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杨绛　　

　　有时候，认识一本书，知晓一个人，了解一段往事，往往只需要一句被大众信奉成真理的话。而这句家喻户晓的话是杨绛女士写在钱钟书先生《围城》扉页的一句话。婚姻是一座围城，学校是一座围城，生活也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入与出映射着人生的哲理与境界，同样也是生命的常态。

　　说起《围城》这部书，就不由得让我们记起两个人——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钱钟书先生成功创作《围城》一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杨绛女士的影响。《围城》创作于1944年至1946年之间，在那个战火丛生，颠沛流离的年代，杨绛女士一边承担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一边上班，一边激励写作的丈夫钱钟书先生，最终才使得世人能有幸看到这部号称“民国最震撼”的小说。正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二人对家庭的责任，对爱情的忠贞，才使得《围城》有了最坚实的情感基础，最温热的人物关系，最淋漓的全景社会，最生动的佳句名言。

　　有人形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就是圈子文化，其实不无道理。围城、圈子、空间、格局等等，这些词的意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为什么进到城里的，还想走出去，用一句俗语“这山望着那山高”来形容不为过，因为还想走出去进入别的城。为什么城外的人想进城，殊途同归，也是对自己所在的“城”有种种不满之处，自然想进更好的“城”。当然，从社会进步来说，这种不安于现状的突出“城围”向更高、更强、更好的阶段进取，是有深远意义的。而这种突围，是需要勇气与智慧来打破旧的思想禁锢，改变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经得住陌生环境和未知阻碍的考验等等。然而，光明的背面就是黑暗，如果把这种不安分的欲望不加节制地放大，不断地没有信仰地“走进去走出来”，结局可想而知，一定是悲哀的。

　　《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在其原来的“城”还是很优越的，不愁吃喝，能上大学，准岳父周先生还慷慨资助他出国求学，这些都足以说明方鸿渐的起步就高于很多人。但方鸿渐不甘于在旧中国、旧体制的城里按照祖辈的生活方式到老，毅然而然地选择了欧洲游学。应该说，方鸿渐算是有志青年！但是他在当年科学、思想都很先进的欧洲，却是不理学业，混了四年，直至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他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证书。然后自欺欺人的回到了出生的那座城。在书中，钱钟书先生有这样精彩的描写——“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读懂了钱钟书先生这段话，就会明白，方鸿渐即便打破传统，进入了所谓的西方之城，最终一败涂地，也是情理之中了。

　　读《围城》不要在“城外”，也不要在“城内”，而是要低下头弯下腰，在“城”的根基之处掘开“浮华”，去找寻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建“城”之道！同时，我们也要向书中思想所要表达的那样，一定要与时俱进，敢于突出自己的“城”，进化自己的“城”，争做有理想的、有信仰的开拓者与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