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趣谈 

　　古今中外，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会有一个姓名。姓，是一个种族延伸的符号；名，是各种族中区分每个个体的符号。不同种群、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姓与名的命名习惯与讲究各不相同，于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姓名文化。

　　我的故乡的姓名习俗当是我国北方农村姓名文化的一个部分，有的习惯还在延续传承，有的正在发生着变化，有的则已失传了。现在随笔忆来，算是为中国乡土姓名文化留下一点点真实的记录。

　　（一）

　　过去在农村，只要是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一连生育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八九个孩子的人家不在少数。但是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艰苦，因此孩子的成活率有时也很低，夭折者常有。人们为了延续后代或发家致富，除了在耕种、持家上奋斗、努力外，也在孩子的起名上有了很多讲究。

　　以男性为例，富裕些的人家少有夭折之虞，给孩子起名自然多选荣、华、富、贵、福、禄、财、喜等吉祥字眼，以求日后发达显贵。一些普通人家或穷苦人家，一来没有文化，二是为使孩子能够成活、长大成人，就随便起个名字：有的为了保住孩子，就起名锁、栓、抓、根、柱等；有的干脆就叫娃儿，我村就有郭娃、康娃、张娃等……

　　在我们那里还流行一种“名丑命壮”说法，就是阎王爷并不关注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因此，一些土得掉渣的各种各样的名字便应运而生。比如，有的以动物命名，在我们小村里叫狗的就有三个人：李狗、赵狗、张戌狗，还有的叫小虎、小驴儿、小牛儿、公鸡、知了、小鼠儿、甚至还有叫屎壳郎的。有的以身体命名，如大胖、二肥、小瘦巴、小屁儿、小秃儿、小眼儿、小小儿、刺闹、坏子等等。也有以物命名的，比如钢球、小壶、大印、小圈儿、年糕、大蛋、二蛋、黑蛋等等。

　　以上这些人名，都是我小时候我们村里的真实存在，其中不少是我的同辈或长辈，大多今已作古，祝他们天堂安好。

　　（二）

　　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无论名字怎么土、怎么俗都无所谓，大家叫的多了，也就习惯了、亲切了。但是男孩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之后再叫小名，有的就有些不雅了。于是，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个起大号的习俗，就是除了小名之外还给你起个大号。

　　这个大号，一般是一个字前头加一个“老”的字音，但为了表示这不是说年龄上的“老”，而是一种人生资历方面的成熟，于是就没有用“老”本字，而是用了一个“洛”字代替、但读老音。比如我父亲小名“张小卯”，大号叫“张洛寅”；我伯父小名“张登路”，大号叫“张洛寻”。

　　成年男子起大号是有仪式的。这个仪式多是在比较重大的集市或者是庙会上来举行的。像我们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大庙会上都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摆上香案，请人来为成年男子起大号。负责起大号的，多数是当地比较有些文化知识、知书达理的老者。当给你送号之后，你多少送些报酬，以表谢意。据我所知，我村有大号的大都是我的长辈，因为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仪式已经没有了，年轻些的村民，再没有了大号。

　　我大致研究了一下，所送大号并非随便找个字就行了，而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大多是按照你的小名的字意延伸出一个字来，这个字不仅和小名有些关联，而且更加通达、吉祥。比如说：

　　家父“张小卯”、号“张洛寅”——寅虎卯兔，寅比卯大；伯父 “张登路”、号“张洛寻”——上路必为寻事物；二爷 “张庆发”、号“张洛起”——发后自然起；三爷“张庆怀”、号“张洛安”——怀思必有安；外祖父石小龙、号石洛闪——龙飞则电闪；还有村中长者张振同、号张洛友——志同为友；魏宝顺、号魏洛通——顺则自通；那位叫屎壳郎的爷爷大号张洛灵，细思也挺有意思——屎壳郎鼻子灵、身子灵……

　　曾经读过故乡《辛集市志》中一篇关于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文稿，讲到在“八.二〇”小冯（村名）惨案中被杀害的有潘老寿、陶老余、张老满、赵老景、赵老想、赵老余等五百余人。这些人名应该都是大号，其中的“老”字应该都是“洛”字，只不过整理者可能年轻不了解过去名号讲究，便如此记录、下传了。我这样想。

　　（三）

　　大概父亲、伯父都希望我们家男孩子命硬，因此我、我哥和我伯父家两个堂哥的小名都是以物命名的：大堂哥叫大蛋子，二堂哥叫大夯，我哥叫大wao（四声），我叫大锤，都有实物相对。

　　我哥的这个wao字也是夯的一种，比夯形制略小，在我们那里人人皆知，但有声无字。我哥上小学时没法记名，老师就给他自造一个字：木字下面加个石。于是这个自造字便延续使用下来，直至今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名，也都认识这个字。因家父去世早，我的家信收信人都写张大wao这个名字，后来邮递员也就认知了。但要拍电报就不行了，因为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只能采用别的办法，很是麻烦。　　

