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是母校咸阳师范学院建校的日子，而我离开母校（我们总习惯于叫她咸阳师专，虽然她早已经成为一所本科院校）也已经38年了！

　　1981年的秋天，雨特别的多，我在菲菲秋雨当中焦急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虽然知道上了分数线，但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一切都可能是变数。

　　一天早晨，我在睡懒觉，早起的母亲从外面回来后进到我睡觉的窑洞，对我说：“娃，你录上了，通知书来了。”我能够感受到母亲故意压抑着自己内心的的那份激动而表现出来的平静，我接过通知书一看，上面写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我知道我录取到了中文专业，这是自己喜欢的。但我当时最理想的专业却是新闻，记得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的新闻专业。

　　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她把我的通知书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流泪了。

　　那个时候，大学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四，绝大多数考生不像现在这样要选学校，选专业，甚至还要选学校所在的城市。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孩子，那个时候他们最大愿望就是能考上一所学校，吃上所谓的“商品粮”。

　　我是我们那个村子第一个通过考试而改变了自己农民身份的人，这在当时的乡亲们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记得离开村子的时候，那些村里的老人或拿两个鸡蛋，或随一块两块钱，或用手帕包几个枣子，来到我家表示祝贺，父母也倾其所有，招待那些叫人感动的乡亲。

　　那一年，我刚满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就那样离开了那个生长了十九年的村庄。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远离家乡，父亲和表弟骑自行车送我到永乐店火车站，在空旷的火车站候车大厅等火车的时候，我感觉那火车站大厅似乎特别大，一辆辆奔驰而过的拉煤列车有些震耳欲聋地呼啸而过，我焦急却也耐心地等待着那列即将把我拉向远方的绿皮火车，我已经知道我报名的地方是一个叫肖家村的地方，虽然地名中还是免不了一个“村”子，但这个村和我们村子显然已经有了一种质的区别，起码当时在我看来是如此。

　　辅导员早早地在车站接我们，让我们感到了特别的温暖，报名的时候，老师们都很客气，让我们感到了大学就是大学，尽管肖家村那个教学点还只是当时咸阳师专一个中文专业的所在地，另外的物理系是在周至哑柏，数学系则在现在校区所在地。但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因为学校基础设施的简陋而气馁，反而充满自豪与骄傲。

　　记得当时一个老师在给新生作报告的时候曾说，我们咸阳师专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大学，她西起周至哑柏，东到咸阳肖家村，北至咸阳毕郢原，东西长一百公里，方圆多少多少平方公里，听得所有学生豪情万丈，虽然知道老师那样说，有一种玩笑的成分，但却充满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豪情。

　　四个用仓库改成的教室，分别是三个年级，两栋简易的大楼，一栋是学生宿舍，一栋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然而，学生是真学，老师是真教，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形式逻辑，写作等课程就那样开始了，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用的课本就是陕西师大的，但是师大人家是四年，我们必须在三年时间之内完成人家四年要完成的学业，尽管我们的文凭只是专科，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教学热情，教室里，常常深夜还有学生在用功，老师的宿舍，也常常是深夜了，还亮着灯；每天一大早，都有早起锻炼或者晨读的学生，那个时候的学习风气可真是好，周末了，学生三五成群，带上书本，赶往不远处的渭河滩，或静观滔滔流水，或默诵“关关雎鸠”，或轻唱《排球女将》的主题歌，或高吼《霍元甲》的主题曲，也有练拳击的，也有吹笛子的，也有下象棋的，当然也有谈恋爱的，丰富却也不失浪漫。

