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我是在上小学时看的，那时书名叫《西行漫记》。当时只记得这本书市面上很少见，看到不容易。但对书的内容和讲的人物记忆不多，还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60多年过去了，为了核对一个史实，又把这本书找出来浏览，发现这本书的问世对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前往延安，找共产党参加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对中共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实在是不吐不快。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一批上海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救亡，辗转13个月，跋涉1万多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真实写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初期，成千上万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青年，从国内各地，甚至是欧美、南洋（东南亚），千里迢迢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到延安去！”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根据中共领导人任弼时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里说的，这个期间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有四万多，初中以上学历的占71%。这些青年人大部分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他们宁可舍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也要到延安这个西北的山沟里吃苦，虔诚的精神难以置信。

　　《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曾说：“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个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很多爱国进步青年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影响而来到延安的。可以说，《西行漫记》为宣传共产党的形象和主张，为共产党赢得人心，为形成“到延安去！”这条独特风景线功不可没。

　　那么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为什么会对爱国进步青年去延安产生这么大的推动力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猖獗，对共产党、红军、陕甘宁苏区的消息一律封锁，老百姓知之甚少。斯诺在去苏区采访前，对共产党及苏区的了解也是很有限，脑子里装着无数疑问，理不出头绪。作为记者的斯诺认为“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尽管同行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苏区后活着回来的”，但斯诺决定冒这个险。他在《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用一位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斯诺认为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作为第一个到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斯诺的冒险行为成功了。他用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实写就了《西行漫记》。他把一个真实的苏区，真实的红军，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还原给社会大众。彻底颠覆了社会上对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的偏见。读者通过斯诺的书，了解到陕甘宁苏区虽然是位于中国西部一块穷乡僻壤，但它却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的社会真正是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人。那里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有赌博、娼妓；没有小老婆、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全中国没有比那里更“干净”的地方。就像文学家丁玲称陕甘宁边区是“人间乐园”。

　　斯诺目睹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一样住窑洞、吃黑豆、穿粗布衣服、自己动手开荒种粮。党的高级干部也没有什么特殊，每人每月仅五元钱。毛泽东也照样穿打补丁的衣服。大家都以苦为乐，用理想的强大精神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共产党人给斯诺留下的印象不像国民党宣传的是无恶不作的“共匪”，而是一群可爱、可亲、可敬的人。他们即有崇高的信仰和热忱，又有铁的纪律和献身精神。他们对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信心，还要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外来客眼中的边区共产党人“他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蒋介石的智囊团成员凃思宗考察延安后认为“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他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低估。”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抱着对国事忧心忡忡的心情回国访问，在重庆目睹国民党的铺张奢靡让他失望，而在延安看到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又让他心升希望。老人家还不放心，又暗访了延安街上的店铺，了解是否有共产党干部的产业，结果是“没有”。陈老那颗不安的心终于踏实了，因为他此行回国考察有了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要告诉读者的结论完全一致。“到延安去”这道时代独特的风景线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1937年10月英文版《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英文版的名字叫《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1个月内发行了五版，10万册。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国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在国外的华人华侨，甚至是外国人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纷纷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法国格黑鲁布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共党员陈柱天，1937年10月率全欧抗联回国参战团第二批成员回国，次年牺牲在武汉。

       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来中国前写信给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他来到中国，不留武汉，直接去了延安。在延安接待白求恩的是早他来陕甘宁边区两年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马海德在这里已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带来的无穷力量，在中国人民抗战最困难的时候马海德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此书在中国发行不受当局阻挠，它的中文版名字改为《西行漫记》。1938年春中文版《西行漫记》首次发行就极大地轰动了中国社会。在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与成都等地掀起一股知识青年赴延安的浪潮。仅三个月就有2200人从四川涌到延安。其中有数百学生约伴一起步行去延安，而且一路走，一路唱，兴奋的心情尽显脸上。这无疑是狠狠打了国民党政府的脸。

        在重庆居住的文化大家何其芳，留法博士何穆与陈学昭夫妇。他们都是读了《西行漫记》后，毅然放弃在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到艰苦的延安去抗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时是个银行职员，住在上海。当他读了《西行漫记》后异常兴奋地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延安的一切都让我神往！”华君武瞒着母亲去了延安，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家魏巍也是读了《西行漫记》后感触颇深，只身前往延安。但他不知道虽然国共两党说是合作，但国民党仍旧处处打压共产党。从西安到延安沿途就设了七道关卡。阻止进步青年去延安。魏巍为此三进三出班房，受尽了折磨，九死一生才到了延安。

　　《西行漫记》一时成为了去延安的导航手册，很多知识青年都随身携带着这本书。一位年轻人回忆：“我们一路是走着走的，大家都很饿、很累。突然，有个高个子拿出本红皮书《西行漫记》，大家围在一起读，像吸收精神食粮一样。刚开始是默读，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大家都激情高扬。”站起来继续向竖立着宝塔山的方向前进。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在亲眼目睹了行进在去延安路上的这个场景时，热泪盈眶由衷地感慨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的耶路撒冷。”那么《西行漫记》就如同圣经了。

　　诗人何其芳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府）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生活。然后一群一群的，穿着军装，燃烧着激情，向各处散去。”他们就像红色的种子，来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斯诺在为本书作序时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说的很明白，中共当时虽小且弱，但所作所为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斯诺之所以用“红星照耀中国”冠名此书，就是想证明“中共以及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中国”。历史的发展果然被应验。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年让延安闻名于世，功不可没；今天重温该书仍可汲取到极其现实的意义，影响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