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偶见云竹翠，云竹品格似母贤。枝干纤细挺且直，针叶如云挡风寒。”我的母亲萧毓寰就如云竹的品格：坚强和慈善。1月11日是母亲106岁诞辰日，特撰写此文向母亲和她所生活的那个为革命理想而激情战斗的年代致以崇高的敬意！

1939年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曲阳县宋家庄，县妇救会正在组织村里的妇女开会。突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瘦弱矮小，戴着一副眼镜的姑娘，一看穿着就知道是城里来的。主任向大家介绍，这位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她的名字叫林平，是来我们县参加妇救会工作的。这个叫林平的姑娘就是我的母亲萧毓寰。她知道参加革命是有危险的，因此把名字改为林平，以防自己不测时别牵连到家人。尽管母亲是第一次参加妇救会的活动，看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但心里非常激动，因为自己盼望已久到前线参加抗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母亲（左）在曲阳县妇救会

塞北小镇考取北大第一人
从北京去张家口要经过一个叫新保安的小镇，如果不是当年平津战役在这里打过一个大仗，几乎没人知道这个地方。母亲1916年就出生于这个小镇一户书香人家。七岁时就在当地姥爷创办的一所女子高小读书；14岁考入宣化女子师范学校；17岁只身来到北平，进入北平志成中学（即北京第三十五中学）读高中。母亲虽然是个穷学生，过着清贫的生活，经常吃的是最便宜的大饼、麻酱面，上学期间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但她志向坚定，刻苦读书，为的是考取大学。

1935年母亲高中二年级就参加了高考，但因英文没过关落了榜。母亲没有气馁，而是返回家乡用了一年的时间“恶”补英语。1936年再次回到北平参加高考。因为上国立大学是家境困难的学生继续求学的唯一出路，所以这次她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国立大学，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母亲说：“当年的考场也管得很严，中午吃饭都不让出校门，在北大校园里被关了一整天。”母亲记得揭榜当天，自己早早就从西城住地赶到北大（当时在东城区沙滩红楼）来看榜。当母亲在榜上看到“萧毓寰”三个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塞北小镇新保安过去从未有人考上过北京大学啊！

兴奋不已的母亲约了自己在中学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董文英、李振纯到当时的西单烤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母亲在北平生活两年多来第一次下饭馆。在饭馆吃饭还要付小费，母亲都没听说过。   

  在北大读书的母亲（左）

纤弱女生在救亡运动中成长

 就在母亲考入北京大学的1936年，日本侵略军的势力已进入到平津地区。北平城外中日两军经常发生摩擦。日军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竟公然开着坦克横穿北京城区而过。隆隆的坦克声，刺眼的太阳旗，让北平民众感到巨大的屈辱和愤怒。北平各大中学学生均停课抗议。

 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布全国，北平各大学校园里更是如火如荼。而走在抗日救亡运动最前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大批爱国青年加入民先，母亲也不例外。她入学没多久就改变了自己洁身自好，只是埋头学习、不问国事的理念，而投身于这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大潮流之中并加入了民先。母亲说：“在那个时代，但凡还有一点儿爱国心的学生就不可能无视亡国的现实，就不可能不投入到火热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

  自此母亲的大学学习生活，更多的变成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因此校园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勾结军警特务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百般破坏镇压，两派学生冲突不断。母亲记得为选学生会主席，民先派学生和三青团派学生势不两立，连母亲这些女学生兜里都装着石子准备在会场与对方互投。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正好赶上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他们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号召民众团结、抗日、救中国！最后游行队伍集结到景山公园要求与宋哲元对话，但宋哲元始终没敢露面。在大批军警的包围驱使下，学生们坚持了一整天，这里面就有母亲的身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无理扣押，东北大学的学生要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遭军警阻挡。北平各大学的学生组成声援队，赶到火车站，支援东北大学学生的正义行动。母亲也在其中。

刚结婚时的父母亲

母亲还参加了歌咏队，在公众中演唱爱国歌曲，唤起大众的爱国热情。母亲说，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是《五月的鲜花》，词曲感人至深，在场的唱者、听者个个都泪流满面。母亲也做好了参加实战的准备，加入了战地救护队，学习包扎、救护，随时准备上前线服务。就这样，经过一年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锤炼彻底改变了母亲，使母亲从一个只知道读书，胆小怕事的纤弱女生成长为一个有信仰、有担当、敢于斗争的革命青年。这年母亲20岁整。

 不甘屈辱投奔根据地
  “七七”事变爆发时，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母亲不在北平。当1938年春母亲再回到北平时，北平已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名字又改成北京。而母亲想找的当年“民先”的好友大都离开北京，去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没办法，母亲只得找了一份在图书馆填卡片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同时寻找关系，投奔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母亲说：“这一段找关系的经历，犹如盲人摸象，很不容易。”

 母亲记得先是遇到一位曾经共同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的民先队员，他姓王，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但他不愿意离开北京到农村，还想与母亲谈恋爱。志不同道不合，母亲就不再与他往来。随后又结识了一位自称是从冀中抗日根据地来的女人。她怂恿母亲做针对日本人的破坏活动，例如在图书馆放火。母亲不是莽撞的人，觉得不妥，没按她的指示办，这还险些被她的偏激行为牵连进去。后来才得知这个女人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成员。母亲还认识了一位老家就住在冀中根据地的孙先生，他很愿意帮母亲这个忙。但回了一趟老家，就傻了眼。原来孙的伯父是地主汉奸，当地八路军正在捉捕。孙家与其伯父家同住一个院，孙先生连家门都没敢进就又跑回了北京。母亲的这个指望也破灭了。

但做亡国奴的生活让富有爱国心的母亲难以忍受。母亲工作的这家图书馆是日本人开的，管事的都是日本人。中国员工为了生存，不得不都要学日语。日本客人来了，母亲她们还要当女招待。而最不可忍受的是，一旦日军在前线打了胜仗，占领了中国某某城市，日本老板都要逼着中国员工上街游行庆祝。这样的屈辱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 

1938年底，母亲终于与在志成中学的好友董文英接上了关系。董的弟弟董越千此时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给白求恩做翻译，白求恩在北平认识的一个国际友人会帮助母亲到晋察冀根据地。

新西兰女牧师，中文名字叫何明清

1939年春节过后，母亲返乡辞别自己的父母，再次回到北京，按照董文英指定的联系方法找到这位国际友人。她就是新西兰籍女牧师凯瑟琳·霍尔。然后母亲随这位女牧师离开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一路辗转来到河北曲阳县距宋家庄不远的地方，女牧师叫停驴车后对母亲说：“孩子，你想要去的地方到了，前边便是你要找的抗日游击队的接头地点。”母亲闻讯喜出望外，女牧师却有些惆怅。她真诚地劝告母亲说：“战争不是儿戏，很艰苦，也很危险。你一个女孩子，可要考虑好啊。”并且表示，她很愿意把母亲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一路上母亲虽然与牧师相处得非常融洽，但她还是谢绝了女牧师的一番好意，毅然向深山走去。因为母亲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加入抗日游击队的行列，把日本侵略者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至此母亲在北平五年的青春岁月画上了一个句号，开始了在抗日根据地战火中的青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