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早行 

心善人勤手艺精，求安致富苦经营。

无私惹病身先去，每忆遗言欲涕零。

这是二零一零年清明日，我写下的一首题为《家父逝世五十周年祭》的小诗。

我的父亲张洛寅，小名张小卯，冀中平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庄稼汉，1905年出生，六岁丧父，跟着母亲（我奶奶）、哥哥（我大伯）和两个姐姐（我姑姑）艰难度日，从未上学，一直下地干活，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精于农艺的习惯。因为家境贫寒，父亲27岁才和也是贫苦出身的母亲结婚。待生儿育女、分家独过后，父亲更是一心扑在农耕治家上，因而耕、耩、锄、耙样样里手，成了全村有名的种地把式。父亲生性正直、朴实、忠厚、善良，也是清官店村有名的三大好人之一（其他二人为东街的张洛灵、南街的李洛烟）。

当父亲三十多岁正当年时，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的频繁扫荡和侵扰，使得人们无法正常生产与生活。我的老家多次遭遇劫难，父亲还差点儿无辜丢了性命。母亲多次给我讲过，那是1940年，从西北方来了一队日本鬼子到我村抓人，很快就把村子包围了起来，人们都没有跑出去。不知为什么，父亲被抓到了东头张小圈儿家，撕了他的良民证。有人跑来告诉了母亲，母亲急忙赶去那里，父亲已被抓到村东的一口水井旁边。被抓住的小圈儿家的四个人，都被五花大绑着，被打得吱哇乱叫。父亲没被上绑，但把他穿的一双新鞋换给了别人，让他和那四个人站在一起。父亲一看事儿不好，抽空儿偷偷回到了人群里。日本鬼子把那四个人带到东南马疃村，扔进井里，又推进去大石头，结果四个人死了三个，另一个人受伤，抓着井边儿没有死。父亲侥幸逃过一命、大难不死。

解放后，世道和平了，日子安稳了,父亲还被选为村里的民政委员。那时我家已有十大几亩田地，按说已经不错了，但父亲并不满足，还想发家致富、过成好主，因此除了经营好耕地种植外，稍有空闲，还做些小买卖。我记得父亲卖过花生，卖过盐，卖过花椒、大料、生姜等等。我们几个孩子冬天出不了屋，就帮着父亲糊些装货的纸袋。母亲告诉过我说：你爹卖了一圈麦子，买了村东那二亩地；用跑了一冬天收售棉花赚的钱，买了村西南那块“轿杆地”（就是长条弯曲的地）；用卖了一冬花生赚的钱，买了两个大躺柜；后来又用多年的积蓄，买了村北那块地，打了眼井，还置办了能盖三间房的的青砖和木料。就这样，在短短几年里，我家耕地有了二十多亩，人均三亩多，可谓蒸蒸日上了。但就在父亲忙着置地盖房、一心奔向富户时，1955年冬天，农村合作化开始了。

父亲是一个从旧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许是旧日苦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因而父亲十分热爱新社会。我村初级合作社成立时，虽然父亲也做过思想斗争，但还是积极报了名。当入社小红旗插上我家大门时，我也跟着父亲一起高兴。

由于人缘好、活计好，父亲被选举为我村第三队生产队长。虽然这不过是一个操心、费力还容易得罪人的小差事，但父亲很看重这个生产队长职务，仿佛从乡亲们的信任里感觉到了自身新的价值，因而把发家致富的一颗心完全用到了生产队里，爱社如家。每天，父亲总是第一个上街，敲响出工的钟声；中午和傍晚人们收工后，父亲还要到各地头和牲口棚转一转才回家。为了安排好几百亩地的农活和争取庄稼的高产丰收，他精心筹划，把各项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晚上还经常找人商量到很晚。因为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连阿拉伯数字12345都不会认写，但常见他在我们家沙土抹的屋墙上写写画画一些别人看不明白的符号或图形，问他那是什么？父亲说，那是队里的事，你不懂。

