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尚林，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提到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当中强渡大渡河的那场战斗，却是家喻户晓。

他就是当年红1方面军1军团1师1团1营2连连长，强渡大渡河的奋勇队长。可是60多年里他却消失在人民军队的历史当中，关于他的死，至今仍然是一个旷古之谜。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熊尚林这个名字，还是从大渡河边一段对话当中开始的。

20年前，笔者开始为老红军战士、原保定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撰写回忆录。李德才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绰号“土佬”，不但红一方面军的老同志都知道，也为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津津乐道。他是红一方面军出了名的勇敢战士，被大家誉为“李德才的机枪，赵章成的炮。”也被人们誉为是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

但是目前见诸报端的文章都称大渡河是17勇士，那么为什么人们又把李德才叫做18勇士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笔者花了大力气收集资料。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从李德才家人手中找到了一份他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时亲自撰写的回忆文章，详尽地记录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其中也提到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名字——熊尚林。

1935年5月，红1方面军1师1团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１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顺利地通过彝人区以后，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赶在薛岳、吴奇伟数十万大军之前，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四川境内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因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横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一道天堑。

　　据史书记载，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渡口，因强渡失败，全军覆没于此。

　　因此，蒋介石不惜血本，不仅让自己的嫡系打头阵，还拉拢刘湘、杨森等地方军阀，组织了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目的就是要让红军在大渡河渡口成为“石达开第二”。

　　作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遣队，红1团担负的重任空前，抢在敌人前头渡过大渡河，成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团指战员唯一的心思。

　　1营长孙继先接受战斗任务后回到营里马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研究制定了战斗分工：1连攻正面，从安顺场西面冲；3连从西南面冲；熊尚林带领2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并负责找船。

　　经过简短的准备，熊尚林率2连从东南河沿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对敌人占据的安顺场发动了攻击。

　　战斗打响时，守船那个班的敌人正在河边碉楼里赌钱、喝酒，听到枪声后慌忙押起船工向对岸逃跑。恰好这时2连指导员黄守义带着战士沿河搜索渡船，发现水面上有黑点移动，又隐隐约约听到划水声。追上去发现是一条船，但已离岸十几米远了。黄守义立即命令战士们用机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跳入河中奋不顾身地冲向船只。那些逃跑的敌人怕死，又乖乖地将船划回来了，奔袭安顺场的战斗一举成功。

 　　大渡河渡口

　　清晨，下了一夜的雨停了。

　　在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重机枪阵地上。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面向周围的红军战士们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大声说：“好好打，这可是关系咱们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红1团的战士们激昂的站直了身子，响亮地回答：“请首长们放心！”

　　很快，杨得志和孙继先在1营2连组织起由连长熊尚林担任队长的渡河奋勇队。

　　参加渡河的全体队员都配备了一支驳壳枪和一支冲锋枪，每人还在肩头斜背了一把大刀，在熊尚林的带领下在河边作最后的准备。

　　由于熊尚林和1营重机枪排长李德才同是江西老表，又是红3军时期的老战友，平时关系很好。这时，熊尚林找到他，手里拿着个小烟袋，放低声音说：“哎，老李，弄袋烟抽。”

　　两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寻了块石头坐下来。

　　一向少言寡语的李德才把自己的烟荷包递给熊尚林，看着他挖了一袋烟，慢悠悠地抽起来，那轻松的神态一点不象大战之前的样子。

　　一袋烟抽毕，熊尚林在石头上磕磕烟锅，开玩笑地说：“哎，老李，一会儿过河时你的机枪可得打准点啊，别让敌人把我们报销了。”

　　李德才拍了拍胸脯：“放心吧，用我这挺机枪掩护你，只要敌人的子弹擦破你身上一层皮，我就永远不打机枪了。有老李在，你们就放心地渡河吧。”

　　熊尚林把烟袋还给李德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老李，你也放心。只要我不死在河里，让我抓住对岸的一块石头，顺着石缝我也能上去。过河再见！”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率领8名奋勇队员们登上了小木船。

