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9月14日深夜，北京首都机场

下弦月挂在西边的天际，醉意朦胧的月光给机场上空蒙上了一层灰白的雾纱。

四野静悄悄。喧闹的京城与市民一起悠然进入了梦乡。

候机大楼里依然灯光通明，唯有带牌牌的工作人员、挎相机的新闻记者，在来回走动，毫无睡意，一个个焦急不已，翘首等待。

中新社陈佐洱和公安部张处长也在这等候的人群里，他们俩是傍晚时分来到航站楼的。时间一秒一秒的缓慢流过，等的人无不心里焦躁。陈佐洱在大厅里顺着自动滚梯栏杆的外延来回踱步，少年时生活在厦门的许多情景、与台湾相关的许多闽南歌谣，此时放电影似的他脑子里交替播放。

子夜钟声，敲响了好一会儿。15日零时58分，晚点3个多小时的中国民航CA930航班，从首都东南方向姗姗进入机场。

陈佐洱、张处长接到航班降落的通知后，叫上同行的中新社刘国勇和王捷，一同快步向廊桥口走去。

疲惫的飞机引擎刚刚停下，候机大楼的喇叭就向机上乘客送去通知:“大家暂时别动，请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先走。”

舱门开处，李永得、徐璐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抱着兴奋而又紧张、从容而又慌乱、熟悉而又陌生的心情出现在人们面前，抱歉地说：“让你们久等了。”

陈佐洱忙迎上前去，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是的，我们等待海峡彼岸的客人，已经苦候了 38年。这38年，对海峡两岸每一位有血性的炎黄子孙来说，是漫长而苛刻的，甚至是残酷的。

然而，这一天毕竟来到了！

李永得满脸微笑地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

徐璐在一旁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像久别重逢的朋友，气氛欢愉而融洽。陈佐洱引导李永得、徐璐一边往机场卫星厅外面走，一面征询他俩的意见：“外面有50多名中外记者在等候，要不要见一见？”

“他们苦等了4小时，不见成吗？”两位台湾记者不约而同地回答。

于是，陈佐洱领着李永得、徐璐走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休息室，四五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立马就包围了上来。     

一名外国摄影记者竖起自备的五阶短梯。因急于抢拍镜头而未立稳，便连人带梯一起摔倒，后来又与机场警察发生了争执。

在记者见面会上，人们得知——

李永得，男，34岁，台湾高雄美浓人，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任《自立晚报》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

徐璐，女，31岁，祖籍上海市，生于台湾基隆，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时任《自立晚报》政治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是负责政党事务的首席记者。

二

 一个月前。8月19日，台北《自立晚报》社

上午9时左右 （当地时间，全文同），精明、干练的社长吴丰山把刚刚接任两天总编辑职务的陈国祥叫进他的办公室，急匆匆地说:“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派人去大陆采访了。”

对这个构想，陈国祥感到有点突然，可兴奋多于疑问。当天，他和社长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密谈，最后两巨头敲定：派《自立晚报》驻外记者在短期内进入大陆采访。

谁都知道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迄今三十多年了。这期间，先后经历了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个统治时代。蒋氏父子政治上一脉相承，思想上异曲同工，都是对外乞赖于大国势力，对内实行独裁统治，这给台湾社会的民心士气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是相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如“江南命案”“毒玉米案”“'十信’弊案”“非国民党籍省议员集体辞职”“核能三厂大火案”“馊水油案”，以及华航货机事件和“5·19”绿色行动等，更使台湾民众对当局失去了信任，对台湾前途丧失了信心。

与此同时，大陆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和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菲律宾马科斯政府、韩国（当时称南朝鲜）学生运动等等事件，对台湾社会来说，“不啻是一颗颗重磅炸弹。”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蒋经国语）”。在这个潮流面前，台湾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对内对外策略，出现了某些松动的迹象。

