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9月16日，北京／台北

一大早，长城饭店就喧闹起来，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中外记者集聚在这里，参加中新社特为李永得、徐璐举行的早餐会。

席间，“无冕”皇帝们十分活跃，妙语连珠。气氛高潮处，李永得语惊四座：10月底要来采访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特派员，常驻北京。

早餐会后，李永得只身来到“丽都俱乐部”，采访中国旅行社总社总经理高音。有人问李为何单枪匹马时，他解释说，徐璐因忙于应付前往饭店的访问和写稿，不能同来。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李围绕大陆如何准备接待大量回乡探亲的台胞，提了十几个问题，高音一一作了答复。

是日晚，远在台北的陈国祥就得知此事，甚为不悦，指示李永得“要再找机会补充说明，（采访中共十三大）只是他个人的意愿，并不代表报社的计划。”

当天，法新社刊出消息：“徐璐说，中共国家安全部可能会跟踪我们，注意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隔天，徐璐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恼又气，因为她根本没讲过类似的话。当着其他记者的面，徐要求法新社记者道歉。

同日，在台湾国民党例行中常会上，蒋经国就当前新情势与现象发表讲话。他说:“今年7月5日，政府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同时接连采取或正在研议许多改革措施，使我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都跨进了另一个新的境界。面对新的形势，产生若干新的现象，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的认为步调太快，有的认为太慢，有的感到迷惘，有的则认为那是调适期的常态。但是，政府和执政党始终把目标看得很清楚，掌握住正确的方向，踏着稳健的脚步，绝对不会迷失。我们谨守的原则是：厉行民主宪政，确保国家安全，不因任何困难而却步，更不会因任何阻碍而改变我们的坚定立场。”

中常委们在听取了“行政院长”俞国华有关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方案的报告后，《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起立就议程之外的记者到大陆采访之事，强烈指责《自立晚报》，主张依法处理。中央社董事长曹圣芬附和王的看法，要求严办。《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则强调对此事“应站在民主前途和国家利害的基础上，依法论理处理，“个别事件要个别处理，不能因个别事件而阻碍民主政策大方向的脚步。”

蒋经国听了王、曹、余，及高有仁、倪文亚、林祥港等常委对这个问题的发言后，未作任何表示。

吴丰山和陈国祥知悉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十七

9月17日至18日，北京

走亲访友，是李永得、徐璐此次大陆行的一项内容。几天来，两名记者先后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这些被他们称之为“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还访问了一些相关组织如“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湾同学会”等。之后，李永得、徐璐在《自立晚报》发表文章，就这些人到中国大陆的动机与目前的心境谈了自己的看法。

题：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

王锡爵目前是“中国民航”北京总局的副局长兼副总驾驶，每周只飞一次国内航线。有趣的是，当我们要为他拍照时，他竟回答说“也好！让你们回去可以表功。”令我们哭笑不得。

王锡爵的例子可说是典型的对台湾没有归属感的外省人（而且是军人），在受到挫折并对国民党也感到失望后，中国大陆自然便成了他们的选择。他强调他实在是“怨气太多”，同时他也表示了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在访谈中，王锡爵曾特别提到在台湾，由于政府常会“刻意制造恐惧”，使人很容易心生怨怼。

陈鼓应的“回归”大陆，可说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使命感使然。

他目前是一个人住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他的工资是280元人民币，他说：“这在中国大陆算是高的。”后来，我们与“台联会”的座谈会也是他主动安排的。

黄顺兴从陕西专程赶来与我们见面。我们在他那“部长级”的大楼里吃了一顿他自己做的晚餐。他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内地旅行，考察当地的农业和环境污染，有一个秘书随行。他在大陆颇受地方官的欢迎。

在所有到大陆的台湾人中，黄顺兴的动机和理由可算是比较“单纯”的一种，就像他说的:“我是中国人，回来为落后的祖国做点事，这有什么不对？”他一再强调他回大陆和他爱不爱台湾安全是两回事。事实上，他也拒绝了所有中共给他的官位，而只担任“中国农学院”顾问的工作，工资也较高，400元左右人民币。

侯德健和黄顺兴心境类似。不过，他显然又多了一份“艺术家”的浪漫。他对中国大陆颇多批评。但他也表示，中国大陆的确为艺术家提供了较好的创作条件。

张春男是我们在大陆的第一个"访客"，我们在他家，曾特别针对他自己所主张的“自决论”反问他。他一再说，他是“代表台湾人来向中共统战的”，因为过去讨论台湾前途时，似乎都是国共两党的事。因此，他认为台湾人有必要建立将来可以谈判的管道。当我们追问他对于台湾前途的看法是否有改变时，他的回答是，他仍然主张“自决”。但是，他所谓的“自决”是主张台湾人民在决定自己的前途时，应该选择统一，“因为，统一对台湾有利”。他说，这不是信念的改变，而是对事实更加了解。

