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9月11日晚，东京

       17时15分，“台北一一东京”班机顺利抵达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李、徐二人与《自立晚报》驻日记者陈世昌会合后，搭乘地铁直奔坐落在东京港区麻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领事部。

       20时50分，李永得按响了使馆门前的门铃。李说:“这是38年来，第一个正式向中共敲大门的‘台湾访客’，也是第一个以正式记者身份向他们提出入境采访的申请案例。”

       在这之前，陈世昌就已与大使馆通了电话，告知了有关情况。此时，他们在门前的对讲机里通报姓名之后，旁侧的小门便“嘎”地一声打开了，使馆工作人员迎进了3名台湾记者。

       事后，李永得回忆说：“我们3人都是第一次踏入中共的‘大使馆’，夜幕中，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显得特别森严。走到里面后，我们发现内部的陈设和气氛都很‘闲散’，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状似‘工人’打扮的人，衣着朴素，而且彼此之间的称呼都十分随便。”

       接待他们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驻日使馆二等秘书马连印。刚落坐，李永得就提出要求：“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进入中国大陆。”

       马连印微笑着说：“如果你们以探亲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们。”但两位记者坚持要在《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马连印知悉他们的意图后，略露为难之色，语气缓慢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需要和国内联系后才能决定。”

       大约半小时后，李、徐、陈3人离开了大使馆。

       李永得、徐璐入住东京一家普通旅馆后，当晚就跟台北通了电话，知道了他们离台后的一些情况，表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回到台湾后也许会受到处罚，但是我们不怕。”电话中，陈国祥要求他们，“一切按计划进行。”

七

       9月11日，台北吴丰山家

       吴丰山送走李永得、徐璐二人，陈国祥发排第3次版后，各有应酬，都很晚才回家。

       从18时开始，吴丰山家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和文工会副主任等人纷纷去电，要求吴太太转告吴先生，立即召回两名去大陆采访的记者，否则一切后果自负，颇有警告之意味，令吴太太“慌张不安”。

       “文工会”是“文化工作会”的简称，属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负责控制台湾的文化活动。文学界、艺术界、音乐界、电影界、电视界、新闻界、杂志界、娱乐界的主要动态，都在它的严密注视之下。

       此时，陈国祥也正好打电话给吴丰山，知道这个情况后，便说：“我马上过去。”陈赶到吴家时，刚好（美国）合众国际社驻台特派员萧树伦来电询问，《自立晚报》要不要召回两名记者，陈当即表示“没有召回的计划。”

       陈未与吴协商便作此决定是有其理由的。早在李、徐二人启程之前，他们就曾多次讨论，目前并无任何法令限制记者到大陆采访。

       事实上，蒋经国在得到李、徐二人赴大陆采访的报告后，并“没有动怒”，也没有“要办人”的意思。某高层告诉吴丰山，应该事无大碍，但必须妥善处理，意即报道要客观且不要涉及政治。

八

       9月中旬 台湾朝野

       台湾有关当局在电话劝阻的同时，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通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说，此事“非常不当”，“政府绝对依法处理。”新闻局和出入境管理局也分别发表声明，称：准备引用《国安法施行细则》和《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程序审查办法》来惩处李、徐2人。

       对此，陈国祥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国安法施行细则》是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之前所作的规定，现在要开放探亲了，却要惩罚探亲的人，这将置政府于何地？另外，《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程序审查办法》则没有法源，没法律授权怎么能限制人民自由权？”他强调说，这是法律的“真空”地带，不算违法，充其量也只算“脱法”——法外行为。

       与此同时，“文工会”又警告台湾的3家电视台、20多家电台、31家报社、2244家杂志社、1000多家出版社等等所属机构，“不得效仿《自立晚报》，派记者前往大陆采访。”

       一向扮演政治打手的《青年日报》（隶属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亦发表短评，对《自立晚报》派记者到大陆采访之事予以抨击。

       国民党《中央日报》对这件事的反应则谨慎得多，借用“抢滩”、“盗垒”等较温和的字眼予以批评。

       对此，陈国祥幽默地说:“‘抢滩’在军事术语上的解释是正面的行动。‘盗垒’则是棒球的英雄行为。”

九

       9月12日，台北“来来饭店”

