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题记

一

那一年，60岁的蒲松龄终于收到了来之新城的信件，他急急地打开，从潇洒流畅的字体间，他读懂了这位比他大6岁的同乡，刑部尚书王士禛的用意。信中，王士禛婉转地拒绝了蒲松龄让其为《聊斋志异》撰写序言的请求。

这件事，使得满腹才华，命途多舛，将一生抱负与寄托寓于一部《聊斋》之中的蒲翁，多少有些失落。毕竟，他是将这位尚书同乡视为知己的。更况，14年前的夏天，在西埔村教书时的偶遇伊始，王士禛便对他的那些鬼狐故事称赞不已，那一年，是康熙26年。彼时的王士禛，已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在文学诗歌领域，他更是创立了“神韵说”，门徒众多，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能得到他的赞许，蒲松龄心里自然是安逸的。

说是偶遇，亦为必然，蒲松龄教书的主家毕际有，与王家为姻亲之好，走动频繁。那次刚好王士禛有公务之便，取道西铺村，看望同为望族的亲戚毕际有等。作为毕家西宾的蒲松龄全程陪同，二人一见如故，随成诗文好友。

那一会的蒲松龄，正逢科场失意，将一腔忧愤发于笔端，借助鬼神故事直书胸臆。而王士禛恰好有搜寻野史逸闻、撰写笔记小说的嗜好，其笔记《池北偶谈》中，便记录了诸多逸闻趣事。见过蒲氏的那些个异样描述，王喜爱有加，不仅细细读过，此后还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王士禛的欣赏与鼓励，对《聊斋志异》的完稿，起到了激励作用。

同时，王士禛还两次为《聊斋志异》作评，加过36处批注。说他是评点《聊斋志异》评点第一人，毫不为过。正是因此，使得名不见经传的《聊斋志异》身价倍增，很快流传开来。

然，要给蒲氏出书，并撰序言，却难为了这位朝廷大员兼文坛领袖。毕竟，那些短文中，有着许多的隐讳与讽刺。为了避嫌，也为了自己的声誉，王士禛选择了回避。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聊斋志异》的高度评价，在婉拒的同时，王士禛赋诗一首：“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收到王士禛的题诗，蒲松龄诗回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他感谢王士禛对自己的理解、支持。

《聊斋志异》书中，有几篇记叙了王士禛家族中一些传闻轶事，其中有王士禛的父亲王钦文，先祖王象乾，以及管家仆人等，真名实姓，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王士禛理解蒲松龄的良苦用心，并不认为侵犯了家族的名誉权，“姑妄言之妄听之”。知音相逢，会心一笑，二人之间深厚情谊，跃然纸上。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袞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一个“赐”字尽显蒲松龄对这位知己的尊敬推崇。

王士祯去世后，蒲松龄曾作悼诗四首，表达他的哀伤心情。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形象描绘。那一年，科举一生，白发苍苍70岁的蒲松龄，终于取得了一个“岁贡生”的名分。又过了4年，在寒风呼啸里，蒲松龄在蒲家庄故居聊斋“倚窗危坐而卒”。

二

寒露过后，不经意间，凉意渐浓。驱车至桓台新城镇城南村，沿渔洋路东行不远，园林美景掩映下，一面飞檐翘角的牌坊迎面而至，乾隆御笔“一代宗师”大字刻于其上。入得大门，一尊石刻雕像静静肃立，先生一袭长衫，素面美髯，手握书卷，望着往来之人。

这里便是名冠有清一代的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故居了，高高的门楼，青瓦古墙，砖石砌成，沧桑里透着昔日辉煌。《山东通志》载：“长春园，明尚书王之垣建，后王士禛及故址增葺，名西城别墅”。王之垣为王士禛的曾祖，尚书府邸是要有一个好去处的。300年荏苒岁月，王家历代留下的108间古建筑，依然显露着王家当年的繁盛与荣耀。

海右此亭古，齐鲁名士多。齐国故地淄博有一条河，叫孝妇河。方志《齐乘》载：齐有孝妇颜文姜，孝顺婆母，无论寒暑，每日远道取水，从未改其孝心，感动神明，得灵泉生于室内。婆婆诧异其需水即得，等文姜不在，入室解开笼子观看，水喷涌而出，成为一条河，因称孝妇河。  

清初，孝妇河沿岸出了3位名人。上游博山的赵执信，18岁中进士，25岁升翰林院检讨。因康熙佟皇后病逝，观看《长生殿》被革职。“秋谷才华回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孝妇河中游淄川蒲松龄。人生不怎么幸运，然一本《聊斋志异》，让其身后声名远扬。

