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黄

　　2006年阳春时节，回乡探母。清晨，披一缕霞光，到村外田埂散步。低头看路，脚下盛开一条嫩黄色的花带。啊，好熟悉的苦菜花！

　　苦菜花，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野菜。后来，由于一本同名小说、一部同名电影和一首插曲的流行更使这乡野小花名扬国内。

　　这种小花，在我们那里俗称“燕子尾”（尾，这里读yi ，三声）。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反正是世世代代这样流传下来的。它早春发芽，春夏开花，蕾形如米，籽飞似絮，而其花则宛若一轮金灿灿的小太阳，晨开夜闭。又由于它是簇生，因此花开时节，在田间常是一片嫩黄，在田埂则是黄色花带。那时禾苗不过刚刚出土，尚未铺绿，这一片片、一条条黄花便最早打破黄土地的沉寂和单调，在故乡的原野上漾出新的生机与美意。因此，我从记事起，就一直喜欢它，也十分熟悉它。

　　覆膜地（棉花育苗）田埂盛开的苦菜花带（2006年摄）

       望着脚下的这些黄花，儿时的记忆又闪现在眼前。那时候，每年隆冬一过，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空旷的田野里疯玩时，就开始注意沟沟坎坎的向阳处是否已有苦菜花的嫩芽发出。当那些令我们惊喜的嫩芽终于长成绿棵时，我们便尊照母嘱，提镰挎篮去一棵棵剜回来喂猪、喂鸡、喂兔。苦菜花开时，我们还常常掐一朵小黄花悄悄地插在某个伙伴的头上或衣服上，然后齐声唱起自编的儿歌：“燕子尾，开得黄，嘟哩哒儿（过去结婚时吹的唢呐声），娶新娘。”然后，自然是一通闹腾……

　　半个多世纪过去，苦菜花于我依然是那么亲切。我不由得蹲下身来，仔细观赏着这些熟悉的黄花、绿叶。和苦菜花生长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野草和野花。

　　在一簇苦菜花旁边，我发现了一棵荠菜，这是人可吃食的野菜。过去，我在家乡时没有怎么注意过这种野菜，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们不吃荠菜，也不吃蒲公英、车前子（俗名猪耳朵），不知为什么。当然更不吃苦菜花。那时人吃的野菜主要有苣荬菜、马齿苋、扎扎菜、酸酸溜等。苣荬菜蘸酱，爽口、败火。马齿苋用开水焯后，可凉拌，也可晒干后做馅，都很好吃。这两种野菜是人们平时用来调剂口味的，遇到荒年，能顶粮食吃的是扎扎菜和酸酸溜了。

　　扎扎菜学名大蓟，多年生，叶边有齿并长有长刺，嫩时可炒吃、可熬吃、也可做馅。因其叶上之刺可扎手，因此在我们那里被称之为“扎扎菜”。小时候哥哥告诉我，挖扎扎菜时越小心越扎手，一定要用大把使劲抓。一试，果然如此。于是在挖扎扎菜时，我和小伙伴们就常常像绕口令似的喊着“扎扎菜，大把抓，越抓越不扎”来给自己壮胆。酸酸溜，也是一种多年生野菜，虽然叶上也有些白绒小刺，但不扎手。它的嫩叶可生吃，嚼在嘴里有些酸，因此人们叫它“酸酸溜”。至于其学名叫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

　　扎扎菜、酸酸溜，这两种野菜在我小时候很多。有时荒年，庄稼不长，遍地的扎扎菜开着紫花，倒也好看。但此时，大人们的脸色可都不好看了，因为地里打不了粮食，就只能吃它们了。就我经历过的，吃野菜最多的年头是三年困难时期。家中无粮，哥嫂、姐姐们去生产队出工下地，肚子叫了，随手捋一把酸酸溜填到嘴里，暂解饥饿；收工时，挖一筐扎扎菜、酸酸溜回家洗洗，放锅里煮煮，加点盐，就是一顿饭。那时我正在外县上初中，也没少吃这些野菜。那滋味，自然比不上美食佳肴，也比不上家常饭菜，但它们能充饥，让大多数人度过了新中国的困难时期。

　　往事的记忆，勾起我的兴致，真想再嚼一嚼酸酸溜的酸叶、再体验一下大把抓扎扎菜的感觉。于是，我沿着苦菜花黄的田埂仔细寻找，又放眼田埂两边铺满地膜的棉田，结果没有发现一棵扎扎菜，也没有看见一棵酸酸溜。回到家里，我问正在准备饭菜的嫂子，在其他地块是否能够找到扎扎菜和酸酸溜。嫂子说，找不到了。这些年人们用拖拉机年年深翻土地，又年年使用灭草剂，一些野菜、野草见不着了。

