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我喜欢看大片，诸如《海棠依旧》《难忘方毅》《边关往事》《南海风云》等；看图书，我喜欢看纪实，例如《方毅在盱眙》，就是一部浅显易懂的纪实文学。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我们编著出版了《方毅在盱眙》一书，这是继 2015 年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 70 周年专辑《浩气长存》出版发行之后，我国军事历史上的又一部力作，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献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份厚礼。

       背景材料为《方毅在盱眙》作了很好的铺垫 

       方毅同志于1916年2月16日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教育，毅然投身革命，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他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 在闽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期间，多次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南安、永春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和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游击战，为发展革命力量作出突出贡献。　　　

       1934 年秋，方毅同志去上海接受党的更加重要工作任务时被捕。他在国民党狱中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暴露党的地下组织，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抗日战争时期，方毅同志不畏艰险，带领官兵奋勇杀敌。1937年 8月，他奉命赴湖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民运部部长，鄂东特委书记。在黄安县培训抗日骨干，着手建立与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1938年10月，他在黄冈地区领导组建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第一枪。 

       方毅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对外经济战线和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方毅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历史事实为《方毅在盱眙》提供漂亮的衬托 

       艰苦卓绝而又激情飞扬的岁月，已渐渐远去，但她给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存在，时光的流逝并未使其失色，时代的呼唤让她倍加珍贵。  

       1939 年2月（至1945年9月，一直在盱眙工作），方毅同志调任鄂豫皖区（常驻盱眙）党委委员，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7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旧址在盱眙黄花塘）主任。在此之后，方毅同志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 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淮南行政会主任等职。  

      七十年前，新四军军部进驻盱眙黄花塘，这个美丽宁静的小镇从此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这是全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红色记忆，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她诞生于全民抗战烽火之中，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屡建奇功，声名远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3 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城停翅港迁驻原二师师部驻地黄花塘。在这长达2年8个月的时间里，黄花塘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方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指挥华中抗日战争，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盱眙战斗和生活六年零七个月时间，方毅同志参与领导淮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与指挥半塔集保卫战，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地方干部培训工作，为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为了牢记那段风与雨、血与火的历史，缅怀在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方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颂扬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欣值方毅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方毅在盱眙》一书。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饱含深情的笔触，再现了那段如火如荼的蹉跎岁月，讴歌了方毅及其战友可歌可泣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 

        领导支持为《方毅在盱眙》给以坚定的信心 

       《方毅在盱眙》一书共18集28万字，既有老战士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记录，也有军史工作者撰写的研究文章，内容广泛，语言朴实，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2016 年4月，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难忘方毅》摄制组总导演、高级记者李黎一行9人专程来盱眙追踪前辈的光辉足迹，先后在盱眙县政府、第一山、千棵柳、葛家巷、高港、时集及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搜集拍摄《方毅在盱眙》画面，不仅是对革命前辈的缅怀与回忆，更是对后辈的激励与鞭策。     

       用时任盱眙县委书记梁三元话说，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新四军在建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铁的新四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发展盱眙、建设盱眙，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铁军”精神， 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始终保持一种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开拓进取，奋发向上，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我们更要团结一心，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创造科学跨越发展的新辉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组建《方毅在盱眙》编委会时，盱眙县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参加，组建了一支由县委书记梁三元担任主任的编委会；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海波为编写此书专门组织召开了会办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晓红在会办会上作了精彩的讲话；副县长雍梅在会办纪要上批示：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宣传和支持！马培荣、李汉成、葛云、钟海平、卞龙等领导为编写此书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在许多会议上推介宣传！ 

