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是历朝历代对名臣贤相的最高褒奖，能得此殊荣（谥号）者极少。范仲淹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文名最大、官声最好的一位。

　　在走进应天书院之前，对范仲淹的了解仅限于他写作的《岳阳楼记》。巴陵太守滕子京复建岳阳楼后，写信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一篇楼记。可是，范仲淹并没有见过岳阳楼，摆在他眼前的是随信寄来的《洞庭秋晚图》。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范仲淹想到滕子京虽然屡遭贬谪，却依然勤政实干，政绩斐然，很需要给予肯定与鼓励，于是欣然命笔。他在楼记的开头便表明滕子京到巴陵仅一年多就开创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良好局面。接着，他通过描述洞庭湖的悲喜景色，引出人生的忧乐意境，道出他们的共同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篇情谊深厚、文辞优美、气势非凡的楼记，读来荡气回肠、正气浩然、志气飙升。有许多仁人志士以他们的情怀和格局为榜样，奉献社会，风范人生。曾经专程去岳阳登斯楼，观洞庭，诵楼记，仅此而已，未作深究。

　　2019年寒假期间，自驾到海南岛，返回时曾在河南省的商丘市短暂停留。商丘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商族和商文化的祖源之地，是北宋的龙飞之地。本以为可以一睹黄钟大吕、庄严肃穆的商文化，遗憾的是多为明清建筑，而且复建的痕迹明显，真正的古迹较少。不是保护得不好，而是洪水的罪恶，将真正的宋国都城、梁园仙境、应天府坻都淤埋在地下。3年疫情，外出禁足，只好在家闭门读书。于《宋史》中发现商丘曾经有个应天书院，位列宋初四大著名书院之首。它从民间私塾升级为官学，直至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培养了一大批名臣能吏和文学才子。让人惊喜的是，范仲淹曾经在应天书院苦读5年，任教3年。这8年正是范仲淹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段。书院给他打下了什么样的思想根基、增长了哪些特殊才干？越想越兴奋，决心再到商丘寻访一次。

　　2023年2月10日，从西安来到洛阳。在返回的途中，商丘并不顺路，但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也就300多公里的路程，在高速上小半天就能跑到。于是，兴冲冲地来到高速入口，却因大雾封闭不得进入。刚刚游完龙门石窟，王城公园的牡丹花还没开放，滞留下去毫无意义。“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高速照样去。想当年，多少学子用两条腿去应天书院求学，不怕路途遥远，不惧千山万水。如今自驾前往，又有何难。走省道，放低速，穿村庄，就这样慢跑紧赶，下午4点多才到达。怪不得上次没有看到，原来它在古城外的南湖边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泓荡漾生辉的碧水，一座通体洁白的状元桥，一群红墙黑瓦的古建筑。看到书院的南门还在开放，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应天书院创建于后晋，兴盛于北宋，被誉为“天下州府有学始此”。之后，时办时停，屡毁屡建，一直延续到清代，名为“范文正公讲院”。应天书院持续时间之长，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只有长沙市的岳麓书院能与之相提并论。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应天书院在宋代原址附近进行修复。2007年，由河南大学设计的应天书院一期复原工程竣工，正式对外开放。应天书院幸甚，千年后再现当时的倩影。

　　我们因缘而来，得瞻风采。走过状元桥，迎面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院训，格局真大，卓尔不群。右侧是范仲淹所写的《南京书院题名记》（摘抄），气概非凡，金句叠出。应天书院曾名南都学舍、睢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南京书院、南京国子监，创始人李悫，发扬光大者戚同文。该“题名记”中，有气势如虹的句子，“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还有与《岳阳楼记》语句相似的表达，“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几乎就是《岳阳楼记》的最初版本。书院一般都设立在山林僻静之处，而应天书院却建在都城之内、闹市之中，为的是紧贴社会实际，学有所用。公元1009年2月24日，宋真宗亲赐院额“应天府书院”。这使全国的学子无比仰慕，趋之若鹜。

　　迈进书院大门，中有崇圣殿，左有范文正公纪念堂，右有至圣先师纪念堂，其后有书院大讲堂。规模虽然没有以前的大，也无真正的遗迹，但贵在是原址上复建的，具有续文脉、扬学风的现实价值，使古老的商丘重新让人瞩目。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无数学子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行走其中，仿佛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还能看到众多学子踱步思考的身影，以及慷慨评论时政的动人场面。我们自然重点参观了范文正公纪念堂，满墙的文字，详细的图表，历代的评赞，展现了一个出身贫寒、志向远大、苦读力学、初心不改的范仲淹。

　　范仲淹祖籍陕西邠州，后迁徙到江苏苏州，于公元989年出生在江苏徐州。祖上是书香门第，历代做官。按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童年应该是幸福的。可他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因非正室，被范家人逐出门外。范母生活无依，贫困交加，只好抱着襁褓中的范仲淹回到娘家，后改嫁山东淄州人朱文翰。按照民间风俗，他得随继父的姓氏，取名“朱说”。范母因此非常痛苦，一心把范仲淹培养成才，以光耀范家的门楣。稍大便送他进私塾读书，后又送到一座寺庙去求学。范仲淹至孝，谨遵母亲的教诲，以不因贫穷而改其志的古贤颜回自勉，坚持苦读勤学，15岁被举为学究，誉为小秀才。