在我们访问的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曾表达了对台湾的无限思念之情。短短的一个海峡，在这四十年来，不只隔绝了历史、政治、文化、亲情，同时它也是一条“不归路”，是人性感情上的少见的一种“悬崖”。

北京停留期间，两名台湾记者还采访了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陈佐洱与中国科学院联系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对此也是一阵诧异，他们没想到台湾记者也可以公开采访方励之，还问陈佐洱是不是陪着去。陈佐洱说:“不陪同，台湾记者自己去，我只负责联系。”陈佐洱跟方励之联系时，方励之也颇感惊讶，“你不陪同呀”，显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由此，陈佐洱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度宽容和高瞻远瞩。

两位台湾记者离开北京之前，总结了他们对北京的初步看法。

李永得认为，大陆人和台湾人在种族及语言上是一样的，但三十余年来各自在两种不同制度下生活，因而在价值观上有差别。台湾人比较看重个人主义，大陆人则倾向整体主义。大陆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不过，他认为，“光靠热诚是不够的，尚有其他方面需要顾及。”

两名台湾记者发现，他们所接触的内地人，都对台湾感兴趣，但却了解不多，有些只知道台湾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方”，也有人知道类似阿里山、日月潭、台湾神木以及琼瑶、三毛、邓丽君等，其他就不甚清楚了。

徐璐说：“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饭店。”李永得也表示，最初看见那些高级饭店时，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有那样高的水准。但当看到普通人民的生活时，“总觉得有一段距离。”不过，大陆的人民明白自己的生活比不上国外，但比过去好，总之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

在李永得心目中，过去搞运动可能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事情，但现在经过接触之后，发觉大陆人民重视的是收入有多少，也关心别人的收入有多少，哪些是有钱人家。

徐璐说，生活在大陆的人，面对丰富的资源，壮阔的河山，几乎令他们觉得世界上只有中国最大，祖国的观念很容易培养起来。李永得也说，行程尚未完结，走马观花，看的未必完整，但已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其实，“我们是中国人”的意识在台湾“不是没有市场”。

一个月前的8月4日，法学博士、台“立法院”副秘书郭俊次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以《当前国策取向》为题，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郭首先评估了国家的生存环境。他说：“当前，我们的国家有外患，也有内忧，虽非危机四伏，但确是处身在惊涛骇浪中。”他认为，国家强势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未来是一个太平洋时代。因此，他竭力排斥台独思想。他吁吁，为了开拓子孙的活动空间，我们应该把一千九百万台湾人的幸福前途寄托在中国大陆，否则就不切实际，贻害子孙。郭博士结论说，他走遍五大洋39个国家，发现海峡两岸及全世界中国人的统一情结已经扎实，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即将在世人面前出现。

9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台湾某电视台把大陆“情事”列入“国际新闻”一事，发表文章，指出：“这不是某一台的单一失误，根本上是一种长期酝酿出来的普遍意识。”该报呼吁，“断掉的民族脐带，趁失血尚未殆尽，赶紧连接起来。否则的话，我们将是民族的大罪人。”

情结已经扎实，统一呼声日益高涨。这对于《自立晚报》社的决策人员不无影响。

十八

9月19日，杭州

今天早晨，李永得、徐璐二人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北京赴杭州。

陈佐洱没有跟随他们去外地。他事后说：“除了在北京，我跟他们见过面外，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再见过面。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我和公安部的张处长一直在给他们打前站，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般总是比他们先到一两天，早走或晚走几个小时，一如既往地联系好采访对象，再用电话告诉他们，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

陈佐洱说这话时一脸的满意，他觉得自己不辱使命。“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严格的保护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他们在大陆采访的绝对安全，又绝不影响、干扰他们的采访自由。”

当时，确有威胁的迹象来自对岸，绝不让“江南事件”在祖国大地上重演。于是，陈佐洱和张处长每天都隐身于后，“形影相随”忙碌着，“鞍前马后”服务着。

李永得、徐璐按照自己的采访计划，在杭州自由自在活动着。他们认为，“如果北平是一个严肃的贵妇，杭州就是一个清纯的少女”。

在西湖之畔的望湖宾馆，徐璐会见了从上海赶来的大姨妈徐敏建和金星表弟。她说，大姨妈今年63岁，是上海市的一位模范教师，已经退休了。表弟今年28岁，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我从未见过大姨妈，见面时，我们都哭了。这件事带给我很深的感受，我觉得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政治、时间、距离所不能隔绝的，这就是亲情。香港《大公报》记者王健说，“徐璐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湿润了。”