　　1981年5月，偶然翻到一本语言文字方面的杂志，便斗胆以《汉语中应有wao音及其字》为题，写了一篇小文寄去。是这样写的——

　　就我所能看到的辞海、词源、词典、字典中均无wao音，但在我的家乡河北省束鹿县北部，即束鹿、安平、深泽三县交界一带，不仅有wao音，而且有人造了其字。

　　一、在我们那里，一般把夯称作wao(夯音也用)，其物为一块石头上绑缚四根、三根或两根木柄，工作时分别由四人、三人或二人握柄举石砸地，称作“打wao”；还有一种是一截短粗木头，中间安一木柄，如大榔头般，一人使用，用此砸地，称作“打小wao”。因有此物,就有以此为名者,我哥哥即其一,叫“大wao”。解放初期上学时，一位老先生就给我哥哥造了一个wao字。此字上为木，下为石，属会意，又不和其他汉字相重，尚合理，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二、在我们那里，把绕线用的一种器具称为wao（四声）子。其物用木条交叉构成，中有小孔，安装在有轴的架子上，用手摇动旋转，使线缠绕其上，就是词典中通常讲的“络子”。

　　三、在我们那里，人学狗叫所发之声并非通常所用“汪汪”，而是wao  wao(二声)。细听起来，倒是后者更接近于真狗叫声。

　　既然客观现实中有wao音及其物，那么在汉语中也应有此音此字。建议有关部门对此做些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并考虑在汉语中补上这一空白。我意可在现代汉语词典、字典中增加wao音,其下暂为三字：一是汪汪wao  wao（二声），相声词，形容狗叫声；二是不妨用上木下石此字，名词，即夯（方言）；三、暂以四竖两横造象形字，名词，络子（方言）。

　　——小稿发出，石沉大海，没人理我。现录其上，权作闲人轻言。

　　春节忆灯   

　　每年春节，京城的大街小巷总是张灯结彩、灿烂辉煌，徜徉其间，自然会有浓浓的节庆感受。但久而久之，还是会想起童年老家过年的灯彩，虽然简陋，却有另一种过年的味道和乐趣。二零一一年元宵夜我曾写下一首小诗，就是这种心绪的表达：

　　鞭炮鸣雷伴月升，烟花映雪兆年丰。

　　京都夜彩千般好，总忆童乡纸画灯。

　　灯是人类的照明必备之物，自古以来，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无论闹市还是穷乡，那灯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但小时候平时在家看到的灯却非常单调：开始时是似碗如勺的家传铁制油灯碗儿；后来是陶制带座的灯盏，也是烧黑油的；再后来才有了煤油灯、泡子灯；人们出门照夜用的是马灯，有玻璃罩和铁丝梁，可提可挂；庙会戏台上和村里有夜会等大场面时挂的是气灯，在没有电灯之前这是最好的照明。

　　到了过年的时候，农村的灯才会多样起来。

　　家传百年铁灯碗儿

　　（一）天灯

　　最早出现的年灯是天灯，就是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杆，在顶端装饰一些五谷杂粮（有的是用高粱杆做的象形物）和柏树枝，象征着五谷丰登和长青不老；装饰物下边直角伸出一根木条，上面装有滑轮和绳索，年夜开始可以高高地把一盏灯笼灯吊起，很远就能看到；有的讲究些的还在最顶端装上风轮，一边一只木制小鸟，随风开合的翅膀带动风轮顺风而转，独具匠心。

　　这种天灯不是家家都挂的。有的村子为了过年吉祥，大家集资油钱，年年都在村中心高挂天灯，我姥爷家的北里厢村就是这样。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大多是当年有事到庙里许愿应验后在过年时给老天爷挂灯还愿的。家竖天灯，一般在屋门左侧，高过屋顶。

　　每年我从中学放年假回家的路上，大老远看到村中的天灯早早竖起来时，总是禁不住和同行的同学一起高喊：过年了！

　　（二）街灯

　　接下来的是街灯。在我们村，街灯大都是木制的方形纸灯，过年前有专人拿出来清洗灯柱，四面糊上白色的窗户纸（高丽纸），然后在上面请人画一些各种各样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我们西街大都是我一个叔叔画的，寥寥几笔，很有情趣，人们爱看。长大后，我也曾画过这种灯画。灯画画好后在纸上简单地刷一点桐油，那白纸就变得透明了。

　　有的村或有的街没人画糊灯笼的纸，就在年集上买一些大小合适的木刻彩印的画片贴上。那灯画的内容大都是当时一些流传较广的戏文，人们一边看着那灯画，一边给孩子们讲着戏文里的故事。过去农村人好多文化历史知识和道德传统，就是从说书唱戏的故事中获取、口口相传的。