　　天大亮以后，渡河战斗打响了。

　　在十几个号兵激昂的冲锋号声中，熊尚林带着８位勇士乘木船向对岸划去。红军阵地上，几十挺轻重机枪在李德才的带领下一起吼叫开了，赵章成和他的迫击炮也准确地射向对岸敌人的碉堡。

　　渡船劈流破浪，刚驶到急流区，敌人就集中火力向小船射击，敌人的炮弹也纷纷落在小船旁边，顿时掀起冲天水柱，几乎将船抛向空中。当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划到河中央时，突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一位船工，小船在水面上慢了下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时，红军的一名司号员被河中木船的险情惊呆了，担任中央工作队队长的肖华立即从停止吹号的司号员手中夺过军号自己吹了起来。

　　站在河岸重机枪阵地上的刘、聂首长更是焦急万分，刘伯承大声命令李德才死死封锁敌人的火力点，同时命令炮手轰击敌人的碉堡。李德才轮换着使用两挺重机枪，两个战士不停地为他供子弹。这时机关枪叫得更欢了，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敌人碉堡射击孔周围，赵章成的迫击炮也准确的掀翻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敌人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的勇士们也纷纷拿起了船桨和木板划船，木船又开始向对岸移动。

　　好不容易船靠了岸，熊尚林带领战士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冲上岸。这时只见村子里涌出２００多名敌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军官们的督战下顺着山坡上小路冲下来，企图将红军战士重新再挤进河里，情况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

　　一直在重机枪阵地上观战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冲着李德才和赵章成着急的喊出了声：“打，打，快打呀！”

　　嗵、嗵。”赵章成发射出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在敌人群里开了花，敌人马上四散开来，为重机枪提供了极好的射击机会。

　　李德才把军帽摔在地上，脸色更黑了， “妈的，你们来吧。” 他紧紧地把住机枪手柄 ，子弹雨点样泼向河对岸的敌群中，敌人东倒西歪，象谷子般一个个倒了下去。

       大渡河

　　肖华挺起胸膛，手中的铜号吹得更响亮了，其他各连的司号员也都吹响了激越的冲锋号。

　　在号声和战友们的鼓舞下，熊尚林和勇士们飞一样冲上山坡，一阵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占领了敌人渡口的阵地。

　　1935年5月2日1军团的《战士报》专门以“向牲部（长征中红一团的代号）全体指战员致敬礼”为题，表杨了红1团勇士强度大渡河的英雄事迹。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美国记者斯诺也专门写了一节“大渡河英雄”，高度评价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意义：“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

　　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接见熊尚林和１７勇士时，朱德总司令热情地赞扬：“你们用自己的勇敢换取了战斗的胜利，避免了更多的伤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你们的英勇行为永远不死。”

     大渡河勇士

从此，熊尚林和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被永远的载入了人民军队的辉煌历史。

李德才的传记写完了，笔者好奇地想知道另一位勇士熊尚林的下落，在李德才夫人张素珍口中得知他是江西高安人，但是家人亲属以及后来一概不祥。

怀着一丝希望，笔者打通了高安市党史办公室的电话，很可惜，那边的同志遗憾的告诉我，在高安党史的记载中，没有找到熊尚林的名字，家人住址就更不清楚了。

带着这个遗憾，笔者继续传记的写作，但是久久放不下这个心结。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段文字，“2005年5月20日河北张家口崇礼县少先队纪念红军大渡河英雄熊尚林”。

于是，笔者在6月8日立即驱车赶到了张家口，在军分区政治部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崇礼县武装部。县武装部的领导向我介绍，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原来熊尚林埋葬在崇礼县烈士陵园，后来县里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联合驻军 “红一师”（第65集团军193师）、和部分老红军，以及中国少先队张家口市桥西区北新村小学“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崇礼县城关小学“熊尚林中队”倡议，上个月为他重新建造了墓碑，并举行隆重的墓碑揭幕仪式。