　　吃饭时，我又说起了困难时期吃扎扎菜、酸酸溜的往事。嫂子说，过去，地里不长庄稼的年头，还能长野菜，收不了粮食，人吃野菜也能活，老天爷还是不让人饿死的。现在庄稼长的是好了，粮食打的也多了，可有的野菜也绝种了。要是再碰上荒年，人连野菜也没的吃了。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最通俗、最直白的话语，却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与天、人与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流露出盛世下的些些隐忧。

　　还会有荒年吗？那时候人们吃什么呢？……当我再次村外散步看到那些依然开得灿烂的苦菜花时，我不由得佩服它的顽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也杞人忧天般地生出一个个问号。苦菜花尚未灭绝，但人是不能吃的。

　　村树旧事

　　2011年3月，我曾以《春风忆旧》为题，写了两首小诗，分别记叙了春日里折柳拧笛和折杏插花的童年趣事：

　　柳笛

　　春风日盛柳初青，柳下群童戏兴浓。

　　折柳拧笛长短调，劲吹日落半天红。

　　折杏

　　东风款款过园林，吹绽轻红树树新。

　　乡野无梅且折杏，斜插书案一枝春。

　　小时候，柳树是我们那里的常见之树，但人们不会种在家里和街里，而是种在村外路旁或沟边。那时垂柳很少，多是旱柳，也叫馒头柳，就是枝条向上、冠似馒头。这种柳树可以长得很粗，是做厨房案板的首选之材；其向上的枝条，可以採下编篮子编筐；而它的叶子初冬落下后，可以扫归喂牛喂羊。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柳树的最大吸引力是在春天。那个时候柳枝的绿色外皮和中间的木质很容易脱离拧开，这样可以做成粗细长短不一、音调音色不同的柳笛。大家鼓起肚子比着吹来吹去，呜呜哇哇的响声此起彼伏，俨然一台柳笛大合奏。春天柳下，还有一件趣事恐怕后来再也无人知道，那就是在柳树发芽开花的时候，当地会生出一种黄豆粒大小的黑色飞虫，我们叫它“黑巴拉虫”，专门趴在嫩柳枝叶上，尤其是傍晚时分最多。于是，当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就折些柳枝扛在肩上在树下走来走去，不久柳枝上就会爬满了这种小虫，然后带回家去，摔在地上，家里养的鸡就争抢着去吃。母亲说，鸡吃了这些小虫子，会长得快、下蛋多。

　　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很少种果树。尽管一些民谚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能背得很熟：比如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这是讲果树初果的年头； “桃花开，杏花谢，梨花墙头喊姐姐”，是指果树开花的先后；还有“桃饱杏杀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是告诉人们桃养人、杏伤人，李子吃多了会致命。但是，民谚中的桃树、梨树、李子树等，在我们村却没有人种，杏树也才只有一棵。那是在村西北方一块菜地的井台边，小的时候觉得它很粗、很高，应该有些年头、很是稀罕了。早春杏蕾初绽，我们就偷着去折一小枝回来插在个瓶子里头，放在窗台或桌子上，像是供梅花一样地等着那小骨朵开放；当小杏长成不久，我们就开始在树底下转悠，寻觅些风吹下来的小酸杏，虽是有些苦涩，但也舍不得扔掉；等到杏黄的时候，更是一天三转，捡些风吹落果，有时也可能拿一根秫秸杆子偷着敲几个下来赶紧跑掉。那棵杏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春天第一花、夏天第一果”的甜美记忆。

　　如果把枣树也归为果树，那么我们村的果树也算很多，每家的院里、宅地、村边四周的空地、地边都种有枣树，成片的叫枣树林子，成行的叫枣树趟子。我家的院子虽小，还种着五棵枣树。我家院墙西边没有人家，是一片枣林，再往北一家人的地边上有一溜枣树趟子。这些枣树下，都是我们西街孩子们的乐园：枣树木质比较结实，分叉又早，正适合我们孩子爬上爬下；枣树开花了，我们在树下闻香、玩耍、嬉闹；青枣发白、挂红了，我们开始摘枣、大嚼，虽然人人都挨过家长“爬瓜溜枣一辈子学不好”的呵斥，但没有哪个孩子不偷枣吃的；待到人家秋来收完枣后，我们又会在寒风吹过的早晨去捡拾些从高枝刮下的剩果……枣树林中的童年不仅甜美，而且多彩。当然，有时也会不小心被枣刺扎破手脸，但回家是不敢对爹娘说实话的。