　　那个时候蜡烛很少，人们买不起，就用陶制的灯碗儿，里面放上集资买来的黑油，点着灯焾儿放进灯笼里挂起来。一般是一根跨街绳上挂

两盏灯和一些彩色吊挂。夜幕降临，虽然灯光有些灰暗，也不

稳当，稍微有些风吹便晃晃悠悠，但那晃晃悠悠、朦朦胧胧的灯影，伴着四邻八舍飘出的肉味儿、菜味儿、燃香味儿、鞭炮味儿，使得乡村小街的年夜更加充满了神秘的喜庆、欢乐与香甜。我们小伙伴儿们穿上新衣在灯下玩耍、看灯、捉迷藏或者放点小鞭炮，久久不肯回家。

　　街灯所用和敬神所用的小灯碗儿

 　　这种街灯一般是从大年三十晚上挂起，夜夜灯明至正月初五。

　　正月十二晚上再次挂灯。在我们那里这天是过小年，也是老鼠娶媳妇的日子，家家吃黏饼子，就是用黍子（黄黏米）面蒸的枣窝窝头。入夜，家家门口把一年来穿破的旧鞋叠垒起来点火烧掉，说这是送给老鼠新娘的被窝和衣帽嫁妆，免得新的一年里老鼠咬这咬那。斯时，灯明、火亮、烟起，别有一番景致。我们小孩子则常是围着鞋火烤这烤那，还不停地唱着：烤烤手，不冻手；烤烤脸，不冻脸；烤烤屁股，不冻屁股……

　　街灯的最后挂起，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之夜。那天晚上除了赏灯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活动，就是村人还愿放鞭炮。那个时候的愿款虽然不多，一般不过十块到二十块（旧币称万）钱，但是当时物价低，也没有很高档的烟花，因此也能燃放很长时间。首先是放起花（类似小火箭），高高升空的彩箭告诉人们开场了，接着是挂鞭、二踢脚、铁筒炮、泥筒花等等。最后压轴儿的是花车，就是用高粱杆扎成一个方形的高高的架子，上面粘挂些红红绿绿的彩色纸条和装置许多品种的烟花和鞭炮，点起一根焾后陆续地烟花齐放、彩星飞溅，同时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在这声光色的交响中，还有事先安装不同机关的一些纸人或用庄稼秸秆做的可以活动的小人，比如有推车的、挑担的、推磨的、摇辘轳的等等，在烟火力的推动下能够自己做着相应的动作，引起观看的人们不住地喝彩叫好，场上气氛达到高潮。由于有的年头还愿的不止一家，这家放了下面一家接着放，直到夜深放完为止。这个项目常常是全村人扶老携幼地都去看，地点都在我们村西的关帝庙门前。

　　是夜灯灭，年节过完。第二天，人们便开始把街灯收拾起来，用绳子穿上，重新集中挂在我二爷家大门洞的屋顶上，以待来年。

　　（三）走马灯

　　让我们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走马灯了。

　　家中挂走马灯的人家很少。记得在十字街西边路北第二家的大门过道屋里挂有一盏。所谓走马灯，就是在灯里面装一个用纸折起来的轮盘，下面点上灯后由上升的热气推动那个轮盘旋转，轮盘外圈是用竹签或铁丝弯成的一个大圆，上面贴着各种用厚纸剪的人物、鸟兽和牛马羊等，它们的暗影随着轮盘的旋转周而复始地映在外层灯纸上，成了无所谓头尾的动画。

　　每当这盏走马灯挂出来后，夜夜都会吸引许多人去观赏。在我们小孩子眼里，这就是小电影，更是每夜必到、常看常新；一边看着，还一边数着那循环往复像跑马似的暗影，可怎么也记不住、数不清。

　　（四）猪蹄灯

　　每逢过年，孩子们晚上睡的就晚了，一个个都拿着各自的小灯在街上跑来跑去。孩子们手中的灯，大都是大人们手工糊的小纸灯，很少有人到集市上去买，虽简陋、却多样。

　　我们男孩子玩的最多的是猪蹄灯。这是在过年前的杀猪场上捡一些杀猪匠扒下的猪蹄壳，然后再等着杀猪匠从猪身上剔下一些不能吃的白色猪油，然后把猪油塞到猪蹄壳里，回家在里面插上一个棉焾儿，放到过年时。点着那猪蹄里头棉焾，白猪油滋滋地响起来，小小的火苗就成了我们手中的年灯。

　　这其实不能称之为灯笼，因为它没有外罩。但在我们手中，它比小灯还管用，因为它燃烧时间长、耐风、还不用花钱。当然，我们是把这猪蹄儿绑在一个木棍上的，以免烧手。

　　（五）敬神之灯

　　过年总要敬神，除摆放各种供品外，各家各户还要在神像前烧香点蜡。这里的蜡，当指蜡烛，但当时人们很少买，多是用陶制的蜡碗儿代替。这种蜡碗儿，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还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和纹饰，烧的也是黑油。