父亲虽是生产队长,有一定权力和方便，但公正无私、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当时初级社刚成立不久，还没有专门儿的队部，养牲口、放农具、存粮食，有的就分散在各家。我家小北屋有一个粮囤，就是存放队里的粮食的。粮食装满后，父亲总是在平平整整的粮食表面儿上用手指画上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图案，目的很明显，就是预防我们自己家人在他不注意时偷偷搲取粮囤的粮食，尽管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都不会这样做。还有一年，播种完花生之后，还剩下半篮子花生米，父亲提回家，也把它挂在我家小北屋的屋顶上，高高的，我们孩子即使想吃也够不着。后来我发现那些花生米开始生虫子了，赶紧告诉父亲。父亲摘下篮子，抓了一把带虫子的花生米，说：“你们吃去吧。”然后提着篮子，一家一把地分给了队里各家。

父亲过去总是低调做人，从不出头逞强，更不会和别人吵架，但在担任生产队长的四年多时间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1957年农村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整风运动中，他破例地站出来愤怒地同富农份子质对、辩论。为了保证社员出工质量和维护生产队的集体利益，他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眼不容沙，常常为此招惹吵架。1958年实行大食堂集体吃饭，食堂安在我的一个叔叔家。后来人们反映他家经常偷吃食堂的粮食、山药。父亲知道后就让把食堂改到了另一户人家。这一下得罪了我那个叔叔，他姐姐就不断找茬儿和父亲吵架、和母亲吵架。有一次摘花生，有人边摘边吃，父亲说了她一句，那人不服，嚷嚷着：花生是吃的东西就得吃，瞪个屁眼子看着也得吃！为此又吵架。还有一次妇女们推水车浇地，水流得较慢，开畦的一个小伙子就躺在地上看小人书。人们让父亲去说他。父亲说了那人几句，那人不依不饶，收工后回到村里还嚷嚷，他的姑父还和父亲大闹，说什么水不到就可以躺着看书，你想看还不认字儿呢！

这是母亲给我讲过的几件事情。那时候我在本村上小学，也亲眼看到过父亲和别人家吵架，原因大都是为了在生产队干活儿的事儿，包括我的堂哥在地里干活不仔细被父亲说过之后都跑到我家门口来吵闹。因为父亲过去一直是老实巴交，能忍则忍，从不招惹是非，更不和人争辩什么，心善嘴笨，因此常常有理说不上去，不仅得罪了人，自己还常生闷气。

有些人不仅常和父亲吵架，有的还想歪点子整他。父亲带人出工，一心想着让人多干活、干好活，有人不情愿，就想阴招欺负他。一次父亲带着一帮青年人平地，有人故意说，今天咱们谁也不能偷懒，然后让前边儿一班人、后边儿一班人把父亲夹在中间赛着平地。当时父亲已是五十多岁了，就这样和二十来岁的青年们一样的速度平地，结果累得腰疼得只能歪着身子使铁耙。到收工的时候，人们还故意笑着问：今天干的不少吧？父亲说不少不少，可腰疼得怎么也直不起来了。 

由于常年操劳，父亲的腰腿本已不好，时常这疼那疼，这样一闹腰疼更重了。当时又是吃食堂、定量打饭，难免饥一顿饱一顿。母亲心疼他，有次给他多打了一个窝窝头，父亲不高兴，怕今后饭票不够用了，结果不仅腰疼，有时还饿得浑身没劲儿。父亲后来又患重感冒，但忙着干活，没有及时诊看、吃药，汗没有发出来，内火攻心，整天嚷着脊梁沟里冒凉风，嘴上却烧起了泡，后经扎针、吃药也不见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晋县塔上中学读初中之后，因为离家太远，足有70多里地，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看到父亲比前病重，后来只能躺在炕上起不来了。听母亲说，就是在病中，父亲一听到外屋的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赶紧叫到他的炕头说说队里生产上的事。