　　村中比较多的还有槐树，主要是种在街的两边。大门口如果有一棵老槐树，那是人气很旺的地方：槐荫遮阳，左邻右舍经常扎堆儿聊天、或是吃饭；妇女们则经常在这里纺线、纳鞋。我们小孩子有着另一番乐趣。比如说，槐花满蕾时，我们用一根带叉子或铁丝钩的长秫秸杆，高高举起，把那一穗穗黄色花蕾拧下来，晾干，可以卖给当时的供销社，换点小钱。据说这黄色的槐花蕾可以制作黄色的颜料，还说过去的军装就是用槐花蕾染成的。我记得母亲为了给孩子做虎头鞋，就是用白布包上槐花蕾反复砸来砸去而染成黄布的。待到秋天，槐花结籽之后一嘟噜一嘟噜像豆角一样地高挂树上，我们叫它“槐莲豆儿”，剥出那豆子用水泡泡，去掉苦味，可以煮着吃。槐莲豆儿豆荚是黏的，我们把它砸成槐莲泥，手捏着是软软的，但是把它做成一个圆球打在墙上却又是硬硬的，也并不粘在墙上，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我们又有的玩儿了，在槐莲球里粘塞一根短绳，手拿绳子抡几下然后甩向砖墙，啪的一声，槐莲球打在墙上接着又弹回来。我和小伙伴们便这样轮流打来打去，就比看谁打得高、打得准。那断断续续的乒啪声，洋溢着我们孩子心中的快活。

　　榆树浑身是宝，因此人们种的也不少。早春榆树萌发，我们就开始上树或者在树下捋下榆钱儿或嫩榆叶，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掺在棒子面里蒸窝窝头，或者是烙榆钱饼，都很好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榆树叶差不多长出来就被人们捋光吃了。榆树干直高大，木质坚硬又有韧性，是农村盖房作梁作檩和打家具的好材。伐倒后的榆树皮，很快就会被人从上到下剥个干净。这种榆树皮去掉外层的糙皮，留下里面一层白皮，凉干、轧成粉，就是粘性强、无异味、口感好的榆皮面，把它掺到玉米面、小米面或者是荞荞麦面里，和成面团擀面、包饺子都可以。在缺乏白面的日子里，这种面条、饺子也算得上是美食了。

       清官店村东口杂树（1996年摄）

       在村里、院里人们种的比较多的还有臭椿树。这种树树干比较直，长得比较高，也长得比较快，多用作板材。因其叶有臭味，所以我们小孩子一般不去碰它，只是在霜打叶落后，我们才把它的叶梗搂起来回家晒干当柴烧。

　　那个时候村里也种杨树，但不多，有小叶杨和大叶杨两种。顾名思义，小叶杨叶子小，树干矮而不直；大叶杨叶子大、光溜溜的树干挺直且高，记得村北一块地边上长有两棵，是我们村儿里那时最高的树木、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难爬的树木了。每当风起，大叶子哗啦啦响个不停，如鼓掌、如欢笑。秋天叶落，人们收集起来，盖新房时铺在房顶封泥的下面，都说这样防雨、防水效果更好。

　　大概是受民俗所说“家不种桑”（与丧同音）的影响，没有人在村里、院里种桑树，因此记忆里我村只有两棵桑树：一棵是在村南边上，还有一棵是在村西南我家的四亩地边上。小时候也学过养蚕，春天就去那里采桑叶；桑葚熟了，便常嚼一嘴紫红。

　　在我们村东边的一块小坟地里头长有一棵杜梨树，四面丛生，几乎无干，满身是刺，也结果，只有手指头肚大小，黄褐色，一嘟噜一嘟噜的，吃起来有点儿酸甜、发面。那也是我们小孩子经常去的地方，但每次摘果时都特别小心。

　　在村西张家坟里有几棵柏树，因为人们常去折枝，所以总不旺盛，干裂的树干上长几丛绿叶，和周围的坟头一样让人感到凄凉，又有人说树下坟洞里有蛇窝，所以我们小孩子很少去那里。

　　还有，村西南角一家院子里种着一棵乌拉叶，密绒黄花，灯笼串果，果中黒籽如圆豆，可穿成串戴手腕上如镯子、挂脖子上如项链，是女孩子们喜欢之物。

　　还有，还有……还真想不起来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村的树种终归还是比较单调的。但就是这比较单调的村树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童年生活。

　　后来，村里人口不断增长，结婚、分家的越来越多，因此村里的宅地和村边的空地上的枣树林子几乎都被新房、新院占领，而地边上的枣树趟子也因合作化后妨碍耕作而被砍伐。街两边的大槐树也陆续被刨掉，后来虽栽了一些洋槐和泡桐，村边栽了些加拿大白杨，但长成大树的很少。

　　清官店村南一片果林春花怒放（2006年摄）

　　新千年之初，我退休后回乡探亲，发现村子四周已是一片一片的果林，梨树、桃树、杏树、苹果树、红果树等等，是土地承包后村民为了求得更好收益而陆续种植的，都长势良好，花果飘香，收益也不错。过去总觉得是我们那里的土壤不适合于种果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越来越多，果园的人工成本在不断增高，因为果树开花后的授粉、疏果、套袋儿、摘果、卖果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可农村劳力越来越少，雇工很难，再加上近年来又要退林还耕，因此一片一片的果林正被砍伐废掉。将来会不会又从花果之乡回归到树种单调，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