑容，接着把目光停留在我们完成的那面墙上。我没怎么紧张，因为我迅速地对比了几面墙粉刷的质量。然而当老师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时，我发现了异样，我太熟悉老师批评我们的前兆了。何况，和大家相比，我的衣服和脸干净得有点“另类”。

　　作为班长，自己完成任务后，不去帮助别的组完成，还带头出去玩儿？大家都那么卖力气干，你是不是就站旁边看了？老师开始数落了。

　　我——我也一起干活了，不信，你问他们——我指了指我的搭档们。

　　问什么问！你看看那干活的什么样，你自己什么样？

　　我知道我的脸和衣服“出卖”了我。但我想想老师说的该帮助别人的话，也感觉有些理亏，就不再分辩。

　　第二天早检的时候，老师严肃地宣布：张二丰同学身为班长，劳动中不能以身作则，撤销班长职务，保留值日组长，以观后效。

　　“以观后效”，这是给我的处罚。这个处罚在当时的广播里滚动播出，当然不是给我，而是针对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撤销什么什么一切职务，保留什么，以观后效。我和他的结果太相像了，也是撤销什么，保留什么。虽然我们当时都不十分了解其中的准确意思，但还是都记住了这个时髦的词语，以致于我的外号从此就改叫“以观后效”了。

　　转过年的春天，播种的季节到了，我早就“官复原职”了，又有新的劳动任务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学校也有十几亩地，五月份就开始插秧了。那是季节性很强的活儿，也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儿，而其中最辛苦的就是挑秧苗。育苗的苗床一般都会离插秧的地方百八十米远，这就需要有人用扁担和柳条筐挑到插秧地点。每担重则百斤，轻则几十斤，那田埂有的地方还很松软，所以担着分量走在上面绝不像歌里唱的“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啪吨啪吨响”那么惬意。因此挑秧苗者都是在最高年级精挑细选的健壮男生，取名就叫“少年突击队”（那时候各种突击队特别多，类似于打仗时候的敢死队）。

　　我当时年级不够，体格也不算健壮，但英雄情结浓烈，因为电影里小人书里的榜样总是在眼前晃动。于是撺掇几个伙伴儿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加入突击队，没想到真被批准了。我们几个欢呼雀跃，立刻投入挑担队伍，准备大展身手。

　　第二天，我们正式“上岗”，老师让我们挑最小的担子。可一上肩，还是摇摇晃晃，远比刷墙累了很多。当双脚踏上窄窄的二级田埂，更是吃力不堪。北方的五月，气温还很低，我们光脚（因为穿上靴子我们根本无力拔脚前行）挑担走在泥泞的田埂上。微风吹起，水田里泛起一层层涟漪。可这曼妙的景色却把我刺激得头晕目眩，脚下一滑，跌在水田边上，秧苗散落一地，衣服沾上一层黑黑的稀泥，狼狈不堪。我不敢怠慢，急忙爬起来，把秧苗分批扔到地里，怏怏地往回走，这样干活的效率可想而知。

　　可是偏偏遇到了校长，他看看我的模样，拍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有疼爱、有赞许，双手竖起大拇指。

　　在劳动总结大会上，校长专门表扬我：四年二班张二丰同学在插秧劳动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那身泥点子，就说明他干活很卖力气，挑了很多秧苗，他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接着是掌声雷动。我听了多少有点心虚，因为我送的秧苗和别人比起来少了很多很多。但这是来自校长的表扬，我随即又心花怒放了。

　　打那以后，每次劳动，我都不再注意衣服干净不干净了，有时候还故意弄脏一点，当然得做得恰到好处。伙伴们也明白了这一点，不管干什么活，都要把衣服做上脏兮兮的“记号”，只是都苦了洗衣服的妈妈们。对我三叔的话我也不怎么信服了，谁让他和老师校长的说法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