       细节描述为《方毅在盱眙》添加精彩的亮点 

      《方毅在盱眙》一书，不仅注重了战时大背景的运用与借鉴，而且注重了平时小细节的收集与整理。如《方毅与周总理虎口脱险》一段是这样记录的：  

       八月的一个夜晚，月儿分外明朗。方毅和周恩来秘密的在千棵柳北方一个小涧旁的老奶奶家（现名郑盘村，老奶奶是情报员），运筹帷幄，商讨着抗日大事。忽然来了张沛乡的两个伪乡丁，这两个伪乡丁是天长伪政府派来侦探、抓捕共军领导的。他俩端着枪，对准方毅和周恩来，大喊：“不许动！”方毅和周恩来客气地起身站了起来，方毅说：“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我是方毅，他是周恩来，你要抓我们，我们跟你走，你们要知道我们共产党是解放穷苦人的。”话刚说完两个伪乡丁流下泪来，并说：“我们是穷苦人，我们父亲是被伪政府打死的，我们被抓当乡丁，我们是被逼的，不想抓你们，请理解。”而后两位领导想了对策，又对两个伪乡丁进行了说服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毅对他们说：解放后你们遇到事情，可以找我们。并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建立新中国是我们的远大志向”，动摇了这两个伪乡丁。伪乡丁走了，方毅他们脱险了，后来这两个人成了他们的情报员。他们俩果真将这张纸条收藏在屋架里。到了1953年，镇压反革命，这两个伪乡丁受牵连，他们凭字条在中南海找到方毅，方毅为他们俩证明，他们才万事大吉。 　　

        这段文字是作者采访葛运高时，老人家根据葛长文讲述的事实，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的。既记录了战时背景的动乱，又突出了周恩来、方毅的机智与勇敢。 

       在《方毅用文艺形式引导群众》一段时，作者收集了这样一些文字： 

       1941年，津浦路东根据地八个县在天长葛家巷（原属于盱眙）举办第一次“文抗”代表大会，由路东地区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亲自主持，宣传部长祁式潜作了《一年来路东文化工作的简单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小学教师，有私塾先生，有民间艺人，有政府机关的代表，这表明了路东人民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正是巩固路东根据地的重要因素。”报告还总结了路东一年来文化部门的工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70个剧本和50曲新歌，有过100次以上的演出，吸引了10万以上的观众。这说明了人民对于新文化的热爱与欣赏水准之提高，而且也说明了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对于理论方面，我们的研究虽然不够，但在干部中间的热潮是掀起了，兴趣是提高了。”大会宗旨是要在各县推行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提倡抗日文化、民族文化，反对侵略文化和敌占区的奴隶文化；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在活动的具体组织上，一是在路东各县组织文艺实验活动；二是进行新文艺的推广和普及工作；三是在各地开展丰富群众文化活动。于是，各县也采取积极措施来推进新文化普及工作。1941年春，方毅组织嘉山县政府在自来桥（属盱眙）召开了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大会；当年夏天，方毅又在县政府所在地大许郢召开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大会，经过两次大会号召发动，全县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方毅还亲自撰写戏剧脚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画龙点睛为《方毅在盱眙》增加坚实的厚度 

       在《方毅倡议成立淮南师范学校》这一节里面，作者用简单的笔墨还原了历史事实和真实画面：  

       方毅，抗日战争时期，曾战斗在皖东地区。他在盱眙、天长指导工作期间，对文化教育尤其关心，倡议成立淮南师范学校。 

       方毅第一次到天长，是在1939年5月底，当时他担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壮大武装力量工作。那次他到天长，是和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二营营长朱绍清一起来的。当时，他们只带了一个挺进中队、一个战地服务团，全部活动经费只有300元。到天长后，他们先后到汊涧、何庄、张公铺一带宣传抗日，团结发展进步力量和爱国青年。其间，方毅还冒着风险去汊涧做统战工作，缓解了地方武装对新四军的敌对情绪。

       同年夏天，他获悉当地有名的抗日义军首领陈文领导的抗13武装正在附近活动，便派夏云亭、肖明山两位部下以政训员身份，到陈文部二支队，帮助他们搞了一个多月军训，以争取、联合陈部和新四军团结抗日。在这期间，他每天都到盱眙、天长指导抗战工作。也许是文化人出身的缘故，方毅对盱眙、天长的地方教育事业一直比较关注。　