徐璐事后说，“回想和姨妈见面时，心里还蛮难过的，这是我们上一代的悲哀，我也觉得悲哀，为什么人性的亲情受到政治的扭曲？”

徐璐和大姨妈、表弟，还有李永得一起，驱车游览了吴越古都的市容，之后踏上苏堤、白堤，一饱西湖美景，品尝地道的龙井茶。在著名的“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风景地，留下了他们匆忙的足迹。

谈起此行的印象时，徐璐说，“坦白地说，杭州的旅游味太浓了，和唐诗所描写的不一样。不过，西湖好美，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十九

9月20日，广州花园酒店

李永得、徐璐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时，已有近20名香港及广州的记者云集等候。于是，他们在下榻的花园酒店万寿菊厅会见了同行。

有记者问李永得是否感到与大陆的人有隔阂时，他说，“隔阂当然是有的，因为大家已经三四十年没有交流。不过，如果大家充分了解的话，我相信这种隔阂不是不可以解除的。”李还解释了三度改变行程，即去福建采访的原因。他说，“福建有许多渔民与台湾有密切关系，台湾也有许多福建籍人，因此不管如何也要到福建走一趟。”

李永得是客家人，原籍广东梅县。由于时间太紧和距离较远，此次他不可能回家乡寻根问祖了。

徐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的居民不管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基本上都愿意在没有政治的干扰下到大陆来看一看。同时，大陆有很多题材是台湾新闻界所关心的，所以她相信继他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台湾记者“蜂拥而来”。

李永得、徐璐二人在附近的一个餐厅用餐，与他们同桌的是华南工学院的3名学生。交谈之后，李永得的印象是：“广州人比北京人更敢讲话”。此外，他还感觉到，交谈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很满意，对台湾感到好奇，表示欢迎台胞前来观光探亲，同时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去台观光探亲。

广州采访，李永得、徐璐二人学到了不少新名词，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活、个体户等，觉得“老百姓思想相当开放，面容带着自信”。

为了使读者得到更多的信息，特将《自立晚报》9月21日的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李永得和徐璐前天（19日）晚上抵达了广州后，经过一夜休息，昨天精神焕发，开始在带动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广州进行四天采访工作。

广州是受香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当中共实施开放措施后，香港的物质文明就像开了闸的水坝，源源不断地流向广州。但也像“潘朵拉仙盒”开启一样，为广州市带来许多带菌的残渣。

李永得和徐璐感到，这里的老百姓思想相当开放，面容常带着“自信”，他们对“钱”和“物质”的了解也可能是全中国最多的了。这里的年轻人对升学比较不热衷，因为“大学生又能赚多少钱呢？”

虽然在广州市可以看到或享受到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所享受不到的方便和“繁荣”，但有十几位来自香港的记者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李永得和徐璐，“所有的中国城市里，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广州。”

广州市的拥挤和脏乱的确令两位记者印象深刻，“个体户”经常漫天要价。在一家小餐馆里，李永得和徐璐亲自体验到最常出现在外国人口中的“服务太差”的实况。

许多香港记者告诉两位记者，广州到处都有要换外汇券的人，有的干脆是用“要”的，有的是用“骗”的。有几位“个体户”不断向李永得和徐璐抱怨“官员”如何对他们“眼红”，经常敲诈他们。

李永得和徐璐坐计程车时，有位司机也说，为了得到执照，他花了一千多元人民币，其中有一半送红包的。

在北京的几天，两位记者已是深刻地感受到中共在接待“台胞”方面所下的心血，到了广州，感觉更为明显与强烈。现在“台胞”才是中共最“心爱”的客人，从中共在签证、旅游以及机票、住宿等各方面给“台胞”的优待看，中共对“台胞”的确是处心积虑地讨好。

广州因地处中国南大门，台湾政府开放探亲政策确定后，此地必成为台湾民众出入境主要口岸。

在广州期间，李永得、徐璐采访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及黄埔军校旧址，还突然租车去了中山市翠亨村，探访了孙中山先生诞生地。他俩认为“中共恢复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只是大陆强调他联俄联共更多一些，台湾强调他提倡三民主义多一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