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我们见识了太多的公知，他们永远看不到中国政府为了人民健康所做的努力，他们永远看到的只是黑暗和问题，那个写武汉日记并火速在西方出版，并成为西方因为疫情指责中国并捅向中国一把尖刀的所谓作家；那个要中国人向世界“道歉”的央视主持人；还有认为日本侵华有理的那个大学教授；很多舔美跪美，认为中国永远不行，美国永远强大，中国对美国的任何不满都是中国错误等等的公知。

　　我们一直不理解，中国每到关键时刻，怎么总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似乎除了指责中国，否定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然后就是一味的跪舔西方和洋人，而且这样的人常常占据舆论的高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时候他们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这些人他们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奇葩言论出来，尽管那些奇葩言论一般普通老百姓一眼就能判断是在胡说八道，但因为老百姓的意见很难形成强大的舆论，而占据舆论高地的这些人，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著名媒体人、电视台主持，他们的奇葩言论反而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这些言论又很容易被西方舆论认可并大加炒作，而西方舆论又占据着世界舆论的高地，我们相当多的人又都认为西方媒体客观公正权威，于是那些原本奇葩的言论反而成倍成十倍百倍千倍的扩大，再加上资本控制的一些媒体在互联网上的恶意推送，会让一种本身错误的观点迅速扩大，从而让整个社会的思想变得混乱，让人与人之间的观点变得完全对立甚至撕裂。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真正延续下来的只有中国，中国的文化一直没有中断。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富有和强大的段位。真正的衰落只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工业革命让西方一些国家迅速崛起，迅速强大。但是骨子里的强盗文化，决定这些突然强大了的国家一定会劫掠别的国家。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开门迎客，欢迎八方来宾，包容并蓄，和而不同。中国文化的这种强大的包容性，使得任何文明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都能够生存，都能够被接受，都会找到适合的土壤。道教产生于中国，但是佛教来了，一样可以生存生长；天主教来了，同样可以和平存在，伊斯兰教来了，也可以和平相处。基督教来了，同样会发展生存。在中国，不难发现有些著名的山上，既有道观，又有寺庙，甚至可能几种不同的宗教建筑可以同处一座山上。而在中国之外的有些地方，就算是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都可能几百年上千年以来打得不亦乐乎，甚至引发连年战争。

　　我们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文明发达的中心，多少国家和我们做生意，多少国家派使者来我们这里学习，多少国家甚至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附庸国……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的迅速强大，他们用坚船利炮征服了中国。中国开始受欺负，被蹂躏，不断地割让土地，不断地白银外流。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即便是一些曾经很小的国家，也敢上来踢上中国两脚。一个曾经强大的巨人，到了谁都可以欺负、谁都可以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的地步。这中间，我们虽也有反抗，有抗争，但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国民的一盘散沙，国内的军阀割据，形不成反抗的合力，因此结果大多不妙。久而久之，中国人骨子里便渐渐地认为洋人厉害，我们根本无法战胜，中国人在洋人面前不知不觉从心理上就矮了三分。

　　当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和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实业救国的，有教育救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寻求国家民族复兴的方法，但寻找的结果大多也还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自己不行，别人远比我们强，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那一批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只看到西方的强大，却很少看到西方国家骨子里的强盗本性，而更多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不足。就连鲁迅那样的文化大家，思想大家，也深深地觉得是我们的国民性需要改进，是我们自己的不行。而那些文化大家，当时又担负着启蒙教育的责任，他们都认为我们不行，我们比不上洋人，我们似乎是低人一等，这种精神上的矮化，就会渐渐地形成一种思想意识，让所有的中国人在洋人面前会无意识地仰起头来看或者跪下去，而这种国民的不自信又会反过来让那些洋人更加的趾高气扬，甚至横行霸道。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洋人几乎肆无忌惮，他们在他们的国家也许还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立即变成了一个蛮横的野兽，他们可以肆意地侮辱中国人，屠杀中国人；而中国人除了无可奈何，只能认命。因为抗争的结果可能死得更惨。于是那一百多年，中国大多数人，只能屈辱地活着。政府无能无力，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和国民，遇到事情，政府责备和惩罚的也多是自己的国民，国内不团结，一盘散沙……

