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9月23日，深圳特区

上午，李永得、徐璐乘火车从广州到深圳采访。他们参观了深圳火车站的联检楼，登上了深圳最高建筑物——国货大厦的旋转餐厅。

在神速崛起的都市面前，李永得认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是中国大陆改革的起点，目的是赚外汇，带动工业发展，而深圳比内地城市的政策更灵活。他认为，深圳特区跟台湾从前的高雄一样，都是刚开始的工业区，对国家很有贡献，是新开辟未成熟的城市。

李永得说，他们到深圳的目的，是因为深圳是香港到大陆旅游的必经之地，而且有些台湾人也到深圳投资。所以，他们认为深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访点。其次，深圳特区在中国大陆是经济特区，它的发展相当成功。在广州时，看到很多工业产品都从经济特区出产。因此，他们想去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因为台湾人也对这个被宣传为特区重点城市的地方有较深认识。

离开联检楼之后，他们由中旅社的一个经理陪同，来到了沙头角镇的中英街。徐璐认为，中英街只是一条小小的街道，但非常讽刺，因为只是一路之隔，就有两个不同的社会及制度。

晚上，侯德健、程琳夫妇到花园酒店探访他们，直谈到次日凌晨。

侯与李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同学，他向李畅谈了回大陆后的生活和创作。徐和程一见如故，她说在台湾已经听过程的录音歌曲。

李永得、徐璐离穗前，将北京、广州与台北作了比较。李认为，广州从市容外观以至人民生活及价值观比较接近台北市，因为在广州有很多的个体户。从商店的陈设以至商品销售来讲，广州市的经济比北京活泼，而且是比较多元化、比较接近台北。这些包括他们所看的夜市，都跟台北很相象，但广州市政设施方面则比台北落后。北京的市容比广州气派，但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广州高。徐表示，她感觉到中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好象一国当中有好几制。”

参观深圳后，他们认为“大陆沿海特区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所走的路虽然相同，但是两边的发展过程会有不同的经验。”

二十一

9月24日，厦门

15时30分，李永得、徐璐乘民航班机飞赴厦门。登机前，他们在广州白云机场贵宾厅与广州的同行话别。

李、徐对广州同行们表示，以后还会来大陆采访的。朋友们请李下次来时陪同夫人一起来。

李很风趣地说:“下次来，我就跟着太太来。”他说，他的岳丈原籍安徽，明年就可回家乡探亲，到时我一定跟着太太一起来。

李永得、徐璐飞抵厦门，入住悦华酒店。稍事休息，就开始了观光，采访。

闽南语、四合院……耳闻目睹几乎与台湾完全一样的语言与景观，颇似台湾的风土民情，感到十分亲切，“仿佛回到了童年时的台北”，深刻体会到台湾与厦门原本就是联结一体的脐带。

两名记者在发回台北报社的消息中说：“对多数的台湾人来说，福建沿海一带应该是感情上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多数台北的拓荒先民都是从那里渡海到台湾的。”

晚上，李永得、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许多小吃店，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街上的幻觉。这里的小吃店和许多台湾的传统小吃店一样，连用来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砖的流理台都一样，卖的东西也一样。他们认为，今天的厦门，就象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一切所见犹如儿时的印象，使人回忆起不少童年的台湾街头景观。

李、徐从广州到厦门，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明报》《新晚报》等4家报馆的记者同行。这4家报馆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色彩，但他们之间相处很久了，彼此很信任，几乎无话不谈。

就在李永得、徐璐抵达厦门的时候，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政府将依法处理《自立晚报》的行为，至于如何处理，将等《自立晚报》两位记者回来时宣布。”

邵认为，《自立晚报》宣称，派记者赴大陆采访就象违章停车，只要愿意接受处罚就可以违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违章停车会造成交通混乱。其他违法会造成更严重的混乱，政府不能纵容。

