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刑警全体出动

　　1990年4月6日上午。

　　西昌卫星发射现场，准备升空的火箭、卫星已上了高高的塔架。

　　极其易燃易爆的液氢、液氧全部注入到位。

　　“亚洲一号”的整个发射工作到了最紧张的发射阶段。

　　就在这时，西昌发射中心通往北京航天指挥中心的热线突然中断!

　　这是一条指挥线路，如不及时查出故障并修复，后果不堪设想。高度戒备的部队通信施工、修理人员紧急出动，逐段检查，分段测试，很快查清了原因——埋设在山沟里的电缆井被撬开，5根1.7米左右长的铜导线被齐刷刷割断!

　　凉山州公安局卫星发射现场安全保卫指挥组闻讯，指挥长、副局长舒仕渊急忙调兵遣将，所属3级刑侦人员火速出动，很快就全部赶到了现场。

　　经过勘察现场，走访附近村民，初步认定是两名犯罪分子盗窃所为，并很快排出重点嫌疑对象，发出了通缉令。

　　至7日中午，刑警们已经在追捕罪犯了。

　　每次进行航天发射时，美国和西欧11国联合航天组织对他们的发射现场及附近，采取无人区和彻底净空的做法，将一切无关人员全部远远挡驾在警戒线之外。

　　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被群山怀抱、5个行政乡包围的西昌发射中心现场，免不了有当地群众出入其间。凉山州公安机关的干警们从几年前进驻这个地区起，就牢牢记住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公安工作方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地维护好卫星发射中心的安全。

　　发射中心现场周围的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干警们的工作重点。几年时间，清退了这一地区外来人员100余户500余人，并对经常出入路过发射现场的2000多人颁发了通行证，严格控制这一地区的流动人员。在通向关键部位的泽远等4个路口，他们配合部队、民兵设了4道哨卡，并派出4名治安民警长驻在山沟里参加巡查。

　　在发射的前几天，守护发射场区5线（铁路、公路、电缆、通信、输电）的任务最为艰巨。仅塔、杆在这一地区就有700余处。除部队守护约三分之一外，凡架设在崇山峻岭的塔、杆都是由干警参加巡查、群众守护的。一人守护一塔一杆，24小时不能离人，吃饭靠家里人送，冷了靠被盖档风御寒，直至卫星发射升空成功。

　　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四川省就有成千上万人义务参加护杆护塔。他们既看不见火箭上天、卫星升空的壮观场面，也听不见发射成功后现场迸发出来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浪，面对他们的只有冰冷的一座座铁塔，一根根线杆。

　　这也是一种奉献。

　　十五、天气•天气•天气

　　4月7日16时，西昌航天城。

　　浓浓的乌云压在发射架上，也沉甸甸地压在航天人的心上。

　　指挥员、航天专家们都焦虑地仰天而望，思索一个共同问题：“如果天上云层带电，火箭穿越云层时会引起爆炸，怎么办？”

　　与发射架对峙相望，6公里外的指挥控制中心的参观台上，此时云集了来自各国的外宾们，他们也在紧张地注视着，议论纷纷。

　　指挥控制大厅里，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们扛着机器在寻找录像目标。可是，发号施令的各路航天大帅们却都没有就位。

　　全国各地和香港地区千千万万双炎黄子孙的眼睛焦急地盯着电视荧屏。

　　发射场坪上细雨纷纷，雨点敲打着每个人的心弦。

　　身材魁梧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身着浅灰色西装，系着紫红色领带，俨然一派学者风度。他走进被人群包围的指挥所，腰杆笔直，昂首挺胸，镇静自若地站在专家中间，有棱有角的嘴不轻开口，浓眉大眼放射着智慧和刚毅的光芒。他深知此行担子重于千钧，仿佛全中国、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用焦急眼神盯着他。

　　作为发射场指挥专家，沈荣骏十分清楚，此种天候下发射卫星并准保成功绝非易事，风险很大。

　　1987年3月26日，美国阿特拉斯——半人马座火箭起后飞后不久就在浓密的云层中遭到多次雷击，失控，51秒种后被地面下令摧毁。

　　同年6月9日晚7时，位于弗吉尼亚洲瓦罗普斯岛发射场5枚火箭即将升空时，风雨来临，3枚火箭被雷电击中并自行点火升空，造成美国航天史上又一罕见事故。

　　1990年2月22日，法国“阿里安-4”运载火箭起飞后不久爆炸，由它运载的日本“BS-2X”广播卫星和“超鸟-B”通信卫星同遭厄运，直接损失高达6亿美元。

　　3月14日，美国发射的“大力神-3”型火箭未能将“国际通信卫星-6”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造成5亿美元损失。

