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份的时候，咸阳市教育局时任局长刘聪博先生一次和我闲聊时问我：能否办一张教育类的报纸？我说可以，对于刘聪博先生的学养和人品，我是敬佩的，觉得只要教育局支持，办一张报纸，当然没有问题。对于报纸内容和报纸质量我有信心，但是报纸初期的发行，则必须取得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教育局的领导当然大力支持。此前，教育局的领导就和社长商谈过，当时的社长贠国标同志也同意。记得在双方协商办报纸以及发行问题时，是在报社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气氛很好，报社领导说，如果发行达到多少，每年可以拿出一些资金进行奖励。但是，教育局的领导很大气，直接说，教育局不缺你们那点钱，你们只要把报纸办好，发行我们全力支持！于是，我紧锣密鼓开始了创办《咸阳日报  教育周刊》的准备工作，从栏目设置，到版面定位，到出版日期的确定，全是我一个人完成并征得教育局领导的同意。教育局和报社领导商量后，确定2006年第一个星期起，正式出版《咸阳日报 教育周刊》，出版时间定在每周三，以四版一张独立的周刊和读者见面，主要的面对读者就是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之后，从报社其他部门调来了两个编辑，两个记者，我们就开始了前期出版准备工作。

那些编辑记者，此前除了个别人，都对教育不大了解，好在我和记者辛建斌有一些从教经历，当过记者也当过老师，我们就那样开始了。

我们的目的是为教师，教育，学生服务，展现教育战线的各种优秀人物。设计的报头，栏目的名字，尽量体现文化意味。开始想到的所有栏目，我都邀请著名学者，民俗专家，咸阳图书馆馆长梁澄清先生用小楷写成，扫描之后制成周刊的栏题。

精心准备了第一期稿件，也准备了告读者，精心选择了图片。第一期报纸出版后，我们耐心地等待着读者反响。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有读者写来了赞扬的信件，认为报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大大地激励了我们编辑记者，我们把读者来信刊登在报纸上，以期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很快，全国优秀教师呼秀珍就写来了认可的信件，并且投来了稿件。此后十五年，她一直是周刊的铁杆读者，铁杆粉丝，铁杆义务发行者，学生们订阅的报纸，她会按时一一送到每个孩子的手中。而像呼秀珍老师这样喜欢周刊，认可周刊，用周刊来帮助教学，激励孩子的老师，有很多很多。

我们的周刊，两个记者，两个编辑，加上我这个主任，总共五个人，记者是辛建斌，景东旭；编辑是郭增群，张颖。老辛，老郭都比我年龄大，老辛有过当老师的经历，老郭曾经当过兵，是一位多年从事新闻的老编辑，张颖做事认真，对新闻有自己的想法，小景脑子活，年轻，有活力。那个时候，每一期报纸出来读者有什么反馈，我们都会一起分享，每一期报纸印出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得失，议论哪一篇稿子抓得好，哪一篇稿子还需要改进，哪个图片角度新，哪个记者，编辑有什么新的点子和想法，大家都会一起讨论。那种氛围想起来，叫人难忘。

我不止一次地在每周部门会议上给我们的编辑记者说，周刊上的每一段文字，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幅照片，都承载着对于学生的教育作用，一个错别字，老师发现后，可能都跟你过不去；一个语法错误，影响的可能是学生的一生，他会认为报纸上就是这样说的。为了促使大家参与报纸，也让大家思考，我们在师生中征集来自师生的妙言警句刊登在报纸底下的边上，并署上作者的名字；报纸上，无论是发表学生的作品，还是老师的文章，都一定署上他们所在学校的名字；对于学校的稿件，修改后尽可能地发表，给予激励。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学校的一个活动，不是什么新闻，学校的一次运动会，一个家长会，够不上新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那就是很大的一个事，发表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激励。