       1940年8月，淮南津浦路东联合中学(后路西联中迁到路东，与路东联中合并为淮南联中)在天长张公铺葛家巷（原属盱眙县）天王寺成立时，他还兼任了校长职务。据当年与方毅一起战斗、一起生活过的王昭铨和葛文泉（原属盱眙县，现在是天长市张铺镇竹园村桥头组）老人介绍：方毅人虽瘦弱，但很能干，做事很有办法、很有主张，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比较低调，非常谦虚，不爱张扬。抗战胜利后，他在区党委会议上提出，将因日军侵略停办的天长中学恢复起来。他说：天长是我们淮南行政公署所在地，如果连一所中学都没有，怎么说得过去呢?然后，他又提出恢复重建方案：将淮南公学(当时设在与天长接壤的盱眙县古城镇)分成两个学校，即把其中两个普通班的学生带到天长城里，以他们为基础，在天长儒学(学宫)旧址(今天长实验中学)恢复建立天长中学。另外一个师范班、一个财经班留在当地，以之为基础，成立盱眙师范。区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研究决定由王良才(即王钟儒，天长最早的国民党党员之一，后加人共产党。和王昭铨一样，为中共天长县首届参议会参议员)任天长中学校长，学校直属淮南苏皖边区党委领导。1945年1月，天长中学在城内恢复后，很快由两个班发展到五个班，学生近200人，教职工也由最初的l0多人增加到20多人。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即1945年7月，国民党部队进攻天长，多次出动飞机对县城进行轰炸，天长中学便停办了。但方毅当年对盱眙和天长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天长中学的关心，却永远留在了很多知情者的记忆里。需要说明的是，天长中学当年恢复时，虽然是以设在盱眙的淮南公学两个班学生为基础，但这些学生并不局限于盱眙人，大多是来自天长及周边地区。这是因为天长中学自1928年创立以来，校址、名称数经变动，几次迁出天长县城，天长的生源也不得不随之迁徙。所幸，在绕了一大圈后，天长中学最终又回到天长城里来了，在这条曲曲折折的回归路上，国家领导人方毅，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回顾往事为《方毅在盱眙》留下可贵的教材 

       就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方毅不仅做“大事”，也做“小事”。有一年农历四月，太阳当空高照，农民汗流浃背地在田间忙碌着。农民葛爷爷一家和别的农户一样，在田间忙着插秧，被方毅看到后，及时安排20多名士兵到葛家田里帮忙。官兵们一边插秧，一边唱着秧歌，不一会儿，秧就栽完了。士兵们正准备回去，这时方毅主任和张云逸副军长又来到田边，有礼貌地向士兵们说：“我说的是以前老话，你们不但要加强军事训练，搞好军民关系，也要好好地学文化，战争时期需要文化，将来到和平建设时期更需要文化。”说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黑板，用红泥块在黑板上写字，教士兵认和写。当时士兵没有笔和纸，就用草棒和树枝，有的用手指作笔，以大地作纸，画着读着。方毅直到士兵会认会写当时教他们的几个字，才向士兵告别离开。回葛家巷驻地时，饭菜都凉了，两个人只吃了一点点，便又赶到军部开会去了。 

　   1943年底，方毅组织淮南行政公署召开淮南地区各县医药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淮南医学会，推举行署卫生署长杨诺为理事长，大力推广医药卫生科技事业。同时，方毅结束安乐乡调查工作，返回淮南行署驻地时家集。经方毅整理，写成8.8万余字的《安乐乡调查》报告。全文发表于党内刊物《真理》杂志1944年第16期，是中央委派的四个调查组中唯一留下文字并公开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农村最基层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方毅同志在盱眙工作近七年时间，是他人生中最最辉煌最最宝贵的黄金时段。他是战事烽火年代在盱眙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先后与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彭雪峰等领导在盱眙共同生活，结下友谊。 

　　作者用朴实无华的笔墨记录了方毅同志于“兵荒马乱”年代在盱眙立下的赫赫战功，是新时期对青年一代进行党史教育的极好教材，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播国防教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