       一大早，台湾“新闻局”国内处副处长李继玄心事重重地来到《自立晚报》，跟采访部主任刘志聪协商，希望他立即召回两名记者。不管李如何“忠告”，刘始终不为所动。

       临行，李继玄以近乎央求的语气说，“赶快召回来吧。不然，我们后天吃饭会很尴尬。”原来，早在两名记者出发之前，“新闻局”曾邀请吴丰山等在“来来饭店”餐叙。这突发的事件，使得这场饭局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天上午，吴丰山把社务交给陈国祥处理后，就去了台南——没有人知道他是无意还是故意“离社出走”，直到第二天（星期日）晚上才回到报社。这之前，没有官员和他接触，事实上也接触不到他。

       第3天上午，吴丰山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宋楚瑜办公室说明事件的原委，双方达成几点协议。

       其一：“李永得、徐璐二人未离开大陆前，他们所写的文章不能署名。”

       其二：“为免落入和中共‘通邮’的口实，不能从北京直接拍发新闻到台北，必须通过第三国转发。”

       当天下午，吴丰山来到“新闻局”拜会邵玉铭局长。去之前，他曾打电话给邵。临收线前，吴说：“今晚的饭局照常举行么？”邵不置可否，推说“见面再说”。

       会谈结果，“二人对召回记者这件事并没有达成共识”，双方不欢而散，原来定的饭局也自然取消了。不过，双方有一次精彩的过招，很值得品味。

       邵：“晚宴不是‘取消’，而是‘延期’。”

       吴:“我是来‘说明’，不是‘道歉’。”

       可是，陈国祥对邵玉铭的决定不以为然，他又打电话到“新闻局”说：“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收到帖子的人今晚一定到场。如果你们派人来，今晚改成我们当主，你们做客；如果你们不派人来，我们就自己聚餐。”结果，“新闻局”真的没有任何人出席。

       然而，另一场由“文工会”副主任朱守轲作东的饭局却未受影响照常进行，“采访归采访，吃饭归吃饭。”两小时的餐叙，话题没有离开李、徐二人大陆采访这件事。

十

       9月12日至13日，北京

       台湾朝野吵吵嚷嚷之际，大陆却敞开了胸怀。

       我国驻日使馆当晚就把台湾记者要求进入大陆采访的信息传回国内，中央台办、国务院侨办、外交部等相关部门迅即高速运转起来。

       12日下午，中央台办建议并决定，《自立晚报》是台湾的民间报纸，以民间对民间的形式，最好由也是民间性质的中国新闻社来出面接待。

       与此同时，时任中新社总编辑的王瑾希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社长杨国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报告台湾《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想来大陆采访的信息。她当即与时任中新社社长的王士谷商量，认为当时两岸尚无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从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个突破。王社长将此事向上级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作了汇报，得到了积极支持。

       13日上午，陈佐洱被王士谷叫到办公室。当时，陈佐洱在福建分社社长任上兼任总社港澳台部主任，一边做好部门工作，一边熟悉总社的情况，准备奉派去一家驻外分社履新，没想到……王士谷郑重地对陈说，中央对此次台湾记者要来大陆采访很重视，此项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负责。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中新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

       王社长告诉陈佐洱，《自立晚报》来的是一位部门主任，而他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他作为中新社的代表，与两位同事——外事部主任刘国勇、港澳台部负责台事新闻的王捷一起接待李永得和徐璐。

       王社长还告诉陈佐洱，具体指导他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还有乐美真同志。公安部的一位姓张的处长和他搭档，相互配合，全程负责协助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

       为什么是陈佐洱呢？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家族出了两代文化兄弟，声名显赫，引人注目。上代陈氏兄弟─—陈伯吹、陈汝惠。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陈汝惠是一位高等教育研究家、作家；下代陈氏兄弟——陈佳洱、陈佐洱、陈佐湟，均为陈汝惠与李荷珍之子。陈佳洱是教育家、中科院院士，陈佐洱是作家、外交家，陈佐湟是名震世界乐坛的音乐家。

       陈佐洱，1942年12月生于上海，1952年随父母迁居厦门。13 岁时，发表处女作《一桶鱼虾》。1964年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到福州一中任教达十年之久。1978年3月，由教师改行当记者以后又当上了外交官。