值得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报纸期初的发行。党报办教育类的报纸，很多教育人未必从专业角度认可，这个除了本身的报纸质量，教育行政部门是否重视，也很重要。记得开第一次发行会的时候，县区教育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全部到会，市教育局局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廓清了一些人对于教育宣传的错误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宣传就是要全市人民知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干什么，在做什么，让大家理解教育，知道教育，从而给教育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氛围，而不是一点负面新闻就把整个学校绑架。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一些媒体专门找学校的负面新闻，并放大那些新闻，让学校校长老师无可奈何深有感触，所以那些话引起了强烈共鸣。之后便一一落实所能订阅报纸的数量，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这张新创办的教育周刊，发行起步就达到了三万多份，加上栏目，稿件的接地气，新颖，很多老师学生感到这份报纸亲切，在随后的日子里，周刊最高发行年份接近十万份。

一度，各种小报泛滥，那些小报为了博取眼球，专门选择各种负面新闻无限放大。特别是学校，无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媒体总要把原因归结到学校，归结到老师身上去，结果导致学校老师面对媒体的片面报道哑口无言，无可奈何，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那些动辄就在学校大吵大闹的家长，影响了大的教育环境。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思考提炼出了三句话，写成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周刊的显著位置，其实也就是亮明了周刊办报的宗旨。这就是：为教育人说话，让教育人说话，说教育人的话！之后这三句话作为我们的办报理念一直出现在教育周刊的报头下面。三句话，三个层面，说明了周刊的立场，为教育人说话，就是为教育工作者说话；让教育人说话，就是给教育工作者提供说话的平台，让他们说出他们的内心所想；说教育人的话，就是说教育的内行话，不说外行话。

因为秉持这样的办报思想，所以，周刊很快就在学生和地方教育系统受到高度重视，参与投稿的人非常多，为了增加读者和报纸的互动，我在教育周刊的四版，设置各种讨论话题，就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教育要不要惩罚？如何当一个学生喜欢的新时代教师？校园的软伤害等等话题，让大家公开讨论，各抒己见，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让大家的观点公开发表。我觉得这个更多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讨论中更加明白到底该如何做。我给那个栏目起了一个名字叫《共鸣与争鸣》，也就是说，一个教育话题，由一个人的某一篇文章抛出，然后引导大家参与讨论，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好。当然，语言可以激烈，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内，限定在业务研讨范围内。我们先后讨论了十多个话题，每个话题参与者很踊跃，参与讨论的文章都在几十个人以上，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公开见报，那个栏目在报纸的固定位置，期期编发，大家踊跃参与的热情令人感动。一些文章思想的深刻，视野的开阔，教育者的情怀跃然纸上。让我们深深地觉得教育系统高人很多，藏龙卧虎，只有把他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参与办报纸，报纸一定会办得既有深度，又非常好看。反过来也会促进报纸在读者中的影响。

为了培养编辑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们动手写作的能力，我还给每个编辑，都开设了个人专栏，要求他们每一期必须有自己的文字。编辑郭增群开设的是《增群点击》，是就社会上各种教育新闻事件进行点评，文字不在长，而在一针见血；给周刊文学版的编辑张颖开设的栏目是《颖言颖语》，对每一期周刊文学版上的重点稿件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文学点评，对读者是阅读点拨，对作者是鼓励；我个人在周刊四版开设的是教育时评栏目《冷眼热泪》，每一期就普遍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困惑进行个性化的评论，文字多限定在千字以内，版面固定，形成读者阅读印记。除了一年之后张颖离开周刊，她的个人栏目停止外，《增群点击》坚持到2019年他退休，《冷眼热泪》一直坚持到2021年年底。只不过后来《冷眼热泪》栏目在坚持了三、四年之后不纯粹只发表我个人的文章，一些来自老师的好的教育言论，也进入到这个栏目。但这个栏目的知名度，就是靠开始时每一期我个人的时评。时评涉猎的范围比较广，但都和教育有关联，涉及到教育热点问题，教育心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政策等多个方面。尤其是针对教育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教师不好说，不敢说，教育工作者不能说，我都以新闻评论的方式及时，尖锐而深刻的指出来，那些文章，让教师们感到很贴近，很解馋，说出了他们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者不敢说出的话，他们因此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栏目，也通过栏目而知道了我。许多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人，当偶尔的机会得知我就是那个栏目的主笔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感动而感慨。许多人对我说：你没有在教师岗位上，为何对教育有那样深刻的了解？我只能说，这是学习和思考的结果。大概两三年后，《冷眼热泪》这个栏目就被评为陕西省新闻“名栏目”。郭增群退休后，年轻编辑薛丽当周刊的责任编辑，我把《增群点击》那个栏目换成了《薛丽微评》，开始她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说她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不敢承担，我坚持让她写，事实上，真正把任务压倒她身上的时候，感觉她写的越来越好。一年后问她承担写作那个栏目的感受，她说，过去只是读诗歌，读纯文学的作品，自从承担这个个人栏目之后，开始关注教育大事，关注教育政策的走向，关注教育热点问题，不断思考下一期写什么才能出新，也才能更切合教育实际，感觉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关注的点不一样了。