　　这些异国同行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沈荣骏的关注和重视。他和发射中心的同事们一起争这口气，要让全世界看得起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

　　一直守在发射场的气象专家吴传柱显得更为紧张不安，他真后悔不该改变初衷，应该坚持在5日晚上发射亚星的计划。

　　发射卫星必须有适当的时间窗口。所谓“窗口”，就是有利于卫星入轨和控制的最佳时机。为此，航天专家要精确地设计“窗口”，充分考虑卫星与地球、太阳之间的最佳姿态，满足卫星上能源、温控、控制等系统对于天地的苛刻条件。

　　比如，卫星入轨打开太阳能电池帆板后，必须立刻“捕捉”太阳，以保证太阳能电池正常供电。卫星进入过渡轨道时，为确保卫星上镉镍电池放电，要求卫星处于地影的时间不得小于30分钟。而对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来说，则不可“捕获”太阳。既不能太“热情”，又不能太“冷淡”它，只能保持在零下20度到零上40度的范围内。因此，不同发射日即有不同的发射“窗口。”

　　发射中心主管气象的副总工程师吴传柱和气象处气象室，早就接到指令：提前作4月上旬“亚洲一号”发射时间的准确天气预报。吴传柱同来自中央、四川省的气象专家合作，早在3月1日就预测出——

　　4月1日至3日气候不好，4日不具备发射条件，5日天气最好，7日至14日天气比较差。

　　据此，发射中心提出在4月5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3月28日上午，中外双方召开协调会。

　　会上，吴传柱明确提出在4月5日晚实施发射。可是，外商感到4月5日清明节，是“祭日”，有一种压抑感。

　　外商认为7日是“吉日”，坚持在7日发射。

　　双方一时争执不下。

　　4月1日20时，中外双方再次坐到会议桌上，商定发射时间。最后，中方作了妥协，同意在4月7日晚发射。

　　吴传柱同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再次研究，仍然认定5日天气好，7日天气坏。预测7日发射场上空是多云间晴，云层6层。地面风速不大于8米/秒，12000米高空风速不大于60米/秒，只具备最低发射条件，危险性大。

　　预测很快应验。

　　5日天气很好，晚上晴空万里。在场人员都说：“如果在今晚发射卫星，真是吉日良辰。”

　　7日，发射场上空果然云层密布，下午还下起了雨，打起了雷。对于打雷曾有预测，考虑到当时地面只有15℃，高空雷爆不会落地，也就没有推迟3级火箭液氢液氧的加注。但当雷爆响起时，却着实让吴传柱忧心如焚，万一下地，将是一场大灾难。

　　此时，吴传柱决心与星箭共存亡。

　　吴传柱没有观望，没有理怨，他带领气象人员细致认真工作，继续向指挥部提供科学的预测——

　　7日晚，发射窗口有3个时间，即19时40分左右，约半小时；20时40分左右起，不到10分钟；21时以后，有一个多小时。

　　指挥部最初把发射时间安排在19时40分，各项发射准备工作都照此时间进行。到了19时30分，天空仍然乌云密布，不能实施发射。

　　20时过去，天气仍无大改变，发射时间继续推迟。

　　吴传柱和其他气象专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们仔细研究了7日19时卫星拍摄的云图，发出了21时后发射场上空无云的测报。

　　沈荣骏迅速地计算了一下第3发射窗口的时间——80分钟。此时，犹豫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贻误战机。他相信长期在发射场工作的气象工程师，他相信80分钟之内，只要发射场上空的云层露出一条缝，火箭就会从中冲出去直刺天穹。他与指挥部副指挥长胡世祥统一了思想，坚决果断地向科工委指挥部首长丁衡高和邢永宁报告了发射时间——21时3分。

　　电视屏幕上遂出现了因发射场天气不好，发射将在21时30分进行的预告字幕。

　　21时，月光开始透过薄云射向地面。随后，星星愈来愈多，愈来愈亮。再往后，月亮终于钻出了云层，罩在四周山头的浓雾也渐渐向东远移，发射场上空亮开了。

　　吴传柱如释重负。

　　沈荣骏心情一振。

　　发射阵地和指挥大厅出现了繁忙欢快的景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