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这是十多年前的一篇旧文，作者是咸阳师范学院的男生桥老师。此文最早贴于博客，当时我做了如下文字说明：

        南生桥先生是咸阳师院中文系的副教授，说起来算是我的老师，但没有给我带过课，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他还尚未到学校，但彼此知道。不久前，南老师给我送来了他的新著《二十五史梦文化麈谈》，麈，（音主）就是俗称的四不像。这当然是老师谦虚的说法，能把二十五史通读一遍的人，现在都很少了。把二十五史里面的梦专门抽出来，进行研究，已经让人感到更不简单。梦是人人都会涉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可能会当作迷信，但是科学的发展，会越来越解释清楚梦和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南老师的研究，看似古老，实际前卫。

       在他送我书的同时，我也送了一本我前些年出的书《卧听夜籁》，不长时间，他就给我写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并附了一篇长长的读书札记，让我很是感动南老师的读书之速和治学之严谨，现在把南老师的信件和札记贴在下面，是感谢。也是纪念。

       读《卧听夜籁》札记

       南生桥

        一、令人心酸的《父亲的客气》

       通读全书，以此篇最为感人，印象最深，久久难忘。因为她触及人心中最柔软之处。

       老父身背近百斤重的红苕、包谷糁、豆子等吃的东西，从数百里外的老家奔赴铜川，又在四面透风的火车站呆了一夜，次日一大早赶到在此工作的儿子的家。老人乐享含饴弄孙的天趣和儿子、媳妇的孝敬。“但我很快就发现了父亲的客气，这个过去在家里大声说话，理直气壮的父亲，而今在他儿子面前，在他儿子的家里却显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甚至不知道手脚该往什么地方放。”终于有一次，全家在客厅的饭桌上吃饭，老人吃完一碗饭后说他自己去盛，但却未再回到餐桌，作者觉得奇怪而到厨房去看，“只见父亲一个人蹲在厨房的炉子旁，在那里吃着饭。那样孤独，那样落寞，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对于把全部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在自己考上大学时“控制不住地哭出了声”的老父，现在却“在儿子的家里，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处处小心谨慎的客人，你的小心，你的客气，让我觉得是那样的陌生”，于是他忍不住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的父亲！”

       读到这段文字，直欲心酸落泪，为作者的亲情而落泪，为老人的落寞而落泪。

对于作者的发问，愚以为其原因有二，一是直接原因，二是深层原因。

       直接原因是解放后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一些经济政策。在这些制度和政策下，城里人、公家人和乡下人、农民是差别巨大、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前者有基本生活保障，还可以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政策，后者则一切要“自力更生”，面对天灾人祸只能听天由命。久而久之，如马克思所说存在决定意识，前者自然对于后者具有了优越感，后者也无形中在前者面前产生了自卑感。五六十年代就有上大学的儿子在人面前不认前来给自己送钱物的父亲，80年代也有类似报道见诸媒体。这种情况近年来随着国家各种关注三农政策的落实而有所改变，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依然如故。深层原因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等级观念。等级观念早已化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渗透于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各个细节，一不留神就本能地冒了出来，那怕是骨肉至亲也概莫能外。

       在自己一手抚养大并供他上大学而成为“公家人”的儿子家里，在一心亲敬孝顺自己的儿子面前，作父亲的还难以做到身份认同，还要因本能似的自卑感、生疏感而如此“客气”。 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它带有普遍性，许多人（包括笔者）的父亲当年也遭遇过它。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悲，因为平等意识直到今天在我们心目中还是稀缺资源，至于我们心向往之的公民意识，那又从何谈起？

          二、可爱有趣的“文学狂人

        《关键是写出好稿——一位副刊编辑的感慨》中说到一位自称“文学狂人”的业余作者，他因为“自己的诗文屡次栽在王编的手下，很少见诸报端。……于是在抱怨王编之时，我心里也涌起一个强烈愿望：攻不破王编非好汉！”

        寥寥数语，让我们读出了好几个信息。一是这位“文学狂人”的文字颇通顺流畅，且不乏幽默感。他痴迷文学，可爱；他要发誓攻破“王编”，有趣。多亏这是一封书信，如果是恐怖炸弹，是会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来的。二是“王编”敬业把关，拒绝不合格的稿件。

      “王编”对他的回应，先举一般来稿从内容到写法的雷同之失，再举南方一些投稿专业户的为文之长，这样一反一正的对比之后，最后对他的忠告是“写出好稿才是关键”。

        类似之作还有《给一位业余作者的信》和《与一位业余作者的谈话》。前一篇是对一位过于性急的质问者的柔中带刚、有理有节的回驳，后一篇是对一位已经下岗、生活困难，却又想花钱出书者的善意诚恳的规劝。此篇使我想起路遥1991年5月16日下午在国棉一厂礼堂作报告时讲的一件事。1980年《人生》发表之后，有一位青年给他写信说想搞文学创作，他当时回信满腔热情地鼓励了一番，说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成功。谁知这位青年整整写了10年，却连一个字也没能发表，到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路遥说对此事他很后悔，再也不随便鼓励别人当作家了。他的结论是，一个人一生要找到自己的坐标，只要使自己的才能能自由地舒展就好，不要失去劳动者的观念，也不一定非要当个作家不可。上述后一篇亦出于同一理念，二者皆是宅心仁厚者的肺腑之言。

       三、《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知识分子的必然悲剧》

      “知识分子”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在18世纪获得独立身份的，此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种种蓝图。此概念引进我国之后，大抵对应于古代的士或读书人，其立身行事的准则可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概括之。不管中西，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都有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操守。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以厚黑为“核心法则”的官场必然要遭到悲剧命运。