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如何培养名编辑，名记者？不能只挂在嘴上，而要给他们提供平台，压担子，鼓励他们的同时，要逼着他们进步和成长。没有人生来就会做任何事，担子压给他们，平台提供给他们，慢慢的，他们总会跳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舞姿，报纸杂志也会因为这些个人栏目而成为特色。报纸的特色，一定是由于文章的特色；文章的特色，一定是带有作者个人强烈的特色，而作者个人特色的形成，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平台并有时间长度的保证。

但是，现在一些媒体管理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态，一方面指责新人的不进步，不学习，不探索，一方面如果有谁在文章中有点个人色彩，个人观点，立即就会觉得是异类，是想给自己争取名声，是个人想成名。所以，报纸杂志上，很少有个人的专栏，很少有个人名字命名的专栏，也很少有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编辑记者。

当然，报纸杂志开个人栏目，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真正要开出特色，写出属于个人的独特思考，不仅个人要不断学习，而且必须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否则，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可能还可以看，久而久之，就很难吸引人。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歌唱家，才可能开个人演唱会，那些只能把一两首歌曲唱好的人，无法开个人演唱会。但是，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必须要有自己的、社会和读者认可的、能够代表媒体水平和思想深度的编辑和记者。这样的编辑和记者，本身就是媒体的个性化符号，媒体这样的个性化符号越多，媒体一定越有深度，越好看，越吸引人，否则，只不过是按时的出版物而已，上面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也很难吸引固定的读者群。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当时报社领导、总编的开明和包容，他们把周刊交给我主办，对我是放心的，也是宽容的，一般的情况下，对于稿件，他们并不过多干涉，这样才有了具有个性特色的教育周刊。

大约是教育周刊创办三四年之后，由于学生来搞太多，我们又创办了《教育周刊 校园》版，主要刊登来自中小学生的文章，绘画等。那个时候，大概也是教育周刊人员最多的时候，《校园》来了三个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他们虽经验不足但热情很高，《校园》版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可惜《校园》版只办了不到两年，因为发行一直上不去，只好撤了。三个年轻人，除一个留在报社校对室之外，另外两个都离开了报社。

自媒体也罢，公众媒体也罢，内容的个性和特色才是关键，创出个性和特色，允许个性和特色，保留个性和特色，需要媒体领导者的胸怀和雅量，如果抹去所有的个性，却想让自己的媒体办得人人喜欢，个个爱看，则几乎是缘木求鱼的事。

支持周刊的人，很多很多，喜欢周刊的人，也很多很多；因为周刊，我们和很多校长，很多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成了知己，比如渭城区的王静校长，冯润红校长，张宽斌校长，张维校长；秦都区彩虹小学的常鸿鸣校长，彩虹中学的高纪平校长、空压学校的吉钦利校长以及全市十多个县区的很多校长，都成了周刊的朋友。也成了周刊的采访对象，我们开设了《校长访谈》，开设了《教师风采》，开设了《校园达人》，开设了《校园好管家》，开辟了《呼老师教育心理咨询室》，连载了《高校长说教育反思》，围绕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我们开辟了《我们的节日》、《历史故事》《名人故事》等涉及大教育方面的一些栏目。我们报道了大量的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奉献的先进人物和优秀教师，也报道了很多多才多艺的各类学生，我们就是要通过那些文章，传递一种科学的人才观，传播一种科学的符合人性的教育观，而不是眼睛只盯着学习成绩。曾经有很多年，周刊每年都要召开教育周刊理事座谈会，那些已经成为教育周刊理事的校长们聚集在一起，畅谈对于报纸的意见建议，增进彼此的感情。很多人，也通过周刊这个平台，实现了个人的进步；乾县的丁铭，张秋宪；渭城的周立宪，彬县的马利民，永寿的都计划等，长武的杨元平，都是开始在周刊写新闻稿件，后来陆续地走上教育领导岗位，他们也因此和周刊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情。