　　加上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责己也严，待人以宽的传统。就是什么事情，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一事当先，先找自己的不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这就是；如果别人不高兴，那一定是我错了！如果洋人不高兴，那一定是我们的人错了！这种一有事先自责，一有事先自我批评，一有事先向洋人道歉，导致许多事，明明我们自己是对的，却总是要向别人赔礼道歉；还有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的息事宁人和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文化积淀与熏陶，使我们在受到明显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先找自己的问题，先责备自己。责己也严，责人也宽，这方法对待君子当然没有问题，但倘若对待流氓和无赖，甚至对待强盗，他们就会天然地觉得你既然都觉得自己错了，那当然就是你错了。这恐怕也是洋人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永远都是我对你错，永远摆出一副我要教训你，我要教育你的祖师爷的架势的原因。他们永远不会在中国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现在就算是真的有求于你，也一样要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样子。

　　外交场合，中国似乎总是被人训斥教导的一方，只能千方百计的解释，无论对方怎么流氓无赖，我们只能谦谦君子，结果让西方觉得中国人永远不会发脾气，不敢发脾气，于是，当中国外交官敢于说不，外交部发言人敢于硬怼西方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公知首先定义我们的外交是“战狼外交”，好像别人怎么流氓，怎么无赖，怎么霸道都是对的，而我们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不满，那就一定是我们自己错了。

　　我们骨子里的自卑，导致了洋人对我们的倨傲；我们的善于自责，导致了他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息事宁人，导致了他们的飞扬跋扈；我们的包容，导致了他们的得寸进尺；也许，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只是他们的事情，那是强盗早就有的本性。但是，我们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大学老师，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一些有话语权的媒体人，他们并非没有知识，也并非不分是非，但在对待西方国家和自己国家的时候，在对待洋人和自己同胞的时候，立即就像是一条巴儿狗，把最摇尾乞怜的一面给了洋人，而把最凶恶的一面给了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中国似乎特别盛产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把骂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把否定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当成自己的一种深刻和独立思想。

　　鲁迅先生当年，即便是在要几乎全盘西化的文化氛围当中，也坚定地认为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心，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然而，我们的公知，汉奸即便是到今天还是很多，每到关键时候，就会纷纷跳将出来，摇唇鼓舌，蛊惑民心。疫情时期是这样，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也是这样。有一个叫胡伟的教授、博导，俄乌冲突爆发后就公开说中国要赶快“弃俄投美”，而且窗口期只有十天！结果一年时间过去了，俄罗斯依然是俄罗斯，中国对美国也越来越强硬。但是这样的教授、博导就是敢于这样胡说八道，而这样的胡说八道，居然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认可。

　　抗日战争中，我们一下子涌现出了那么多的汉奸，他们给日本人带路，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同胞；配合日本打中国人的伪军人数更是不少。如果说当伪军是无奈之举，是活命的需要，那么那些甘愿当汉奸的人，才是真正可恶的！他们对自己同胞的伤害往往也是最大的。正因如此，当年就算是国民党军统，也对于罪大恶极的日本汉奸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么对于当代汉奸，对于关键时刻蛊惑人心，动摇军心，给敌人递刀子的那些公知，我们一样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牺牲。

　　国家重新修订了反间谍法，一些间谍纷纷被逮捕，说有一个间谍，居然是一个国家媒体的评论部副主任，前些年，央视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居然也是间谍。近日一则新闻说，一个中国老大妈的被捕居然引出两万美国间谍……细思极恐，我们现在还有哪些行业是没有被渗透的是绝对安全的？

　　公知、汉奸、间谍，虽有区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甚至想要彻底的干掉中国。对此，在当前尤其是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战争威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过度的隐忍了！因为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们需要公开的锄奸，需要全民反间谍，需要让那些对国家充满仇恨的公知在中国成过街老鼠，无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