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6日，农历鼠年除夕。天色已晚，街上行人寥寥，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一张大床，下午才从里间抬到外间，冲着大门，我们姊妹几个，团团围住平躺床上的父亲。父亲的脉搏越来越弱，腿脚渐渐发凉，却依然软软的。他的手握在我的手心里越来越安静。大约9点左右，父亲双眼突然睁开，将我们看了个遍，想说话却说不出来，然后颓然一泄，极不情愿地闭上了双眼。

      父亲属鼠，辛亥革命次年生，去世时，正是本命年最后一天，满85，虚年86岁。3个小时后，门外骤然响起密集的爆竹声，极天匝地，震耳欲聋，仿佛在为茹苦一生的父亲送行。一缕青烟冲天而起，向灰蒙蒙的苍穹飘荡而去。真的是父亲的魂魄么？将飘向哪里？父亲的骨灰暂时存放在殡仪馆。办完手续，为父亲领到一个户口本大小的薄本，这该是父亲在人世间最后一个“户口本”了，而他已浑然不知。这个“户口本”没有户籍所属的意义，无所谓城市或农村——他彻底自由了。忽然想起瞿秋白那首《卜算子》：“寂寞此人生，且喜身无主，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我在“户口本”的扉页写下一行字：“从寂静中走来，走过寂寞，走入寂静。”我们搀扶着母亲下山，并不时回头张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寡言沉默的。从“反右”直至整个“文革”期间，他似乎封闭了说话的功能，任凭一轮轮碾压过来的灾难将自己吞噬，既不抗拒，也不辩解。他给我的整体印象，像

        一幅耶稣受难像，脸上的表情不仅是楚苦，更多的是寂寞——那种被无边的喧嚣狂躁包围着蹂躏着却无从诉说的寂寞。然而我知道，父亲的思维能力及语言水平非常人可比，这一点，整他的人也知道。所以，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他的话语权。从土改给他错划成分铸就冤案，将错就错，一直就这么冤着，啥时喊冤，再加一重罪。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曾经能言善辩，把党的土改政策背的滚瓜烂熟的父亲，终于被整得再也不喊冤，伸着脖子逆来顺受。且说个不为人知的例子。“文革”烽起，我正上小学六年级，我所在的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也有写大字报的任务，怎么写呢？就是抄报纸。已经忘记当时从同学那里找来的什么报纸，上面有篇文章，大意是批判孔老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谬论。报上说：父亲如果是窃贼，难道儿子也必须行窃么？我一想有道理，晚上在家用毛笔抄在一张白纸上，准备第二天交上去。父亲晚上回家，看见我抄的文章，先把门关上，然后问我：“你知道什么是‘道’么？”我茫然。“什么叫‘有道’‘无道’？天天抱着书看，难道连好歹都不懂？书都念哪去了？”“道，义也。义，礼也。”他继续给我上课，“只有好事才能称为‘道’，偷东西能算有‘道’吗？孔夫子再不济，也不会教小孩去偷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我的脑子终于蒙了回来。第二天，为了任务，我依然把抄好的大字报带到学校，耐不住就把父亲的解释跟老师说了。老师刚听完，脸色就变了，问我：“你父亲叫啥名字？”我说了父亲的名字。老师愣了一会，“这话还跟谁说过？”我说没跟谁说。“不能跟任何人说！”老师突然口气凌厉。这是在老师自己的宿舍里。老师手里还拿着我写的那张大字报，走到门口折回来，又说一遍：“谁都不能说！”我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来看见，我抄的那张大字报，跟很多大字报一起，还是挂在了操场的绳子上。这件事对我震动不小。环境对人的改造是立竿见影的，为了不给父亲惹祸，我很快学会了缄口。那会正迷着看大部头小说，虽然到处在消灭“毒草”，只要小心点，还是有很多机会偷看，我索性钻进书堆过瘾，将眼前的茫然与困惑都扔一边。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被遣送到农村老家。母亲和我们则也混混沌沌的随着下乡。一年后，一家人又依据什么文件回到城里，父母还在原单位上班。

       1969年初，我初中正上半途，不知谁的一声令下，父亲又被遣送下乡，且在乡下严厉管制。我们自然也席卷尾随。母亲是贫农成分，自不同于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其实按政策父亲的成分属民族资产阶级，不属四类分子，何况还是冤屈的，可在“斗争”年月，谁来给你区分矫枉？）。人到绝境，趋利避害是本能。为了几个孩子好点的前程，父母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划清界限”，母亲带我和妹妹弟弟迁移到当年外婆讨饭的庄子落户，一家人自此离散，直到1979年父亲平反，整整隔了十年，全家终于返城团聚。

       那个十年里，父亲孤身一人，落入他人生的最低潮。将近60的人了，且丧失劳动能力，拖着一条残腿，到处拾柴生火，有一顿没一顿苟延残喘，曾数日不食，祈求自灭，竟未成行。母亲得知，常常夜行数里，偷偷送些食物衣服，使绝境中的父亲得些温暖，看到一线生存的希望。整整熬了10年，那是生存绝境中的十年啊！饱受凌辱孤苦孑然的父亲，总算活了过来。于此同时，我们母子在另一片漆黑的旷野也在忍受着难言的屈辱与孤寂。四周的白眼时时提醒着，虽然“划清了界限”，却依然是异己血统，“子弟”身份还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尊严可守。在那个阴风炽盛群魔狂舞的年代，举国上下，“人”的尊严在哪里？连“人上人”也未必活得有尊严。所谓民族浩劫，实乃人性之大沦丧，危巢之下，岂有完卵！“终于都过去了——”偶或一声叹息，低沉地吐出这一句。从不吸烟的父亲，有时竟会燃起一支烟，坐在院里泡桐树下默默地吸。这是在回城以后。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学写作，偶或向他求教孔孟原句，惟有此时，他的脸上会泛出稍许红晕，也多是听我说，说错了，才娓娓的纠正，说完即在躺椅上闭上双目。寡言少语的习惯，一直伴随着他，从不见他为什么事开怀大笑。他的灵魂深处，似乎还在延续着那一种喧嚣中的寂寞。最后，终于带着他的寂寞离开人世，却又走的那般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