——1987年6月29日，在各方殷切盼望之下，开放金门观光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台湾《民众日报》报道说：欲往金门旅游观光者，通过向“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提出申请。台“国防部”核准台北至金门航线远东航空公司将于7月10日首航，每周往返三次。

——7月1日，台湾国民党宣布：78岁的“秘书长”马树礼辞职，任命 70岁的“教育部长”李焕接替马的职务。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1985年担任“秘书长”职务的马树礼在执行蒋经国结束戒严令的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现让李焕接任，是为了继续拓展刚刚起步的民主政治运动。

——7月3日，台湾“内阁”批准废除历时38年一直是执政的国民党独裁统治支柱的《戒严法》的建议，并把它提交“立法院”审议。

——7月14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同日，台湾“行政院”宣布“国家安全法”及其施行细则从次日起生效。尽管“国安法的50条规定有许多与戒严令的规定相似”（“立法院”反对党党员康宁祥语），但观察家们说，这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

——7月16日，台湾当局宣布，允许民众以香港作为出外旅行观光的首站。（自1949年开始限制民众来港。）时任“立法委员”的赵少康认为，“港澳地区的开放，应该是表示‘政府’对大陆政策的一种转变。”

——8月14日，台湾三大报纸之一的《联合报》称：据悉，“政府”有关方面正检讨现行大陆政策，可望在不违反“三不政策”的原则下，开放海峡两岸民间性质及文化层面的接触管道。

台湾刚刚出现开放、民主的浪花，吴丰山就率先踏在浪尖上了!

三

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台北《自立晚报》社

继19日密谈之后，过了没几天，吴丰山、陈国祥再度密商，可谓煞费苦心。他俩最初决定让本报驻外记者进入大陆，后来计划几度变更，觉得驻外记者进去并不为奇，决定改派台北的记者，以探亲名义前往大陆，顺便进行采访。

经过摸底，他们挑选出了两个人：文字记者王克敬、摄影记者杨永智。王是山东人，杨是湖南人，符合探亲名义。吴丰山要求他俩尽快办理出岛手续。

正当两位记者出外手续即将办妥之时，9月9日上午 9时，吴丰山又找到陈国祥密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缓不济急”，意思是说探亲的意义还不够重大，“我们一定要一马当先，立即决定从台北找两名记者直接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大陆。”这是吴丰山此次会谈的最后决定。至于人选，他们重新挑选了两人：李永得和徐璐。

选择这两位记者的理由，据吴丰山说，一是他们的“护照”还在有效期间，二是李永得有政治头脑，徐璐外语能力不错，出去采访时可以与国外人周旋。

历史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的身上。

这年5月李永得才“拜天地”，结婚不到半年。此次大陆行，其父母一直蒙在鼓里，只有爱妻知道并得到她的“批准”，条件是要他采访完后速回台湾，以解空守新房之苦。

徐璐事后回忆说：“在决定行动前，社长吴丰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访行动对报社，及对参与采访的记者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多次要求我们要慎重考虑。”

四

9月上旬，台北《自立晚报》社，路线及其训令

人选最终选定了，可是进入大陆的路线，又让吴丰山大伤脑筋。他清醒地知道，路线选错了，整个计划便是竹篮子打水。

当时，从台湾进入大陆的路线主要有五条——

台北——香港——大陆线。旅游业者以此线为主要路线，因为价钱最省，花费一般在3千元（8元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当时货币换算率，全文同）之内。可香港申请签约需要等候35天，行程3天2夜。

台北——马尼拉——大陆线。虽然菲律宾签证只需一天时间，但政情不稳，常常计划赶不上变化，且行程较远（8天），费用也高（约需4万元之巨）。

台北——曼谷——大陆线。较上面两条路费贵，花费时间也长。泰国签证需4天时间，而且飞往大陆的班机少，经常满座，必须在15天前预定。行程3天4夜。

台北——新加坡——大陆线。是这几条路线中最便捷的一条，因新加坡无需签证，随时可以出发，且新加坡语与华文可通，酒店预订容易，价钱也便宜，只是飞行时间长，路途不方便。行程3夜4天。