《咸阳日报 教育周刊》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全省不少地方报纸都来到咸阳日报了解办教育周刊的经验，其中《渭南日报》，《铜川日报》都派专人前来取经，省级报纸《三秦都市报》在打算办教育周刊的时候，也派人前来了解情况。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采访能力，我们还在全市学校发展小记者，后来报社为此专门成立了小记者部，小记者工作才和周刊分开。

周刊最多时只有两名记者，他们要负责全市十三个县区的教育新闻，所以，多数时候，只能依靠通讯员的稿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利用暑假奔走在各个县区，给县区教育通讯员进行培训。记者辛建斌是奔走县区最多的，所以，他和很多学校的门房师傅都成了朋友，加上他说话幽默风趣，很多学校的门卫或许真的不认识教育局长，但都认识老辛；我们忘不了渭城教育局老书记孙彦荣对周刊工作的大力支持，忘不了后来的市教育局张存局长、陈校林副局长对周刊的重视；忘不了长武纪科宁局长对周刊的支持……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串名字。

从周刊创刊的那天起，每年的第一期，我都坚持要亲自写一篇新年寄语样的文字，总结周刊的成绩，寄语热心的读者，传递办报的新思路，介绍开辟的新栏目，启迪读者进行新的思考。对这样一份报纸，可以说大家都倾尽全身心，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尽心，专心。

后来，周刊的编辑记者陆续有变化，有的来了又走了，真正全身心投入周刊工作，并实际坚持到退休年龄的，只有老辛，老郭和我。老郭、老辛退休相隔一年。老郭退休的时候，我以周刊的名义，制作了一个水晶样的纪念杯，上面镌刻上了“教育周刊功勋编辑”字样，部门告别宴会上，老郭很激动，说那个比给他奖励五千块钱都有价值；老辛退休的时候，适逢疫情严重，饭是吃不成了，但是给他的纪念杯也是一样。上面镌刻着“教育周刊功勋记者”的字样。在一个岗位上干到退休，我觉得他们担当得起“功勋”这两个字。也许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这就是自从周刊创办之后，我们利用年休时间，利用周刊暑期休刊的时间，组织周刊的采编人员，通过旅游公司，个人掏钱，游览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西藏，去了台湾，去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也去了北欧俄罗斯等几国游览，大家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同事间的友情。现在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其实去哪里旅游，都要掏钱，但是和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就多了很多乐趣。有些人，可能不得不做同事，但未必能够一同出游。而周刊多年来大家能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能一次次的一起出游，在出游的过程中，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反过来又促进工作，也许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部门之间的团结。把工作关系变成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变成兄弟关系，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某种程度上，教育周刊的老编辑老记者们真正的做到了。