我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起来到了崇礼县烈士陵园，见到了熊尚林的墓地。在陵园后院一个十分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地安放着一块不大的青石碑。我们俯下身子，透过青青墓草勉强可以辨认出上面斑驳的字迹：革命烈士之墓。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我军四十团熊连长抗日战争时期在范家西沟被叛徒暗害光荣牺牲。

熊尚林原始墓碑

烈士陵园的守陵人告诉我们，熊尚林牺牲后，遗体被就地掩埋。1960年至1962年，崇礼县人民政府建立革命烈士陵园，把牺牲在当地的烈士集中建灵。其时，埋葬在驿马图乡和气营村的熊尚林尸骨及衣物已经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锈迹斑驳的皮带扣，和气营村村民王喜负责将他的遗骨迁葬至县烈士陵园。

回到县武装部，崇礼县国防教育办公室的同志向我介绍，熊尚林并非是被叛徒暗杀的，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据当事人所说是枪支走火所致。因为当事人现在还在世，又身居高位，别人也不好定论，一代英豪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葬身塞外荒野。

好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65军193师是红军师，也是红一师的传人，他们得知熊尚林埋葬在崇礼，于是联合各界，重新为熊尚林建造了大理石墓碑，碑上铭刻着熊尚林的光荣事迹，正面是老一团政委罗元发将军题写的碑文：熊尚林烈士之墓。

笔者和烈士守陵人

回到北京以后，我仍然不能平静，这样的一位英雄，竟然长眠异乡60载，至今连家乡和亲属都搞不清楚，太让人扼腕叹息了。于是我把李德才传记当中有关熊尚林在大渡河战斗的事迹单独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史精华》第11期上。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虽然熊尚林因为担任大渡河突击队队长被载入史册，然而，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传奇人物，长眠在河北省崇礼县60年却鲜为人知。

这样一位英雄，由于牺牲得太早，估计连后人也没有留下。笔者在写此文过程中，曾经通过电话采访了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公室，他们查阅了档案资料后很遗憾地说，这个人物在高安党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他的家乡具体在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2年，崇礼县的少先队员们来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地，将一壶大渡河水和60颗色泽各异的鹅卵石安放在墓碑前，它们是由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从当年勇士登船岸口处专门采集的，用以表达后人对大渡河英雄60年的思念……”

不久，我接到了一封江西高安市史志办的公函，里面说2005年，高安市启动第二轮修志后，《高安市志》编辑部陆续从互联网上得到了有关大渡河十七勇士领队人（突击队长）熊尚林为高安市人的信息，其中就有我的那篇文章。于是他们立即决定要在本次修志中，将有关熊尚林是否高安人的问题调查清楚，并为之立传，让家乡人民永志不忘英雄的业绩，永志缅怀英雄的精神，以告慰烈士英灵。

高安史志办的同志在来函中说：熊姓是高安市的大姓，全市24个乡镇，除1个田南镇外，其余23个乡镇均有熊姓村庄，共计126个。人口约5万人。熊姓中，“尚”字为其“排行”。翻开1995年重修的《筠州熊氏大成宗谱》，其所记97世“尚”字辈中（清代末期以后出生的），有“尚林”多达21人。为此，《高安市志》编辑部对这21名熊尚林，按其出生年代进行逐一甄别，最终确定黄沙镇横港村牛路熊家的熊尚林为重要线索。《筠州熊氏大成宗谱•黄沙镇牛路熊氏世系》记载：“发贤，先常四子，生于1887年12月16日巳时，殁于1925年5月5日辰时，……生子二：尚林，尚恩。”但往下没有尚林的记载，而只有尚恩的记载：“尚恩，发贤次子，生于1915年8月8日辰时，殁于1966年11月7日。妻丁大英，生于1911年10月25日戍时，殁于1986年8月4日。生子一：云肖；女二：有红、趣花。”（见附件7）按此推断，发贤长子熊尚林当在1915年前生，其年龄段刚好与要找的熊尚林基本吻合。（据资料显示，熊尚林在井冈山先后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可以推算其参加红军时间应在1931年前，其出生时间应在1915年前）。