　　我记得我们家有大象形的、鸟形的、还有高高竖着的，更多的则是小小的圆灯碗儿。大年三十晚上，大的好的灯碗儿是敬在天地爷、关老爷、灶王爷、财神爷前面的，小灯碗儿则分别放在院子里各个不同处，包括大门口、粮囤前、牲口棚、猪圈边、甚至鸡窝、粪堆上都要插香点蜡，以求人寿年丰、六畜兴旺、肥多地壮。

　　当屋里屋外都烧上香、点燃灯碗儿，整个家院一下子亮了起来。伴随着全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声，那悠悠灯头、缕缕香烟，把农家年味儿渲染得浓重、热烈而又神圣。此时，母亲总要在诸神面前祷告几句，并要我们孩子随她一起跪拜。小时候我也磕头，但上中学后我不了，有时还站在一边喊：关老爷，都说你出入保平安，可我放学回家或返校，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下雪……不知是我不信神故而神不灵，还是因为神不灵我才不信神。

　　正月十五元宵夜所有灯碗儿熄灭后，整个年节就过完了。除了把天地爷神像焚烧送回天庭外，关老爷、财神爷的神像分别长留堂屋正面神龛和粮囤处，灶王爷神像则长贴锅台正中，那慈眉善目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神像上面通常还印着二十四节气的日期，人们经常要看。

　　上部印有二十四节气的灶王爷神像

　　语言游戏

　　2007年8月19日《北京晨报》“热线”版头条文章为《老汉说“天语” 70年没人懂》，言一75岁的陈老先生会说一种无人能懂的怪语言，念一个字发两个音，比如“渣滓洞”读法是“zheng zha zhen zi dengdong”，“北京欢迎你”的读法是“bengbei jingjing henghuan yingying ningni”，急盼破译和传承。

　　这勾起我对童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小时候，我也说过类似语言，但我以为，那不是什么“天语”，而是一种语言游戏。

　　我的老家距离该文中陈老先生老家安国县不过几十公里。在我五六岁时，我们孩子群中忽然说起“双音语”（姑且如此命名），就是一个字发两个音，如“我”读woge，“你”读negi，“他”读tega 。这种“双音语”说话的大体规律和陈老先生讲的那种“天语”差不多，但具体到每个字的发音，又有些不同。比如“渣滓洞”，我们会读作：zhega zezi degong ； “北京欢迎你”我们会读作：bogei jiegeng hegan niegeng negi 。

　　此种“双音语”从何而来，谁先讲起，已记不清了。开始时，我们只能按双音说些单词或简单句子，时间一长，也能长篇大套地对讲，并且互相都能听懂了。记得有个女孩子特伶俐，不仅能双音正着说，而且能双音倒着说。比如“渣滓洞”，她会读作ga—zhe zi—ze gong—de ，每字两个音，重音在前，抑扬顿挫，很好听。于是，我们就又跟着开始反说起来，并以说得句子长长、语调朗朗为能事。一时间，这种反说的“双音语”也流行起来。后来，那个能双音倒着说的女孩子不知怎的忽然夭折，于是家家大人借此强烈干预，这种“双音语”慢慢停说，人们也不再提起。

　　也许正如俗语所说，人老了，“近事糊涂往事真”，童年时代的这段“双音语”的记忆，于我是十分真切的。

　　我以为，这种“双音语”不是什么“天语”，也不是我们汉语的一个支脉或变种，而不过是一种近似于拼音的一种语言游戏。据我所知，在没有拼音字母（包括汉语中老的拼音字母）前，汉字的读音通常是用一个或两个汉字来标注的。不难发现，不管是曾流行于河北束鹿还是河北安国的“双音语”，都有这种用两个字拼注一个字的意思。只不过陈老先生讲的“双音语”中第一个音强调了韵母“eng”，我们讲的“双音语”中第二个音强调了声母“g” 。

　　另外，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农村孩子们中间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流行起一种什么游戏。比如，一段时间里我们孩子中间忽然兴起喊“景（音）——啊”，无论是见面的第一句，还是有了高兴、惊奇、激动、痛快、难受、愤怒等等不同心情，都可以通过高喊一声“景——啊”来表达，只不过语气上略有区别罢了。也许，这种“双音语”游戏先在安国流行（陈老先生长我十多岁），后来慢慢向南流行到束鹿，并在流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或者是后来由常到我村庙会演出的安国老调剧团的演员带到了我村，也未可知。

　　我把我的经历和看法当即寄发给《北京晨报》，没几天，该报发文证实：此为“语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