       这些转折，对陈佐洱来说也是一种偶然。一次在福建全省模范教师大会上，一个少先队员朗读了一篇真情洋溢的献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引起了时任省委书记林一心的注意。当林书记得知作者是一中的教师陈佐洱时，便找来陈佐洱问：“你愿意到刚筹建的《福建青年》杂志社工作吗?”陈佐洱高兴地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一问一答便从此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陈佐洱如愿以偿来到《福建青年》杂志社。在杂志社工作期间，当过记者、编辑，后任编委、副总编。跑遍了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留下了《青春剪影》等4本通讯、散文集。1983年9月调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先后任副社长、社长。1987 年春，又上调北京任中国新闻社任港澳台部主任。几个月后，奉命接待来自台湾记者李永得、徐璐，表现了出色的能力，于是被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担任一司司长，后来在中英两国政府工作小组第一轮会谈中任中方首席代表。 不久，被委任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处代表，还被聘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2003年5月，走上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的重要岗位。

       当然，这是后话。

       陈佐洱领命后，立即着手准备，重温有关政策，拟定各种预案。然后，他来到中台办向杨主任和乐美真当面汇报和请示。

       杨斯德及乐美真向陈佐洱交待了接待方针：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陈佐洱的理解是“要防止台湾特务制造事端嫁祸于人。”

       这天下午，廖晖接见了陈佐洱，指示一定要认真做好这次接待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十一

       9月13日至14日，东京

       “我们焦虑地熬过了32个小时。”徐璐说。9月13日上午9时，马连印主动打电话给陈世昌，约他们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李、徐、陈3人匆匆赶到大使馆，寒暄一阵后，马连印问：“你们的计划是否改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继而说，“你们的事已获得国内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不到30分钟，李、徐二人就拿到了“旅行证”，并预订了中国民航第二天飞往北京的航班。

       交谈中，马连印告诉他们，他们此行将由中国新闻社负责接待安排。中新社是专门负责海外侨胞事务的新闻机构，民间性质，色彩单纯。

       当场，李永得向马连印提出了去大陆采访的三条原则：一是不与中共官方接触；二是根据自己意愿采访，不受干涉；三是全部费用自理，不受任何招待。

       对此，马连印代表我国驻日大使馆一一接受，并预祝他们采访成功。

       就在李永得、徐璐取得“旅行证”的当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悄然而至，他是（台湾）亚东关系协会的秘书黄先生。

       亚东关系协会成立于1972年。由于日中恢复邦交，日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断绝，于是成立该协会，以继续开展各种民间交流。据权威人士说，该协会是台湾事实上的“驻日本大使馆”，“享受基于国际惯例的外交官待遇”。这在9月17日日本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得到了法务省（即司法部）入境管理局局长小林的证实。

       在旅馆，黄先生劝李、徐“终止这项行动”，因为这是“违反政策而触犯法令”的行为。李、徐决心已定，不为所动，从法、理、情三个层面提出了反驳。

       黄最后说：“难道你们不担心被中共利用、统战而危害国家？”李从容回答:“我们有绝对的信心。”眼见成功在即，李、徐怎能功败垂成？！

       事后，李永得、徐璐回忆说：（这位访客及其言辞）“在我们平静的心中激起了一点小小的涟漪，我们毫无畏惧，只觉得有一种难言的失望。”

       14日上午，李永得、徐璐到日本法务省“入出境局”办理“再入境”申请时，没想到竟受到日本政府的刁难。当他们二人决定放弃申请时，日方甚至要他们写一份“自愿放弃声明”。“引起我们十分反感。”李说。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们决定在取得签证之前，深居简出，不暴露行踪。可记者不耐寂寞的天性，未能使他们真正“安静”下来。在等待大使馆回复的空闲时间里，他们在东京闹区采访了一位朋友，之后又去看了一场名叫《火龙》的电影，讲的是溥仪后半生的故事。

       一位日本记者在影院发现了他们，不禁惊呼：“整个台北，甚至日本新闻界都被你们搞翻天了，你们居然还有如此闲情？”

       李永得哈哈大笑，双手一摊，意思是“那就让他们闹去吧”。

       14日15时50分，在十多名台湾各级驻日记者又是祝福、又是不以为然的复杂表情中，李永得、徐璐终于踏进了中国民航CA93O航班的舱门。

       航空公司热情接待了李永得、徐璐，特意给他们升坐头等舱，两位记者基于避免困扰的考虑接受了。这时，两位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在头等舱里就有两位“老外”起身和他们握手，表示祝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