台北——东京——大陆线。这是5条路线中费用次贵的一条，花费约7万元。有利的是，在日本签证申请24小时即可下来。

吴丰山权衡利害，决定舍近求远，走路线之五。这条线到大陆首都虽昂贵一点，但快捷方便。而且，据吴判断，大陆驻日大使馆如果知道台湾记者要去大陆采访，“欢迎都来不及”，“会提供最大的方便”。

路线定下来后，吴丰山、陈国祥多次找李永得、徐璐谈话，训令的核心内容是：“绝不与中共官方接触，不要官方接待，坚持做一个采访者的角色”；“不论是对国民党或共产党都不许有任何不礼貌的批评，而且，为避免‘祸从口出’，任何私下的言论视同公开场合的言论。即使万不得已要批评一下国民党，全部只能提到两点，一是批评台湾交通紊乱，二是批评台湾多年尊重经济发展的结果，比较忽视生态的保护。”总社的训令每天晚上通过东京转达。

《自立晚报》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进入大陆就算完成了使命，采访的内容是次要的。因此，事前的采访计划并不周详，连采访的具体地点都未确定。

《自立晚报》当天见报的出发采访稿里所列出的北京、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几个地方，不过是陈国祥自己随便想到的几个大站而已。到了东京，李永得灵机一动，想要去福建沿海看看，认为“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台湾人回大陆探亲观光的状况”。没想到，还引出一段地点风波的故事。当然，这是后话。

五

9月11日，台北登机之前

李永得、徐璐的出境手续在日前办妥，当晚便由台北打长途电话到东京托人订购赴北京的机票，同时也决定此行不投保。据说，“这是基于事情一旦宣布，他们将成为国际焦点，安全绝对有保障的考虑。另外，也担心会泄密。”

为避免夜长梦多，李、徐二人准备隔天一大早就启程。可是，台北到东京最早的航班下午1时才起飞。吴丰山和陈国祥想到有关方面可能监听到他们打越洋电话订前往北京的机票，而“演出半路拦截的场面”，临时决定由吴亲自护送两位记者到中正机场。如果有突发情况，吴自行处理。

当天上午，陈国祥就拟好了李、徐二人到大陆采访的新闻稿，但考虑到发表的时间，是当天发还是隔日发，他反复斟酌，最后确定在出发当天的《自立晚报》第3次版刊出这条新闻。3次版出报的时间约在14时30分。那时，李、徐二人早已搭乘飞机离开了台北，想追、想拦也无可奈何。

大陆之行的整个构想一直在秘密中进行。除了吴丰山、陈国祥和李、徐4人之外，甚至连报社最高阶层的发行人吴三连、董事长许金德也被蒙在鼓里。

11日10时30分，吴与李、徐一行3人从报社出发，11时25分抵达中正机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吴难免有些激动，在机场给陈国祥挂去了电话：“事情进行顺利，开始准备作业。”

陈国祥随即把编辑部主任叫到平日无人办公的发行人办公室里，开始编辑版面。

在机场候机室里，吴丰山一行碰到了刚从《自立晚报》跳槽到《自由日报》的乐为良，他是李永得大学时的同学，两人交情不错，此时也要去东京。更妙的是到了日本，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位朋友家碰头，但从头到尾谁也没有透露要去大陆采访的事。据说，乐也是奉派赴大陆采访的，可后来不知何故未能成行。

13时正，李、徐两人所搭乘的波音飞机准时起飞。

吴丰山看到飞机升空，便再次打电话给陈国祥，“请照预定计划换版发稿”。下午2时30分，由陈国祥亲自执笔的《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为头条新闻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报摊上立马“洛阳纸贵”，被怀着各种目的的读者抢购一空——那时，人类还没有发明网络，更无电子版媒体。

从此刻开始，台湾报业甚至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拉开了序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