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裕胜说，父亲经常说自己是一名红军的司号员。在临终时，他起不来床，就一直躺在床上，总不忘用两双手摆手势成吹号状，眼神凝视远方，嘴巴里发出“嘟嘟嘟”的声音，那意思分明是告诉我，什么是起床号、出操号，什么是冲锋号、宿营号，每每回忆当年担任一名司号员的样子时，他的脸上总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父亲叫曾卫国，1916年9月出生，于都县禾丰镇园岭村高岭脑人。父亲的名字先后有三个，第一个名字叫曾春伟，在父亲一出生时，我的祖父和祖母就共同给他起的名；第二个叫曾文福，那是父亲稍大些后，教书先生给他起的；第三个叫曾卫国，那是在渡江战役时，父亲部队里有一名参谋长，姓王，王参谋长是赣南人，他对父亲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曾卫国吧，这个名字陪伴了父亲一生。

1933年5月，红军在禾丰区召开儿童团会议，刚参加完会议后，曾卫国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紧接着，他便跟随着红军出发，经过了金沙等地，同年9月，他被编入红三军团六师二团当司号员。

曾裕胜说，父亲以前对他说，那时刚参加红军，他心里很害怕打仗，但慢慢地就适应了，后面也就不怕了。那时，红军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频繁地发生战斗，在战斗中，大家脸也没洗、澡也没洗，没有吃的，甚至没有水喝，为了解渴，他们就将芦苇在嘴唇上拉开了一个口子，血慢慢地渗出来，然后用舌头舔一舔。战士们的身上、脸上又黑又脏，头发上还长了许多虱子，又疼又痒。渐渐地，他们喜欢打仗了，因为打了仗，大家有吃有穿，特别开心。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卫国也随着红军大部队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5年春，红军分三路长征途中，在广西门肛大山遭遇强敌阻击，曾卫国所在的连队被打散了。这时，曾卫国也与战友们失散，面对周围白色恐怖，他找不到组织，只有沿途讨饭。经过几个月，他历经艰险，终于徒步回到家里躲难。

从1936年至1940年，他在家里务农。这时，当地保长屡次登门纠缠，凶神恶煞地想要抓他去充“壮丁”。为躲避保长的迫害，他只好逃出家门，独自躲在会昌县罗田烧窑。

1942年冬天，曾卫国又被会昌县罗田一个叫“大脑”的保长抓去当壮丁，先后在国民党部队99军92师师部防毒排当士兵、99军82师2旅化学迫击炮连当士兵，开始参加抗日战争。

1945年，曾卫国在江苏朝阳集被解放入伍，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21军63师187团重炮营6连任战士。从1948年起，在江苏朝阳集，他曾多次参加围剿战役，并参加了有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了一等功；在博山、朱来县荣立四等功各一次。

父亲对他说，淮海战役主要是被“围”，渡江战役是被“诈”。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围困住国民党军，长达40多天，并采取喊话、发放宣传单等各种攻心战术，断绝国民党军的武器弹药、粮食物资，统统运不进来，士兵们后来没有饭吃，军心涣散。

有一次战斗，曾卫国和战友们去炸一座桥梁。在这之前，部队组织大家严格进行了六个月的游泳训练。曾卫国和战友身上绑住了苗竹筒，为了增加浮力，苗竹筒还捆了二层，身上像是套了一个救生圈；他们每个人嘴里含着一根竹竿，凫水而过，到了桥底后，他们将炸药包绑在桥墩处，随着“轰隆”几声，桥梁多处坍塌了，炸桥成功后，曾卫国获得了特等功。

还有一次战斗，在发动总攻前的每天晚上，曾卫国和战友们以每条气阀船、带着30条木船为单位，而且每条船上都挂了灯盏，晚上出发去佯攻敌人，敌人在对岸拼命用机枪疯狂扫射，并大声叫嚣，谅你们都不敢过来，除非你们会飞过来！如此反复多次，试探敌军，敌人被麻痹放松了警惕，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曾卫国和战友们攻占了敌人阵地，全部歼灭了敌军。

1948年，曾卫国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转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1949年，他由战士被提升为副排长、1950年担任炮兵连的排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曾卫国随着部队参加抗美援朝。这时，他在部队与许美英成婚，并生有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在抗美援朝战役撤退时，许美英和她的孩子被敌军飞机轰炸牺牲，只剩下孤独的他。接二连三地打击，曾卫国病倒了。1954年，他在朝鲜带病复员退伍，回乡务农。

从1958年11月至1961年，曾卫国在盘古山钨矿当磁选工人；1962年5月，为响应党的号召，经组织批准精简机构，曾卫国被下放回乡。

从1962年起，他先后在禾丰公社钨砂厂任组长，禾丰公社石灰厂工作。1966年“文革”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再次下放回家务农。

从1967年起，已年过半百的曾卫国一直在家务农，直到1999年10月病故。

曾裕胜说，父亲身上有三处伤疤。一处在后颈脖子中央位置，有一道深深的疤痕，疤很大，是拼刺刀受伤的。当时父亲正在发高烧，刚一退烧后，父亲向首长申请立即上战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到战局胜败，父亲刚冲上战场一线，我军已经发起了冲锋号，父亲和战友们端上枪、拉开刺刀，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拼刺刀......另二处枪伤的伤疤分别在身体左腰部、右后背上，父亲常说自己命大，有杨太公保佑（杨太公是当地信众祭祀的坊神）。

曾裕胜说，父亲多次立功受奖，那时我才八、九岁，记得父亲有二、三十枚军功章，后面陆陆续续被我们拿去村里的“卖货郎”，与他换糖果吃了，我印象中还有一本将帅图册，也被拿去换糖吃了。现在就剩下这几枚纪念章，还有这本复员退伍证和党费证，其余的证件被遗失。有次父亲指着其中一枚纪念章对我说，这枚奖章要好好保存，就是没有饭吃、没有盐吃，都不能卖掉。

父亲复员退伍返乡务农后，与我母亲李桂招结婚，母亲原籍广东人，在她三岁时，一姓胡的去广东买牛，被带回来卖在白田村，长大后嫁给父亲，夫妇生育了一女二男，女儿叫曾玉兰；儿子叫曾裕胜，也就是我，出生于1959年，会做泥匠；小儿子叫曾裕财。

晚年的父亲行动不便，每年县里召开会议，邀请他参加时，父亲都让我替他去参加，那时我年纪小，就直接去会场吃一顿饭回来。本地有的退伍军人要求解决一些待遇，想要叫父亲一起去上访，父亲不仅不参加，反而劝阻他们，现在国家不富裕，我不麻烦它，我也不去。

故事说完了，我还沉浸其间，仿佛看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子弹乱飞，而一名司号员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我的眼角湿润了，什么叫顽强拼搏?什么叫严守纪律?什么叫坚持斗争?这就是革命信念，这就是革命毅力，就是与人为之奋斗的最高境界!

我久久不能平静，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努力好好工作，将自己的光和热洒在脚下这每一寸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