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外公素未谋面，我出生时，他已离世近30年。不知道他高矮胖瘦，黑白美丑，只听说和三姨家的大表哥有些相似。他的故事也仅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一点点拼凑起来，搭建了大致轮廓。

　　只知道他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家财颇丰。族里有人当官经商带军，骑马坐轿，下人成群。他有个三伯民国时期曾做过吉州府一个县的县长，堂兄弟当过国民党旅长团长。据说产业多，生意广，曾一度把生意做到省城南昌，店铺几十家，伙计长工百来个。

　　但是家族生意也只是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办工厂，停留在榨油卷烟之类的小作坊。行商坐贾，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上半年贩粮食、烟叶、瓜果、蔬菜，下半年卖茶油、桐油、生猪、毛牛，生意繁忙。

　　农闲时，雇当地佃农挑烟叶，翻山越岭到50多里开外的八都，返回时每个挑工挑一担食盐。八都位于赣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四通八达，水陆便利，店铺连排，商贾云集。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在此建立严密的军事封锁线，各路口设有军事哨所，派重兵把守，企图困死里面的红军。食盐、棉花、布匹、医药等被列入禁运物质，不准流入苏区。而走私食盐药品，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不怕死的依然有之。

　　去八都那条山路，我年少时走过，跟长辈去买耕牛的。天不亮就出发，差不多中午到达。沿途全是高山高岭，深涧高崖，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货毁人亡。徒手而行，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何况肩挑背扛，负重而走。

　　外公家族虽经商赚到了钱财，但并不像现在土豪，小富即奢，豪车靓妞，一掷千金，道德败坏。而是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个铜钿掰成二半用，一张钞票拽住三个角。除了逢年过节，难得有荤上桌。连小鱼小虾，也舍不得用油煎炒整条吃。端到太阳底下晒成鱼干，然后用木碓石臼捣成碎片。每次做菜只抓一小撮下到锅里。肉也舍不得切成块，切成丁，剁成肉末打汤。平日里舍不得点灯，天一黑就上床。存放的布匹腐烂发霉，也舍不得给家人置办一身新衣。土财主却成天挖空心思，买山买田买地，放贷收租，大斗进，小斗出，利滚利，息生息。

　　树大招风，钱多惹事。随着家族产业扩大，财富的累积，引起周边匪徒一直惦记着，蠢蠢欲动。家中时不时有人被绑票，动不动交赎金。虽建筑坚固的四合院，高大的围墙，但还是防不胜防。

　　世道轮回，好景不长。到外公稍微年长时，江西吉安赣南这边兵祸连年，盗贼蜂起，坏人横行。先是来了红军，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接着来了国军，要钱要粮摊军饷，抓丁拉夫。再就是来了日本人，杀光抢光烧光。国共双方开展围剿与反围剿，进行殊死搏斗。生灵涂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外公15岁那年，家族已经走向衰落。连年战乱，道路中断，生意难以为继，入不敷出。整个家族已经分成许多个小家。外公家男丁稀疏，自然家产也分得最少。加上不会经营打理，靠典当过活有些日子了，家道大不如夕。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个漆黑的晚上，一小队穿军服的匪徒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集中到院子，用枪指着。其他人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抢完，顺道还把外公掳走。临行前撂下狠话，拿钱来赎，来晚只等收尸。一家人惊慌失措，连连磕头应允。

　　据外公事后回忆，那一晚被几个匪兵蒙着双眼押着，内心惶恐无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时辰的山路。到点后，关在一间黑屋里，饿了二天，只给水喝。到了第三天，匪兵把他押出来，要他写信给家里拿钱来赎，否则就杀头。外公早已吓得懵懵懂懂，已经找不着北，更是语无伦次，梦呓一般。要知道那时外公才十五六岁，按现在年龄标准，仅仅是个初中生而已。

　　匪兵以为外公拒绝配合，非常愤怒。从旁边的另一间黑屋子拽出一个胡须花白的老头，大声逼问外公写不写。外公手足无措地摇头。只见一个壮汉，一手拿着把刺刀直接插进老头的胸膛，豁开大口子，用刀把心脏剜出来。紧接着把血淋淋的心脏挂在外公身旁。几十年后，外公仍心有余悸地说那心脏砰砰地跳着，不停地飚血出来，喷到身上。少不更事的他，见到此情形，瘫倒在地，尿了一裤子。

