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上海知青”这个题目，眼前渐次浮起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底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与酸楚——他们同当年的我一样青涩，稚嫩，天真而又茫然。一样的少小辍学，突然间从繁华的都市放逐到一片荒村乡野完全陌生的天地，所不同的政策上我属于“回乡知青”，归属上也没有远离从小长大的土地和亲人，而他们则是抛家别亲，孤身远行，像断了奶的羔羊，孤零零的被遗弃到一个前途未卜的陌生群体之中，心底的恐慌孑然与悲凉可想而知。他们是比我更堪体恤的共命运的同类，我从心底里觉着他们可亲，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比他们稍早几个月，我已经在那个贫穷而又紧张的村庄落脚，仿佛打前站的尖兵，提前到站等着他们。

1969年深秋的一天，终于把他们等来了。那天飘起了小雨。队长组长满庄吆喝，全村社员都集中到村子中间的队部开会，欢迎上海知青。那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平常开会，一户来个当家的，这天老老少少几乎全到，小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都没拉下，辛凉的秋意被乡亲们热切新奇的观望完全冲没了。18个大上海的洋学生，男的白净清秀，裤缝都熨的笔直，且瘦的跟鸡腿一般，女的更是细眉俊眼，靓丽脱俗，没结婚的小伙子个个看得脸热心跳，像掉了魂似的。知青们坐在前排，偌大几间屋人满为患，门口窗户下簇着一片。队长磕磕绊绊的欢迎致辞还没说到头绪，门外枣树下拴着的叫驴突然歇斯底里地狂鸣起来，犹似激昂高亢的男高音。知青们交相耳语，突然不管不顾地奔涌而出，团团围着叫驴大呼小叫。不知是否由于观看的刺激，那驴耍起了流氓——将一根黑不溜秋传宗接代的家伙从肚皮直伸到地下，这一群公子小姐更是惊诧莫名，几个公子哥竟找来树枝，甚而至于同小姐一起向那根东西拨去——乡亲们可笑翻了！长这么大哪见过如此这般的西洋景啊

知青住的集体户，18人共餐一个食堂，有老乡专门做饭。那个年月，队长几乎不谙农事，抓革命都忙不过来呢，这回算有了革命重任。头顿饭开做之前，队长犹如学生“导师”一般，谆谆地问道：“同学们，想吃什么饭？”同学们一阵骚乱，有人提出吃红芋——那玩意初吃的确又甜又香。队长狡黠的笑着说：“好，烀红芋！”果然吃的又香又甜。晚上又是一问，还是“烀红芋！”第二天如是。第三天早上，队长煞有介事的又问：“今天吃什么？”没等回答，队长自己就说：“烀红芋！”这下都不干了，异口同声地说胃疼，冒酸水，结果改做稀饭大馍。这件事成了庄上永久的笑料，也成了知青们难忘的第一课。

知青们第一次干农活，是到晒乏地里砸坷垃，一块块泥坷垃如脸盆大小，必须砸碎才好耕种。每人发一个木榔头，到了地头却都杵在那儿，远远地看，一问之下，原是怕皮鞋粘泥，队长哭笑不得，社员议论纷纷。就这么耗了一阵，终于，有个年龄大些的男生，把脚上的鞋袜褪下，光着脚龇牙咧嘴地走进地里，陆续有几个男生效仿，女生则依然在地头伸着榔头光砸地头的。自此，那个率先下地的男生成了知青中的带头人物。最让贫下中农看不下去的，是男女知青的上厕所。北方农村的厕所，各家各的男女共用，如厕前在外边咳嗽一声确定没人再进，可他们不管那套，尤其愣小子，一头扎进去，往往惊的娘们媳妇大叫起来，若是没结婚的丫头，非骂的狗血喷头不可。庄头的公用厕所，亦不过中间隔着一米多高的土墙，他们如厕，男女站起来互要手纸，这在贫下中农眼里，简直太不要脸！浑不知经历了多少罡骂与摩擦，他们终于意识到那做派在这吃不开，不得不改弦易辙。环境能改造人，这句话不是真理也是事实。