孝妇河下游的新城，自康熙时始，王士禛便声名鹊起，名冠京城，无人不知，非蒲、赵二人能比。

琅琊王氏，乃海右名门，王士桢先祖王贵元朝末年，从青州诸城迁至新城。明文震孟曰：“海内族姓之贵者，莫最于王氏。……若新城之王，固琅琊之裔也。自北海徙济南凡十世，跻巍科登仕者代不乏人。身膺宠锡，龙章凤彩、舄奕炳焕于海岱间二百余年。遂极人文之盛。”《红楼梦》有言，“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据说暗指的就是永嘉之乱后迁到金陵的后人。自王士禛四世祖王重光第一个进士起，之后历代冠缨不绝，科甲蝉联，先后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出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优越的文化环境、深厚的文学沃土造就了一代诗宗。钱谦益认为，自明中期始300多年间，海内名门大多沦胥，“新城门第，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并在第8代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身膺清初文坛领袖时，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自小有着极好天赋，又有着世家私塾最好教养的王士禛，起跑线伊始，便有着不同于寻常人家孩子的先天优势。

幼时，王士禛祖父和姑爷爷相对饮酒，他在一旁玩耍。酒正酣时，祖父提议对句，祖父说“醉爱羲之迹”，王士禛一旁脱口而出“狂吟白也诗”，祖父登时乐得赏了他。

王士禛22岁中进士，25岁时，与哥哥王士禄、王士祜一同进京赶考，时称“三王”。兄弟3人先后考中进士，誉为“一门三进士”。王士禛列二甲36名，授扬州府推官，后迁礼部主事，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做官45年，堪称政绩卓著。掌管司法，勘问刑狱。5年完处案件83件，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据说他审案速度奇快，“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负责给他记录案件的官员手腕累到脱臼。

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王士禛曾与废太子礼密亲王诗酒唱和，被康熙得知，触犯其大忌，借题罢黜降3级调用，离京归里。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不攀辕哭泣。王随身携带仅“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回归了老家。77岁时，康熙命复王士禛刑部尚书职，但因其年老多病，未能成行，有儿子扶掖跪拜谢恩。王士禛去世后，葬于新城系河北岸王氏祖茔。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改名士正，乾隆时诏改士祯。

三

而今的大明湖东南岸，有一处僻静之所，杨柳依依，鸟儿啁啾。据传，当年王士禛曾在此读书。顺治十四年秋，24岁的王士禛与一众名士，会于天心水面亭。时值金秋，见杨柳叶黄，飘拂水际，怅然有感，随赋诗《秋柳》。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诗中句句写柳，通篇不见一个柳字，风格独特，境界高远，令人称绝，一时震惊文坛。诗成轰动一时，唱和者众多，因此诗被认为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差点打入文字狱，官司打到康熙帝，非常喜欢神韵诗的康熙不仅没有责罚，反而给予了高度褒奖，传谕：“王士禛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改侍讲”，入值南书房。还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由此奠定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被推为“诗坛盟主”，“文坛领袖”。《清史稿》曰：“士祯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

很快，秋柳诗社成了山东乃至全国境内首屈一指的文人聚集地。

人在官场，公务繁忙，很难保持创作热情，尤其名利加身后，更难沉下心来创作。但王士祯偏偏例外。时人有句戏谑曰：“ 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扬州5年是王士禛一生创作的高峰期，期间作诗1600余首，占他一生诗作的三分之一。离任时两袖清风，诗曰“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期间的3次修禊，奠定了王士禛在东南诗坛的领袖地位。公事处理得好，诗词写得亦有韵味。一句“绿杨城郭是扬州”，为江都涂抹了鲜亮广告，引得文人雅士接踵前往，甚至被画家以题入画，笔力描摹之精准，可见一斑。

康熙十七年时，更是以三百首诗作献给皇帝，一举壮阔名声，成为京城人人追捧的文化红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受到的挫折颇多，王士禛能够顺风顺水，且领导潮流，成为文坛领袖，除了确有过人才华，与其有适应环境之高超能力，密不可分。诗至明末，“因陈积习，肤廓纤仄”，路越走越窄，到了无路可走之时，自然产生对新鲜文风的期盼。“神韵”说的空透明渺，冲和淡远，风致清新，及其不落实处的境界，迎合了当政者的胃口。康熙三十九年，皇上御赐其‘带经堂’匾额，两年后，再蒙恩赐御书‘信古斋’匾额。能得皇帝亲笔赐匾已是不易，王士禛两次受赐，应当是世间少有了，这也是王士禛文坛领袖的底气所在。

王氏之清新文风，独树一帜，率模天下，遂激发了士子灵性。一时间，自都门而外省，士子们无不竞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写诗无不追求空灵。侪辈同僚，以与其交往为荣，晚生后学，以得其指点而红，诗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风景名胜，以得其题词增光。文章出时，洛阳纸贵，足迹所至，追随者众。“公以诗鸣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识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

四

北京慈仁寺，先称报国寺，古松婆娑，香火依旧。至今依然保留着古代京城文化气息的，也只有旧书摊了。余有幸，亦曾数次倘徉其中，体味当年渔洋山人在此欣欣然淘书之感觉。想象着这位从一品大员，闲余之时，赏完藤萝花、吟尽古藤诗思之后，自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的家中出来，来到书肆，徜徉着漫步，不时地俯下身，尽选自己喜欢的书籍，每每，欣喜之情溢于颜面。