　　据母亲讲，每次外公讲到这事，总是神情黯然，惶恐不已。匪徒趁外公昏过去，在事先拟好的信笺上，按了他的手印，派中间人捎信过去。要求尽快把赎金凑齐送来，否则撕票。外公家里把所有的田产店铺卖光，金银软细加上东筹西借，才把赎金凑齐。托中人带去，再三恳求把人安全带回。

　　（二）

　　外公回家后，脸庞瘦削，眼眶深陷，只剩下一副人形，高烧不退，病恹恹，昏睡了几天几夜。家里花高价聘请名医延治，才捡回一条命。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能懂啥事，却经历了生死磨难，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事后，三伯才打听到劫持外公的匪徒，是前线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专吃大户。官府早已吓破了胆，丢下全城百姓，逃之夭夭了。外公一家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声张，怕又遭到报复。经此变故，所有家财荡然无存，家道彻底沦落。家族人从此对外公家另眼相看，少有往来。

　　三伯还在外县做官，岁末年初坚守在衙门办公。但每年都会事先定做一批金银首饰，叫衙门里的人专程送回来，除夕发给家族长幼压岁。三大妈是个势利的人，三伯捎回来的东西，从来不肯分发，全部偷偷藏入陪嫁来的箱奁中。要不是被抄家抄出了底，大家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

　　四九年解放后，三伯家划入地主阶级，属于民主专政对象。外公家经过上次折腾，沦为佃农，划入贫农行列。工作队进入三伯家，抄出大量囤积粮食、布匹绸缎、地契债约和借据。抄出的东西装满一车，把剩下的粮食、布匹等就地分给贫苦百姓，并当众烧毁地契债约和借据。

　　就在工作队发动车子准备离开之际，有个下人跳出来告发三大伯家还有藏货。工作队再一次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勒令上交。但她死活不从。工作队卸下门板，横压在她身上，两头各站上一人。起先她还能咬紧牙关坚持一会儿。到了后面，木板两头再加一人。立马听到骨头嘎嘎作响，她嚎叫不已，口吐鲜血，大声求饶，表示愿意上交。

　　在工作队押解下，她来到厅堂后面的厢房，在夹墙中找出陪嫁的箱奁。一打开，里面满满一箱子的金银首饰，金光闪闪。每个首饰上都刻有一个晚辈的名字。三大伯用心是怕三大妈把人混淆，刻有名字便于对号入座。工作队见到如此之多的金银财宝，两眼放光，毫无顾忌地每人抓一把揣进自己兜里。

　　三大妈舍不得分发，全都私藏了起来。家族人知晓此事，气愤不已，竟无人上前搀扶。三大妈是千金小姐出身，窈窕淑女，三寸金莲。娘家也是富甲一方，良田千亩。平生未尝受过这么大的羞辱，气愤不过，急火攻心，忧郁成疾。不久便撒手人寰，追随她一辈子不肯放手的财宝而去。

　　外公见到刻有自己名字的首饰被抄走，痛心不已。那时外公家里已经家财散尽，加上家庭变故，死妻娶妻，折腾多次。总有断炊揭不开锅的时候，日子艰难。那时母亲刚出生，外婆又患重病，指望家族人能雪中送炭。外公曾向三大妈央求过，祈求借点钱度过眼前的难关。但三大妈捂着一堆的金银财宝，非但一毛不拔，反而讥笑外公是败家子。

　　听母亲讲，外公生性腼腆，话不多，不爱与人交往，自己反对的事定要坚持到底。当年外公坚决反对二姨的婚事，认为不会幸福。从结婚那天起，一生都未踏入二姨家半步。有次到二姨的村子走亲戚，二姨夫杀鸡宰鱼，做了一桌丰盛菜肴，专程到亲戚家请他。外公坚辞不就。事实也证明，外公的眼光是独到的。二姨一生未有生育，在一次夫妻口角后上吊自杀了。那是外公逝世多年以后的事情。不知外公地下有灵，会做何感想。

　　外公与人为善，忠厚老实，宁愿自己吃苦，也不忍心让别人吃亏。他唯独怨三大妈，恨她私心太重，见死不救。那时外公的大女婿已是农会成员，了解一些政策，知晓风吹草动，懂得人情世故。有一次提醒外公，如果三大妈把财产转移过来，千万要拒绝，否则连累自己，引火烧身，万劫不复。

　　果真，三大妈见到形势不对，想把一部分财产搬到外公家替她保管。外公坚决不受。三大妈没办法，连夜派人转移到她发小家，结果也被连累遭殃。一家被划入地主成分，男的被枪毙，家产被抄没。吓得外公几天几夜不敢出门。