有一年，美国一个教育访问团来咸阳，当时的市长接见访问团，时任的市教育局局长张存陪同，闲聊的时候，市长问那个访问团的团长：你有你们的教育电视台吗？对方摇头，再问，你有你们专门的教育报纸吗？对方还是摇头，市长指着张存局长说：他有！此后，每年的周刊发行会，张存局长必然亲自参加，并作发言，有一次他明确指出，《教育周刊》是我们教育人自己的报纸，大家一定要重视订阅和发行，这些话让我们觉得只有努力办好这张报纸，才能对得起别人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教育周刊》虽然很受师生的欢迎，却也未必一直受某些教育行政领导的重视。后来市教育局局长换人，按说此人当过校长，也懂教育，应该能够明白教育宣传对于他工作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我和我们社长去他办公室协商报纸发行的时候，他嘴上答应没有问题，但接着的一句话就是，那就看利益怎么分？令我当时暗自大为吃惊。物价那些年涨得厉害，一碗面都已经涨到十多块，一碗羊肉泡都已经涨到接近三十块的情况下，可那些年，为了让学生能都订阅得起，也为了鼓励基层学校订阅报纸的积极性，我们坚持多年报纸不涨价，全年彩色印刷，每周出版，全年订阅费用却只有区区三十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依然每年拿出部分资金，奖励县区。报社出人出钱办这张报纸，根本不是为了挣钱，也谈不到挣钱，但是那位教育局长却公然提出要支持可以，但利益要分成，如此赤裸裸地谈利益，作为一个教育局局长，令人匪夷所思，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事。之后那人就不断为难，处处刁难，只为记者的一篇报道中，把他的讲话说成了“发言”，而大为光火，公开给他的秘书科长说，这个报纸不办了！开始真正对我们耍起了他的个人威风。秘书科长和周刊一直关系很好，工作也十分支持，但是面对直接领导的指示，只好无奈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当时也有些火，对秘书科长说，你告诉局长：教育是党和人民的教育，《教育周刊》是咸阳日报党报的一张教育类报纸，不是教育局的机关报。虽然我们在报道上可以全力配合，实际上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有问题我们可以改正，甚至也可以批评，我们的记者上门道歉都可以，但请不要对我们居高临下，也不要颐指气使，更不要滥发个人的威风，好像教育局成了某一个人的教育局。

从那之后，就没有了来自市教育局的支持。尽管有些教育局的领导觉得遗憾，觉得这张报纸对教育教学有帮助，但是无法改变主要领导的态度。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暗暗给县区教育局发标注不外传也不盖章的文件，声称不合作办报了，但是，基层教育局很快就把那个来自市局标明不外传的文件传给了我们。所以，周刊最后的几年，每年的订阅都是周刊采编直接下到基层县区、基层学校跑发行，跑订阅，然后再催投递路单，催收订阅报款，教育周刊的几个采编人员特别是作为周刊执行主编的我，既要抓采访编辑工作，又要期期审阅确定版面；还要负责征订发行和报款回收。某种程度上，《教育周刊》在后来的几年，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办发行，但所有的订阅报款，却都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一分不少地收回到报社账上。在这里，我要发自内心的真诚地感谢那些支持过《教育周刊》的县区教育局长，县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学校校长以及很多老师。一次，去某教育局发行的时候，人家不理解，说你们跑什么？市教育局只要在需要征订的项目上把《教育周刊》加上就可以了，为何要这样辛苦的一家一家跑？我们委婉地说了某些主要领导的态度，县区教育局很不理解：这张报纸学生老师很喜欢啊，为何不支持？我们订！

《教育周刊》创刊订阅起步就超过三万，单独订阅最高达到四万，随党报一起发行最高印刷量接近十万，后来几年的单独订阅一直保持在一万份左右……

《教育周刊》从2006年初正式创刊，到2021年年底，整整15年。令人欣慰的是，15年来，这份报纸始得到广大师生的喜欢，喜爱，和关注，许多人通过这张报纸，个人得到了成长，人生因此有了进步，工作的环境也因此得到改变，在传统媒体越来越式微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到教育周刊，总是赞不绝口，对于一个办报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因为喜欢，因为用心，每一期的报纸，我都精心地存留着，那上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地看过，甚至，每一期的好稿件，我都存留着，我希望有朝一日，那些我所认可的好稿子，能够编辑成册，把散落在每一期报纸上的好稿子，能够给人启发启迪的好文章，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因为好稿子是不怕更多的人读到的，好稿子，让更多的人读到，是一个编辑的责任。我还打算把十多年来留存的那些《教育周刊》装成合订本，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工作纪念，因为那里边有自己心血，汗水。

进入2022年，教育周刊告别独立成报的样式，压缩成两个版面并入咸阳日报，随咸阳日报一起发行。2022年6月，我到了退休年龄，正式告别新闻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