半年之后，知青们的改变即令乡亲们刮目相看，他们和农民一样的吃苦耐劳挣工分，毫不惜力。下雨天，男知青一律光着脚，弄得比农民还农民，那做派显然有意为之，潜台词无非就是好好表现，争取个好的前程。庄上有个规模不小的砖瓦窑厂，知青干农活到底不行，后来都过渡到窑厂干活。那都是非常沉重的体力活，你有再大的力气，也能累个半死。男知青很快都锻炼成了壮劳力，女知青也不例外，按人头分任务，一点不比农村妇女少干。我那会伙同一个男知青在窑厂边上的一间草屋里做脊瓦，知青们管那块叫“小台湾”，称我俩“国民党”。

做脊瓦是个技术活，同时又特累人，20斤的大铁锤，一天要抡几千下，我们俩换着来。那家伙叫沈国华，走路一翘一翘，说不清是否腿有毛病。他干活有股子狠劲，常跟我抢着干，一边干一边嚎样板戏，由于手里牵扯用力，嚎起来走腔跑调，且无论男角女角都嚎的跟胡传奎一个腔。干累了，一身泥土倒地就睡，怎么都能睡着。有一回，我怕他着凉，拿个草苫子给他盖上，快下班了，有个女知青走来看见，跑回去喊来几个女知青，拿手巾裹在头上，蹲他身旁，模仿农村妇女有腔有调的哭起来：“我的儿啊，你死的冤啊——”哭了半天他才醒，所有人都笑的肚子疼。

一年一年干下来，知青们的确都晒黑了皮肤，是否练成了一颗红心，不得而知。随着年龄增长，人变得越来越老成，心事自然也越来越重。他们之中，有的并非直接来自学校，而是没工作的社会青年，下乡插队，就图有一天能有招工的机会，所以年龄大好几岁的都有，有两个就是姐弟俩。有一年，上边突然来个文件，说是有几个上大学的名额，条件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总之谁够条件，得上边说了算。这下知青中开了锅，哪个不是眼巴眼望？个别跟干部走的近的，一下子走得更近，近到什么程度，不说谣传，也只有天知道。走得不近的，或赶紧套近乎，或者就干吃后悔药。

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的原是社会底层全方位的教育熏陶，远不是那一类手中无权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能包揽的。在那个轻易就能颠倒黑白的运动年月，以革命的名义，多少私欲借权力之手得以中饱，多少罪恶在阳光之下得以横行，又有多少知青犹如待宰的羔羊，在情势的威逼与利益的诱惑之下成为他人的猎物玩偶，甚至走入歧途。善恶美丑形形色色，纵有生花妙笔也描述不尽。

1975年底我招工进厂。此后他们有的去了煤矿，有的去了其他单位，有的得以求学深造。造化弄人，端底各具形态。

一晃离别四十多年，很少与他们有过接触，他们的年龄，当时比我略大一点，也不会太多，而今都该是做爷爷的人了，据说大部分回了上海，叶落归根毕竟是中国人的生死常态。

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上海淮海路上溜达，信步走进一家理发店，一位中年女性理发师走过来，看了看我，突然用地道的淮北方言问我：“同志您要理发吗？”她一眼能看出我是淮北人。我回过脸，顿时愣住——多么熟悉的面孔！她也认出了我，立刻叫道：“哎呀！怎么是你啊！还认识吗？”那会算起，阔别也已20多年了，当年满脸稚气的女知青已经被岁月磨砺成半老徐娘，毕竟是上海女人，风韵犹存。而我，在他嘴里一个劲地说没变，上海人真会说话。她立马脱工作服要带我回家，被我坚拒。结果就在那理发店交谈了半晌，分手时，眼睛都湿润润的。出了门，茫茫人海，在时钟底下不停的流逝，我的脑海里依然在不停的扑捉过往的记忆，那一群上海知青的年轻面孔便逐个的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