　　（三）

　　提到外公，就一定会念叨他的堂兄弟，都不简单。在那个年代，他们大都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也有的最终加入了解放军。各谋其政，各为其主。老大当了国民党军的团长，参与了在吉安赣南对红军的围剿。全面抗战后，还在南昌和日本鬼子厮杀过。于四九年七月，南昌解放后，团长化装偷偷潜入家中，准备把三大妈带到台湾。三大妈觉得自己岁数大，行动不便，最重要的还是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并未随团长前行。

　　殊不知团长从南昌潜回家，从八都渡口上岸的那一刻，就被我党的便衣侦探到。那时南昌到永丰，走水路比较便捷，从南昌沿赣江逆流而上，到八都渡口上岸，再走50里路就到了家。走陆路的话，全程200公里，路过丰城、樟树、新干等地，加上行军打仗，沿途全是解放军。身为国民党团长，有头有脸，断然不敢走陆路，只好化装坐船逆流而上。八都是赣江中游边上的一个商业重镇，鱼龙混杂，各色人群混迹其中。我党的地下武装就在那一带特别活跃，设有很多秘密交通站。随时随地监视来往行人，加上解放军大兵压境，准备一举解放吉安各县。

　　团长没能说服三大妈同去台湾，拜别母亲，趁着夜色，连夜出发。是走是留，一家妻儿老小还在南昌等着他回去拿主意。在八都渡口刚要上船，就被两个黑衣人大汉按住。原来我党的地下组织，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团长被押送到南昌，公审后在法场被枪毙。在他死后多年，他的遗孀带着老小回到故乡祭奠。

　　堂兄老二，年少时入了私塾，后来又进了新式学堂，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很快在国民党部队混出模样，升任旅长，驻扎在云南一带。解放军进攻云南时，他们部队长官迫于解放军强大压力，和地下党的争取，长官带领他们起义投诚。解放后转业到地方政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带领家人回乡祭祖。

　　回乡时走访了同门同宗，想弄清楚当年家族遭遇变故的原委。但是不管他走到哪里，全程都有人陪同，其实是跟踪，目的就是不让他知道当年的真相。这些陪同的人，大部分是当年农会成员或后代。这种看似无缝隙的陪同，实则无异于全方位监视。当年把外公家族整得家破人亡，也是这帮人。虽是同宗共姓，已是五服之外了。事后，二堂兄说他走路吃饭，全被人跟得紧紧的，打听不到一点实情，不知道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事。他回乡时带了两个儿子回来，希望留下一个，过继给外公，传承香火，祭祀先祖。均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讲到外公，就会谈起他不幸的婚姻。外公这一辈子娶了四任妻子，生了四个女儿。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因病离世。隔了很久，才娶了第二任，生了二个女儿，不久又患病辞世。第三任妻子，只生了我母亲一人，还在襁褓就患病去世。见到母亲尚幼，需要人照顾，不久便娶了第四任妻子。在传统观念下，外公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在人前人后，是永远抬不起头的。这也是外公一生的心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修水库，全靠人力，手提肩挑，真不容易。此时外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被征调去修水库，吃住在工地，几个月未曾回家。有天早上，同村人发现，天亮了很久，却未见外公起床。按照往常，应该早下地干活了。走进工棚，掀开被子一看，用手一摸，人已经冰凉。那时母亲才是6岁大的孩子，听闻噩耗哭了又哭。

　　母亲说，在几个姊妹中，外公最疼她。每到逢年过节，外公见到家里冷冷清清，想起先前热热闹闹，就一个人在房间向隅而悲。这时家里谁都不敢打搅他，一家人噤若寒蝉，也不知道该做点啥吃的。三姨总会怂恿母亲去问。外公见到母亲，总会抱到怀里。告诉她要做什么吃的，去哪买，然后把钱给母亲拿给三姨去做。每次母亲谈到这就特别幸福。

　　80年代末期，母亲的后妈也走完了一生。几个女儿顺道特意给外公扫墓，把坟堆上的碗口粗的树砍了，烧了些纸钱之类的东西，了却了一生心愿。三姨是2020年春节前夕走的，比我母亲晚了14年。至此，外公一家也全部走进了历史。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外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中国经历大战争、大动乱的年代。时代命运也裹胁着人物命运。生逢乱世，即使命如蝼蚁，但仍心向光明。外公也许永远无法战胜时代的力量，但也有办法，时代也战胜不了自己。那便是永远不要因为生活的苦难而心生绝望。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活着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