二十二

9月25日，厦门大学——何厝渔村

今天，李永得和徐璐早早地来到金门对岸的厦门大学访问，参观厦大的“台湾研究所”，与研究所长陈孔立教授、朱天顺教授、陈在正副教授等十多名研究员进行了愉快的座谈。

李永得对厦门大学的学生说：“国民党的统战往往根据自己意愿强加于人，而大陆就不加干涉，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譬如说，我们这次可以到一些地方去采访，在深圳想去中英边界看看，也未受阻挠。看来中共看问题比较远，国民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差。”

两名记者发现，（研究所）“资料规模虽很小，项目也很不全”，但“教授们对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研究得很细，连我们不知道的地理资料，他们都很清楚，而对台湾近期的发展与实况，则了解不足。”不过，“仍然看得出他们的努力。”

台湾研究所给他们播放了一段台湾电视新闻。看到邵玉铭扬言要处罚他们时，心情很不平静，后来对新闻同行们说：“我们没有罪，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人一辈子能在台湾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也就算了。我们看到的台湾是我们眼中的台湾，我们看到的大陆是我们眼中的大陆。”

邵玉铭的讲话，在两名记者心里留下了阴影，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采访计划。在当天发回报社的报道里，他们写道：目前在大陆上，研究台湾已逐渐成风气，许多大学已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厦大“台研所”人员一再表示，希望两岸进行学术交流。一位研究员说，他有一本著作在台湾已有版本，但因为是盗印版，所以不但没有版税可拿，而且他的名字也被删掉了中间一个字，“如果能有著作权的保障就好了。”

离开厦大，两名台湾记者游览了市区。他们发现，厦门的自由市场和其他城市自由市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很多的手表摊和洋伞摊。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台湾货。有一个摊主对李永得抱怨说，台湾货的品质真是越来越差了，以前用几年都不会坏，现在用一个礼拜就坏了。

下午，他们访问了厦门郊区的何厝渔村，由此眺望了大、小金门。其后，李永得到鼓浪屿游览，而徐璐则到厦门闹市游逛。有市民告诉他们，顺风的时侯，当地人可以听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喊话。还有些人说，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闹钟，因为每天早上6点钟，就会被对岸的“三民主义”歌声吵醒。很多人对这种政治上的宣传攻势十分反感，甚至恼怒，生气地去问两位记者：“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用那样的广播词形容我们？你们是不是还认为大陆要用路条？！”双方还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

经历了这一切，李永得、徐璐感慨地评述道：福建与台湾，“这样两个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地方，在过去40年，不但彼此隔绝，而且是海峡两岸对峙的前哨点，这对崇尚文化、血缘、伦理、亲情的中国历史而言，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一大讽刺”。他们两人还认为：“从文化、生活的相似到政治上的这种敌对与相峙，这正是一场最鲜活的悲剧。”

二十三

9月26日，福建省东山县

为了解福建是否真有一个台湾村的存在及福建渔民的情况，李永得和徐璐凌晨1时赶往东山县采访。

这次采访是临时动议。

前一天，他们徜徉在与台湾风情一同的中山路骑楼下，用望远镜隔海眺望大小金门岛多时。返回酒店后不久，突然夜半租车，沿海岸线直奔200公里，前去曾在1950年被国民党军掳走成百上千壮丁的福建第二大岛东山县，探访凄苦守望33年的“寡妇村”的老村民们。

出于时间关系，他们兵分两路，李水得负责采访渔民生活情况，徐璐则去“寡妇村”（东山岛铜钵村）采访。

整个过程伴着风雨进行。

李水得对渔民的生活现状印象不错，没有感到失望，尽管是只“看到一些皮毛情况。”

徐璐独自驱车来到“寡妇村”。

据记载，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军东山岛败退时，疯狂抓走了4700多名男性壮丁，其中铜钵村147人，年龄在18岁至51岁之间。他们被押上军舰，送到金门。一夜之间，91名已婚青年妇女成了“活寡妇”，铜钵村因而变成了“寡妇村”。

徐采访后说，“村中女性，现今尚有70多人健在，大部分都已子孙成群，其中有6名女子，后来改嫁了。”她认为，尽管“这个寡妇村是被人利用作宣传，但事实上也证实了确实有这样一个村子。”