       此篇可与《歪说“好人不长寿”》相参照。好人因为其意识中“有很多的清规戒律和道德规范”，所以“一般活得很累，……他一直在压抑自己作为人的各种需要。而压抑、自责、内疚、良心不安，直接影响的就是人的精神”，因而“是好人在自己缩短自己的寿命。”这和好人在官场遭到悲剧命运有相似之处。

       拙著182页说到“精英在事业上是条龙，痞子在事业上是条虫；而一旦二者发生碰撞，那精英就成了虫，痞子倒成了龙。在历史上，精英败亡，痞子取胜的悲剧多有发生。”而痞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其重要原因是“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调动各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以逞其恶，而精英则因为恪守种种君子之道而自缚手足”。此说与上说亦有相通之处。

       四、《机遇给果断而勇敢的人准备》

       此篇所论可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一段话相印证。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有一篇《滑铁卢的一分钟》，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役，败在格鲁希元帅只考虑了一秒钟的那个不去增援拿破仑的错误决定。茨威格慨叹道：“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巴。”他进而大发下面这段有名的议论：“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五、《名人与凡人》

       此篇可与王选之言相参照。

       王选说：“可惜的是，中国有些人崇尚名人。名人用过的东西叫文物，凡人用过的东西就叫废物；名人喜欢喝酒，是豪饮，凡人就是贪杯；名人表示亲切，握一下手，就是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人；名人强词夺理，没有道理也能说出道理来，就是雄辩，凡人就是狡辩；名人做些蠢事、很荒唐的事，就是名人逸事，凡人就是犯傻了；名人发脾气是有个性，凡人就是劣根性；名人年纪大了，就叫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名人和名人之间互不服气，凡人和凡人之间倒是和和气气的。这些比喻来自一篇报道，我把他做了一些发挥而已。”

       六、《宝贝，对不起》

       此篇可与《不体贴的父亲》相参照。二者不约而同地触及人心中另一最柔软之处。

        卡耐基《人性的弱点》第一部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技巧》，在其《1 如果你要采蜜，不可弄翻蜂巢》中附有一篇《不体贴的父亲》，讲一位父亲在简单粗暴地对待儿子之后的懊悔愧疚之情。其文有1400多字，在此仅转录其首尾两段：

“听着，我儿：在你睡着的时候我要说一些话。你躺在床上，小手掌枕在你面颊之下，金黄色的卷发湿湿地贴在你微汗的前额。我刚刚悄悄地一个人走进你的房间。几分钟之前我在书房里看报纸的时候，一阵懊悔的浪潮淹没了我，使我喘不过气来。带着愧疚的心，我来到你的床边。”

       ……

      “我想我以前是把你当做一名大人来看。但是我儿，我现在看你，卷缩着疲倦地睡在小床上，我看到你仍然是一名婴孩。你在你母亲怀里，头靠在他肩上还只是昨天的事。我以前要求得太多了，太多了。”

中西文化虽有差异，但最基本的人性、人情是共同的，相通的。

       七、《老师杨昭勇》

       此篇所讲上课时看小说被老师逮住的经历，很多学生都有过。杨老师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大度能容，慧眼识人，因材施教，而不像一些老师那样，斤斤计较自己的面子，对学生严加训斥，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在课堂上看《薛丁山征西》被赵老师发现，他当时未说什么，却在课后收去了我的书，过一段后又还给我。赵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几年前，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学生，先是送给他“师恩如海”的牌匾，后又敬贺他老人家80大寿。此前，我还在《咸阳日报》上发表过《精神之父》的短文，抒发对这位将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后来却被错划为右派的恩师的敬仰、感激之情。

       八、为文之要在于有思想

       《关键是写出好稿》中曾说到很多来稿中在内容和写法上出奇的雷同，这当然是为文之大忌。而在过了这关之后，除了要有真情实感之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文章中要有思想。上面说到的几篇文章，都分别涉及一些最重要的价值和理念，这些价值和理念是“干物质”，是“干货”，它们使文章具有思想重量。有了思想重量，文章就会有分量，有教益。

       当然，说着容易做着难。不要说写文章要有思想，就是读一些文章，要真正读出其中深蕴的思想，亦非易事。补救之法，庸碌如我者，亦只能多读多思多揣摩而已，久而久之，庶乎能有进益。

                                         2010年1月10日.

       按：此文当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王永杰先生。在前附言曰：

永杰先生：

       近因期末考试命题阅卷等事，对尊著是分为几次读完的。我读书有个习惯，即在读时若有所感，就随手写于书边。读尊著时频有感触或共鸣，也就在书边上写了不少。现将其中可说的部分粗理成几条，发来请你一阅。因散漫无章，姑谓之“札记”。这是咱们个人之间的交流，不足为外人道也。

       所引他人之文或言说，意在说明同一道理，不同的人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思考、认识和表述，所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或“条条大路通罗马”者是也。你所涉及的这些论题，能与他人暗合，正说明你的思考和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本职工作使你忙于看稿、编稿、发稿；在党报供职，也不能像一些“自由撰稿人”那样有相对自由灵活的话语空间。所以你的言说是令人感佩的。

       古人云：“交浅言深，君子所忌。”你我谋面不多，我却要这样谬托知己似的做这些深度交流，是否有些冒昧唐突？我以为不是。因为我是在读了这本书而自认为对你有了较深了解之后，才这样做的。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意谓知其人才能读懂其书。这样看来，我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是由读其书而知其人的。看来，圣人之言亦非“句句是真理”，倒是颇有商量的余地，仍用圣人之矛以攻圣人之盾：“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原想取第二人称视角的面谈式，不知怎么又写成了第三人称。大概是习惯使然。

       专此奉闻，即颂

编祺！

                                        201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