读书人，又喜欢收藏，书肆其实是他必到之处。身处京城的王士禛，把读书购书藏书读书，当作了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像数百年之后的田家英，每逢星期天，琉璃厂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

在《香祖笔记》中，王士禛记下：“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书贾欲卖上好价钱，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士大夫听闻，随重之。

那个时节，诸多文人雅士以面见王士禛为荣耀，更有以此提升身份层次的意味，但这样的机会却并不容易得到。然，亦有不费气力也可与其谋面的办法，那就是去书肆。《古夫于亭杂录》中，王士禛曾记曰：“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算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了，他也是以此种办法拜见过王士祯，归后写有一诗：“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经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诗后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清人陈康祺《郎潛纪闻》一书中亦有所记：“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

王从政之余勤于著述，一生著书三十六种五百六十多卷。康熙39年，王渔洋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渔洋山人为王士禛自号，顺治18年初春，王士禛到苏州、无锡，游览太湖，喜爱湖中渔洋山，取以为号。所选诗作大部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他“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是其诗歌创作的精华。

初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为康熙39年由王之门人林佶手书上板写刻，为有清一代写刻本中声名最著者。彼时有“林佶四写”之称。林氏工书，善篆隶，尤精小楷，而今所留墨迹，自其写刻之中，即见一班。清嘉庆间，学者梁章钜从厂肆觅得《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二十一纸，内中王士禛多与林佶讨论《精华录》之编纂问题，可证此书确系王所自定。有诗近一千七百首，约占其全部诗的一半以上，当为王诗精华。雍正间金荣撰《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十二卷。字体流美，抚印清晰。清人为《精华录》作注或诠解评点者，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十二卷影响较大。金荣之注释虽较惠栋为简，但浅近处或为今日所必须，而重将原选诗编年，各注原诗集名于编年之下，重厘为十二卷，更有益于读者。

余20年前，有幸于山西浑源书友处，淘得《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刻印精良，一函六册。康熙壬辰凤翔堂藏版。

武功回首望金城，古迹萧条感乍生。秃节尚怜苏属国，党人终赖窦游平。

白头郁郁身前事，青史悠悠世上名。千里终南山色好，一枝筇竹万缘轻。

回到故里的王士禛，以文会友，讲诗授徒，倒也过得滋润。一个满腹文章的才子，让他停下自己的创作思索，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新城的13年中，王士禛更多的是，栖居于宸翰堂的书斋里，看书赋诗，整理所著，完成了自传年谱、《渔洋诗话》等多部著作。直到最后卧病在床，仍然口述让儿子和门生整理完成了他一生的诗文总集《带经堂集》。

出得宸翰堂，但见西侧门前，一株古虬的海棠树，外皮缺损，内部中空，早已奄奄一息。不知何时，枯树自根部长出新枝，枝桠穿过空洞的树干，从中间冲将出来，郁郁葱葱，蓬勃盎然，竟就结了满树的海棠果。人都说，海棠树是有灵性的，老树发新芽，枯木又逢春，太平盛世，故居环境大变，诸般生命亦有着自己的回应。

举头望去，是个好天，漫空碧蓝，偶或丝丝白云缓缓飘浮，轻风拂来，顿觉一阵清爽。不由想起渔洋山人那句“秋日何处最销魂”，是啊，身处大自然之中，能够体味这天然的景致，感受万物带来的旷远与闲适，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至若那些“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的最高境界，那些淡远意境和含蓄描画，那些数百年前神韵诗的特有魅力，仿佛离我们这些俗人距离更远一些。

只知道，那一会，要想见上一面这位尚书大人，是极困难的。不似今日，诗宗就在眼前，想看就看，他那场正手着书卷，抬头沉思，不知想着什么事呢！

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那一日，山人于夜雨中的高邮南湖，空寂中满腹心事，清冷里的一声感叹，与其说是对大清诗坛的惜婉以及对秦观诗风的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心境的哀伤。自大明湖畔的咏柳之始，一直倡导空灵清新诗风的他，直至晚年，亦在觅寻知音。

宸翰堂内，躺在摇椅上的他，显得愈加孤寂。失却了慈仁寺书肆的寻觅，消弭了文友的唱和，更重要的，没有了皇上的青睐，一种被丢弃的感觉不时跃然心头。康熙五十年五月，78岁风烛残年的王士禛在家中去世。那本《带经堂集》巨著，尚未来得及刊刻。

岁月匆匆，湮灭了诸多文化精英，包括王渔洋本人。一句寂寞人间，道出了固有的无奈，也彰显着着中华文化的博大。其实山人不必如此，有道是，风卷残云胜为王，大浪淘沙始到金。精彩总会永驻，糟粕经世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