12年之后，1999年8月，当地政府修建了 “‘寡妇村’展览馆”，以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专题片《寡妇村，走过从前》《影视中的东山》等，加深人们对“寡妇村”的理解和印象，给观众留下许多思考。

采访进入尾声，26日晚，两名台湾记者与中新社代表话别时，表示：“大陆也不是什么‘暴政’、‘水深火热’，这几年人民生活确有改善”；“大陆改制年轻化有必要，但唯独邓小平不能下。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谈到对大陆同行的印象时，徐璐感慨地说，“大陆记者和我们的关系最‘若即若离’。在北京时，几乎没有北京的记者来找我们。到了厦门，就有点不一样了，近十位记者干脆全部住进了我们的饭店。虽然距离这么近，可我们和他们之间似乎一直有种无形的鸿沟，因此一直未能较深入地交谈。广州的记者大概是和我们相处最融洽的，但是，只能做些寒暄式的交谈。唯一想和我们深入谈问题的是厦门的记者，但不谈还好，一谈就吵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尤其当我们一有公开批评中共时，气氛立即变得很僵。”徐璐不无感慨地说，“身为一位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角色上的冲突是很严重的。”

二十四

9月下旬，香港、台湾报界

李永得、徐璐不理会台湾当局的警告，使其前往大陆进行“探亲采访”的计划付诸事实，自然会惹来许多推测。

香港《明报》在一篇报道中认为，是台财团促成李永得、徐璐大陆之行。报道说:“从李、徐在大陆采访时的行程安排、言行表现及两人的工作背景看，并无足够证据说明他们此次大陆之行有政治目的，他们真正的用意，似乎是向台湾政府及商家展示大陆是台湾货的广大市场，错过了实在可惜。”

“台北基于政治理由，或许不重视这个十亿人口的市场，但台湾商家绝无不垂涎之理，商人汇集成的力量，正是加速通商的动力。李、徐在大陆采访时说过，既然让日本人、美国人……全世界的商人与大陆通商，为什么不让台湾的中国人与大陆贸易呢?”

“台湾《自立晚报》背后有财团支持，报业以外，财团还经营其它工商业，开辟新市场是任何商家梦寐以求的事，这似乎是促成此次‘探亲采访’的重要因素。”（该报发行人是台湾企业界的传奇人物，创办过轮胎、玻璃、汽车制造等等企业，担任过台湾水泥公司、南亚塑胶公司、六和汽车公司等机构的董事长，还是“第一届民选台北市长”，后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再看甘冒返台受罚之险的李永得和徐璐。李永得是《自立晚报》的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璐是研究员，但一路上，他们是避谈政治，多谈经济，向外公布则强调民主。”

“在13天的行程里，他们只在政治中心的北京逗留了4天，舍弃上海这处国民党员官眷最多的地方。也不去访问台湾党外人士黄信介的弟弟，改为直飞广州，前赴深圳经济特区，在福建又要求出海看两岸渔民的交易，这些都偏离了‘探亲’的采访主题。”

“出发时，他们声言要去了解大陆对回来探亲的台湾人提供何种安排，但在访问行程中，除了在北京见过中旅社社长高音外，并未发觉他们在其他地方要求与旅游机构联络，代之的是经常看个体户摊档，公司的售货品种。”

海峡两岸都关注着两位记者的历史性大陆行，台湾《自立晚报》每天都有他俩大量的独家报道，所见所闻所感。台湾的街头巷尾，民众普遍“叫好”，38年来第一次读到了由台湾记者亲历记述的大陆，心里更跃跃欲试，热切渴望自己也能赶快踏上那片同属一国的故乡土地。

由于这一趟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永得、徐璐一跃成为中外瞩目的记者明星。而这两位记者明星所产生的冲击波，对台湾当局的震荡是很大的。李永得、徐璐在报道中写道：台湾当局“目前在探亲政策上所表现的消极被动的姿态，确有大加检讨修正之必要”。他们批评台湾当局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就像一块不吸水的海绵”，“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