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国庆节”，临汾地区小钢联采用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炼钢技术，顶吹氧气转炉技术炼钢成功，准备向“国庆”23周年献礼。

其实临汾当时还有个钢铁厂，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只炼铁不炼钢，于是临汾的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临钢临钢，只出铁，不出钢。

父亲当时是军分区政委，同时还兼任着临汾地委副书记，于是他和担任地委常委、地区业务组副组长的军分区杨真荣副司令员一起去为这个活动仪式剪彩。

因为放暑假，我正好在临汾，因此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钢铁厂。

那个钢厂在临汾县一个挺偏僻的地方，北京212吉普车要在崎岖的乡间道路上走好长时间。路上，我坐在前排，父亲和杨真荣副司令员坐在后面聊得很热乎，看得出来，两个人私交不错。

杨真荣副司令员也是河北人，老家雄县，现在也划到了雄安新区，说起来和父亲算是真正的老乡。他过去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工作，很有能力，当过警卫一师老三团的团长，后来担任警卫1师参谋长、副师长，由于负责仪仗营和外事活动，还专门受周总理派遣带部队到阿尔巴尼亚、朝鲜、缅甸等国去参加他们的礼仪活动。文革中，卫戍区部队受周恩来、傅崇碧的指示，专门负责监护那些被打倒了的中央高级干部，恰好彭德怀元帅和一直负责首都警卫工作的罗瑞卿大将也在警卫一师的看护之下。

那时罗瑞卿因为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一条腿，每天被人用筐抬着去接受“造反派”批斗、羞辱，处境十分悲惨。杨真荣对警卫一师负责监护罗瑞卿的人交代了两句话，第一句没毛病：罗总长过去是我的首长，也是你们的首长，要好好照顾。第二句就有大问题了：他现在被打倒了，没准以后还要出来当首长。

另外，他还擅自做主，让保密室把彭德怀最后时光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转了上去。

这俩件事不知道咋就被人传了出来，有人就上纲上线，说他革命立场不坚定，不能继续留在首都卫戍区的关键岗位上，于是被点名调离警卫1师，发配到了千里之外的山西临汾军分区当了个副司令员。

现在回想起来，就冲他在那么黑暗的年代敢说那两句话，就可见是个有着铮铮硬骨的铁血军人。

文革结束后，罗瑞卿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杨副司令反映自己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罗瑞卿得知后有意将其调回北京，但是还没有落实就去世了。加上当时中办一个比杨副司令岁数还大11岁的人说了一句话，“老杨调北京岁数大了点吧。”此事作罢。

他们到达钢铁厂，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工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向父亲和杨副司令员详细介绍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顶吹炼钢的技术。通过他们的介绍，我才搞明白了炼钢分平炉、电炉、转炉几种。转炉又分底吹和顶吹，顶吹炼钢其实就是按照配料要求，先把废钢等装入转炉内，然后倒入铁水，并加入适量的造渣材料，再把氧气喷枪从炉顶插入炉内，吹入氧气跟高温的铁水发生氧化反应，除去杂质。

当时转炉顶吹炼钢技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因为临汾第一次学习这种技术，那个炉子不大，好像只有一吨左右，黑乎乎的伫立在一个简易工棚中，鼓风机发出呼呼的响声，从炉门的缝隙中冒出熊熊的火焰来。

一大帮技术人员和工人围在炉子周围忙碌着，大家本以为会很顺利地炼出钢来，但是他们鼓捣了半天也没有成功。

前来庆贺的各级领导和人们一直等到夜里两三点，都已经十分疲惫了。看看无望，工厂方面只好请父亲和杨副司令员先回家休息，他们继续解决技术难点。

 那时的人都好说话，父亲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于是，吉普车又在黑暗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天都蒙蒙亮了。

母亲由于担心路不好走汽车出事故，也还没有睡，一见面就责问父亲为什么不能像杨副司令员那样给家里来个电话，闹得我到天亮了也没睡成。

后来才听说，那天我们走后，到了早上6时，才终于成功地练出第一炉钢，结束了临汾地区有史以来有铁无钢的局面，小钢联从建厂到出钢，仅用10个月时间，也算放了一颗卫星，记入了临汾历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