　　事实证明，咸阳师专毕业的那些学生走上社会后，并不输与任何学校的学生，踏踏实实的学习，以及吃苦耐劳，让他们走上教学岗位后，很快就显山露水，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就我们班来说，学中文而对哲学感兴趣的邱耕田后来成了中央党校的教授；有人成了心理学的博士，有人成了地方官员，有人成了教学骨干，更多的人则成了他们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而这些，除了有赖于自己的努力，更有赖于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诲。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道尧老师，他平易近人，但却能给人实实在在的知识，课讲得很精彩，常常一堂课结束了，学生们还意犹未尽，他也不怎么板书，也不怎么要求大家做笔记，甚至不怎么看教案，但是显然每一节课他都备得很扎实，每一句话都能让学生有想要记下来的冲动，他讲巴金的三部曲，分析《家》《春》《秋》，特别是《家》，硬是把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他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让学生学会分析作品。我从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最让我感动的是，1998年校庆20周年的时候，我回到母校。当时的学校所有专业早已经搬在一起办公，学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年来毕业的学生当然数以万计，而我离开学校也已经过去了14年，但在人来人往，人头攒动的人群当中，暌违14年的李老师居然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激动，却也一时想不明白。李老师带过的学生太多了，他为什么对一个毕业后甚至一次也没有看望过他的学生那样熟悉并能够一下子呼出名字？那以后的二十年，我一直没有再中断和李老师的联系，每年总要见上那么几次面，每次总要聆听他的教诲，我的第二本散文随笔集《卧听夜籁》出版的时候，我特意让李老师写了序。

　　李老师对教学喜欢到了骨子里，教了一辈子书，但他又绝不老夫子，很能够与时俱进。他退下来之后还多年担任民办院校的课程，也是深受学生欢迎。我曾不止一次地请求李老师把他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可他对于做文章，似乎总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追求，老是觉得自己想写的，自己想到的，一看前人都已经说过，也已经写过，于是，就作罢，为此，我很是遗憾，也曾鼓动他，好文章不厌百回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读者，以你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你的文章，你的思想会传播得更远，也因此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但李老师到现在，似乎都拒绝电脑，他用手机看微信，但还是喜欢用笔抄写……

　　一个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将是终生的，一个学生对心目中好老师的怀念也是永远的，我很庆幸，在大学遇到了李老师，这个学养丰厚，平易近人，却也亦师亦友的老师。

　　我们八一级中文系在肖家村呆了大概两年多，最后一年，我们搬入了新校区，也就是现在师院的所在地，那个时候虽然是新校区，但是学校规模，基础设施还是无法和现在相比。记得那个时候，学校后面还是玉米地，似乎还有一个帝王陵墓，一些同学周末没事就会登上陵顶。学校的一旁，就是教育学院和电大，现在，则似乎一并归入了咸阳师院了。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大家还是有着浓浓的肖家村情结，大约是2011年，也就是我们中文八一级进校三十年的时候，我们全班搞了一个“人生幸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全班五十四个同学，到了五十一个！远在新疆、上海，北京的同学都回来了，那天，冒着倾盆大雨，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肖家村，又一次回到了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又一次回到了留下我们青春记忆的地方。就我所知，比我们低一两级的中文系的校友，他们依然还是有着浓郁的肖家村情结。那里虽然简陋，但是有着不息的奋斗精神，有着我们青春最美好的记忆，也有着人生最难忘的岁月。

　　毕业之后，我曾经从事过六年教师工作，后来就一直做记者，1998年从铜川日报调入咸阳日报，对于母校的点滴变化，其实一直也是关注的，并尽自己工作所能为母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大约是三年前吧，一个偶尔的机会知道了师院于右任书法学院长达七年招收不到陕西书法学生而只有山东山西考生的情况后，我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做了系列的报道，后来这个报道引起了省上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注意，终于，那个陕西书法考生要考绘画，色彩、通过了之后才能上书法专业的艺术考试设置被修改，于右任书法学院终于可以招收到陕西学生了，这也算是作为一个母校的学生给母校做的一点事情吧。

　　四十年过去，学校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当年毕业的学生不少已经退休，当年的老师，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就算是我们这一级，大多也进入到陆续退休的年龄。但对于母校来说，四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年龄，祝愿母校永远美丽。也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