　　范仲淹在山东省长山县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成语和“埋金苦读”的故事。他在寺庙读书期间，自带粮食，自炊饭吃。由于所带的粮食少，只能做粥充饥。等米粥凉透凝固成块后，用刀划成4块，一天只吃两块。没有蔬菜佐餐，便采来野生的韭菜、山芹、荠菜等，切成碎末，再加点盐。如此清苦的生活，三年如一日，使“划粥断齑”成为他刻苦读书的汉语成语。有一次，他在一个山洞中读书，看到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跳进了他的粥锅里，他忙去驱赶。两只老鼠跑到一棵树下，分别钻进洞里，洞中有黄色的光在闪烁。他好奇地挖开一个鼠洞，里面竟是一堆黄金，而另外的洞里是一堆银子。他分文未动，埋好如初，依然挑灯夜读。“埋金苦读”也因此成为当地传诵至今的佳话。早在公元1065年，当地人就在范仲淹读过书的长山镇范公村建起了范公祠，以示对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志向的景仰。

　　人的命运有时会因偶然事情而发生重大转折。朱家原有两个哥哥，从小就看不起从外带来的范仲淹，经常无故地欺负他。范仲淹起先并不在意，后来看到两位兄长只顾吃喝玩乐，可是家里并不富裕，便劝告他们不要浪费钱财。两位兄长却说：“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范仲淹为此很诧异，我难道不是朱家的人？这时，有人告诉他，你并不是长山朱氏后代，而是姑苏范氏子嗣，生父叫范墉。范仲淹闻听伤感不已，痛苦异常。他发誓以十年为期，考取功名，恢复祖姓，迎母就养。公元1011年的一天，22岁的范仲淹洒泪与母亲告别，毅然决然地奔向千里之外的应天府（商丘）去求学。范母哭着追出去很远，不仅仅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更担心他身无分文，前途未卜。从此，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这时，北宋与大辽结束了战争，天下太平，急需各种人才，在开科取士同时，把睢阳书院改称为应天府书院，由私学升级为官学。范仲淹恰逢其时，如鱼得水。他依然昼夜苦读，5年没有解衣就枕。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待清醒后再读。他依然喝粥充饥，有时甚至连粥都喝不上。一位官员的儿子和他同学，把范仲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讲给他的父亲听。他父亲听了很感动，叫儿子把官府准备的饭送一份给范仲淹。范仲淹婉然谢绝，说吃粥习惯了，再吃好的受不了。范仲淹不仅把儒家经典读得滚瓜烂熟，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付诸实践的途径。他常抱膝自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这句话，绝不是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他的一贯思想主张。一次，宋真宗来视察应天府。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见真龙天子，只有范仲淹一人稳坐不动。同窗劝他快去见皇上，机会难得。范仲淹随口答道：“异日见之未晚。”

　　第二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97名，参加殿试时见到了宋真宗。他提前5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由一名寒儒成为进士，被任用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务，官居九品。有了朝廷的俸禄后，范仲淹想到在家天天等待、苦苦守望的母亲，立即把她接到身边，尽孝奉养。随后，他又认祖归宗，恢复本名范仲淹。他后来到青州任太守时，想起往事，曾赋诗一首：“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山东吕剧中有个剧目叫《长白寒儒》，唱的就是范仲淹苦读及第的故事。

　　这之后的10年，范仲淹一直在基层任职。他阅尽民间苦难，看透官府腐败。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掌管讼狱时秉公办事得到提级升职，任泰州仓监时重修的捍海堰被命名为“范公堤”，任兴化县令时完成了修堰的惠民工程。正当他干得起劲之时，“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必须离职尽孝，丁忧3年。孩子出生后，3年才能免于母亲之怀。母亲去世后，儿子要守孝3年，以报养育之恩。范仲淹选择在应天府丁忧，这使他再次走进应天书院。

　　应天府知府晏殊早就听闻范仲淹的大名，邀请他到府学应天书院执掌教席。丁忧期间本不该参加一切公务活动，但挡不住晏殊的盛情和学子的期盼。晏殊后来当上宰相，他对范仲淹一直非常欣赏和推举。范仲淹想到朝廷急需人才，欣然到应天书院去执教兴学。他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气概，继承戚同文的“天下同文”的理念，发展成“以天下为己任”的院训，主张学以致用，关心时事政策，提倡实地考察，使学子们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他为书院制订了“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的学规，亲自讲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程。他坚持吃住在书院里，以身作则，观书肄业，终日不倦。他随时随地检查学子们的读书情况，对不用功的及时予以惩罚。给学子们出考试题时，他自己先做一次，摸清难易程度，留下许多珍贵的范文。例如，《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等。有此名师和严师，不出高徒才怪。他执教一年后，该书院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一个状元，一个探花，轰动一时。而孙复、石介和胡媛等一众学子，皆是一代大儒。

　　也正是在这一执教期间，范仲淹写下了《上执政书》。书中罗列六件大事，有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洋洋万言，核心是改革。范仲淹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十几年，深知“三冗两积”（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之害，非实行全面改革不可。可惜，皇帝年幼看不懂，太后爱搭不理，宰相王曾很欣赏并向皇帝举荐。那年，他29岁，只是个县级小干部。他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早就将其付诸行动了。这之后，他三起三落，初心不改，勤政廉洁，文才武略皆有显著成就，死后被授予“文正公”谥号。

　　夕阳西下，望着笼罩在金红色之中的应天书院，不禁感慨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应天书院正是在戚同文和范仲淹的精心打造之下，才成为一所名校的。状元桥的对面树立着范仲淹的塑像，以及他的名言名句。听其言，观其行，历史上如其言行一致者少矣。范仲淹虽然没有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但他的楼记堪称散文冠冕，他的官行被千古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