熊云肖及妻子丁糯米的回忆：我们的母亲叫丁大英。听母亲说过，父亲熊尚恩有个哥哥叫熊尚林。母亲小时候是我们大伯尚林的童养媳。后来大伯在红军经过村子时跟红军走了，母亲便嫁给了父亲。父亲嫌母亲年纪比他大，常常打母亲。我们的父亲是1966年逝世的，母亲是1986年逝世的（见附件8）。

熊尚的回忆：我小时候听到过村里有个叫熊尚林的人，是红军经过村子时跟红军走了。红军经过我们村时，我当时只有三、四岁，所以我是后来听长辈们说的。我们村有一条通往高安的石板路，红军就是从这条路上经过我们村去高安城的。村里原来还有一个叫熊尚带的人，他给红军送过水。红军是从灰埠镇那边过来的。红军经过我们村里，请了一个人给他们带路，这个人估计就是熊尚林，但不能肯定。这些都是我七、八岁以后听老辈们说的（见附件9）。

丁水红的回忆：我和熊云肖的母亲丁大英是本家，平时关系好。丁大英与老公的关系不好，老公经常打她。她挨了打，有时会到我这里来哭诉，她说她本来是要嫁给老公的哥哥熊尚林的，她从小是熊尚林的童养媳。过红军的那一年熊尚林跟红军走了，后来她就嫁给了熊尚林的弟弟（叔子），叔子嫌她年纪大，动不动就打她。我听她诉说过好几次，说熊尚林走后一直没回来，不知是死是活。

其他一些年长的村民，虽不大了解有关熊尚林的情况，但都肯切地说，红军曾到过他们的村子。

从牛路熊村的调查情况看，可以证实牛路熊村的熊尚林与要找的熊尚林不仅年龄段可以吻合，而且红军身份亦可以吻合。其参加红军时应未成婚，年龄估计为十六、七岁，两人可以合二为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业已调查清楚熊尚林乃高安市人无疑，其家乡在高安市黄沙岗镇横港村牛路熊家。

笔者采访李德才夫人

关于熊尚林参加红军的历史，高安史志办是这样说的：

按照牛路熊村熊添守老人的回忆，红军是在1930年到达高安的，这正好与《高安人民革命史》的记载完全一致。《高安人民革命史》于1987年由高安县史志办公室编印。据其记载：1930年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一纵队）奉命攻打南昌，从福建汀州出发，途经广昌、兴国、永丰、新干、樟树，于7月26日西渡赣江，进入高安县境长沙铺、大路村一带宿营（注：牛路熊村位于长沙铺至大路村之间），27日攻占高安县城。红军在高安转战将近半月，期间开展了打土豪、筹款子和扩红（扩大红军队伍）运动。据此可以认定，熊尚林参加红军时间应为1930年7月，其随红军参加了攻打高安县城的战斗。

1930年8月9日，红一军团离开高安境内，经上高、宜丰、万载，于8月23日在湖南浏阳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不克，转而南下攻打吉安。据此，结合王燕光《大渡河十八勇士之谜》中关于熊尚林是和李德才一起由红三军七师改编加入红一团的记载，又可以推断熊尚林参加红军时，应是被分配在红一军团的红三军第一纵队，在参加攻打吉安的战役后，其部队番号改为红三军第七师，与萍乡的李德才在一起，参加五次反“围剿”。

综合以上调查及分析论证结果，可以确认熊尚林为今江西高安市人，其家乡为高安市黄沙镇牛路熊村。

高安史志办还在来函中希望我能够提供资料以完善熊尚林的事迹，当我再去张素珍家采访时，老人已经去世了，只好把手头有关的资料复印，并附信一封寄到了高安史志办公室。

至此，我借助神奇的互联网，又搜集到许多宝贵的资料，终于让熊尚林从60年的尘封当中走了出来，给人们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