当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刚完还有几天才能放寒假时，我村一个叔叔骑车来接我，说是父亲病重要我赶紧回去。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急忙请假往回赶，回到家里已是半夜。在昏暗的油灯下，我掏出获得的第一学期“一等模范”奖状、还有一件当时算是比较豪华的奖品（硬面带有小镜子的日记本）递给躺在炕上的父亲看。父亲的眼里闪着亮光，连连说着：好，好。

  在那个寒假，我也曾赶着毛驴到西边儿一个村里为父亲去请老中医，但是吃了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

转眼到了开学日子，哥哥帮我准备好行李就要出门上路，我忍不住回身看了父亲一眼，说：“爹，我去上学了。”父亲强睁开眼睛，轻声说：“去吧，好好念。”望着父亲的病容，我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哇地放声大哭起来，趴在父亲的炕头，连连说着：“爹，我不去了，我在家陪你，我在家陪你……”父亲忽然挣扎着大喊起来：“走，你走！你去上学，不要管我！你去上学，不要管我！”这八个字，几乎成了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因为在家人的劝说下，我还是含泪返校，但在十多天后再次被接回家时，父亲已难开口。正是这八字在心的激励，我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孜孜以学，默默去做，读完了初中、高中、大学；而每每忆起父亲的遗言，我都忍不住泪流，直到如今。

父亲一生求安，最后却是因公致病；父亲一生勤苦，却倒在了苦尽甘来之前。哥哥多次对我说过，父亲在生病期间很想吃一顿白面饺子，但那时最终没能吃上。在刚刚步入五十六虚岁时，父亲走了，虽然比起旧社会四十多岁就过世的祖父多活了十多年，但毕竟走的早了些。我在父亲的羽翼下不过只是十四五年的孩童岁月，但父亲的精神遗产却对我影响很大。自觉我的许多品性，都来自于父亲。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六十多年过去，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依然鲜亮。1983年，我曾试图写一篇纪念父亲的长文，开了头，却没能完成，现就以此作为本篇之结吧——

“要是洛寅（父亲之号）活着就好了！”我在家乡时，每逢生产队里不知如何安排耕种或分派不开活儿等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生产队里一些人这样说。我自豪、痛苦、也很气愤。我有一个好父亲，可他已经不在人世，而在他还活着为生产队日夜操劳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不这样认为、不这样说，反而净找茬儿、净和他吵闹呢？！

“要是咱爹还在就好了！”待我考上大学，背起简单的行装就要踏上远离故乡的漫漫旅途时，哥哥姐姐们带着笑、也带着泪这样说。我高兴、自慰、更加留恋不舍。哥哥姐姐们都已成家，我也终于获得了我们这偏僻小村儿第二个大学生的称号。倘若父亲黄泉有知，也会含笑瞑目了。

“要是你爹还在就好了！”当我带着妻儿返乡探亲，母望着我们兄弟姐妹五家几十口人的大聚会时，一边擦着眼角，一边不住地说着。我不知她老人家怎么又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没有说过的话，但这的确使我们又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沉的回忆。

父亲是一个好人，但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累死的、病死的、饿死的、还是气死的，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当时的乡医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只说是“饥饱劳碌”所致）。也许这些因素都有，就像茫茫大地上的一棵普普通通的小草，在风雨霜雪的侵扰、还有虫咬、车轧、人踩、牲口踏等种种围攻之下，再也无力生长，只好又化归一点点泥土；也许这些因素都没有，就像来到世上的一头黄牛、一匹毛驴一样，在经历了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拉呀、驼呀、跑呀之后，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于是又自然而然地躺下，安然睡去。

父亲永远地去了，而且去得那样彻底。因为后来我们那里实行平坟，父亲的墓屋早已荡然无存，就连遗骨和简单的陪葬物也已不知去向。在父亲长眠的地方，已经和整个冀中大平原一样平平坦坦：夏天是一片碧绿，有草、有苗儿、有庄稼；冬天则是一片黄褐色，是土、是沙、是坷垃，有时也是洁白无瑕的积雪和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