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人生的种子，我的人生种子随时代的洪流种在了山村贫瘠的土地里。

       1968年12月22日，深夜。天很冷，下着水雪。缩在被窝里和同学像往常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突然寂静的校园里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所有的灯光随即亮起。紧接着操场上聚满了人，然后就是敲锣打鼓的上街游行。口号声、歌声伴着纷杂的踩在泥泞的路上的脚步声。像以往任何一次这样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活动形式一样，大家都热情高涨情绪激昂。只是我的心忐忑不安，随着一遍遍高呼这段最高指示，一遍遍重复这段内容，心底的寒意带走了我的体温，使劲地抱紧双臂，上下牙打着磕回到了学校，躺进被窝几乎一夜没暖和起来。

       我还不满18岁，正是上学求知的年纪，渴望读书，上大学。父亲希望我长大当记者，我想当作家。我不想到农村去种地！

       学校开始做动员的时候我躲去了几百里外的外婆家。

       外婆跟舅妈住一起带着三个孙辈，舅妈是生产大队干部，舅舅在一家国防工厂当电工，与村里其他人家相比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那里有土有田，是丘陵地带。但我这半个月里，没吃过一次白米干饭，很少的几次干饭里都是掺了一多半红薯粒的。平日里一天两餐，都是红薯稀饭。一大锅水小半碗米，一筲箕红薯块，水上漂着一个小搪瓷碗。稀饭煮好后看见小搪瓷碗里是半碗纯米粥，外婆说是开锅后跳进碗里的米粒，给一岁的小孙子吃的。锅里的已经叫不上稀饭了，几乎没有颜色的米汤清可照人，红薯也是一碗只有几小块。只是清水煮的牛皮菜很多，蘸酱吃，这样的生活比我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还差。

       村里有一口堰塘，其实就是平地凹下去十几米深，比篮球场大一些像锅底形状的一个大坑。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只有塘底很浅的一点水，得端着盆从上边沿着塘的土坡走下去。塘里的水很混浊，全村人洗菜，洗衣服都在这口堰塘里。塘的水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天花水”，说白了就是雨水。冬天都是毛毛雨，没法给堰塘补水。塘里的水日渐蒸发，越来越少，几近见底。舅妈说，开春下雨了塘就会越来越深，水就会清亮很多。不过水深了也不好，人和畜牲不留神雨天打滑掉下去会淹死的。她说塘里真淹死过牛羊和大人小孩，还感叹这堰塘没盖，四周没人家，掉下去没得救！听得我毛骨悚然都不敢一个人去洗菜，洗衣服。

       日常全村人的饮用水在一处田埂边用石头砌成的一口井里。井的水面与田里的水面齐平，跟田里的水一样混浊。只有高出水面一巴掌的那一圈石头砌成的井台提示了这是水井。我从田埂上滑进田里打翻水桶好几次，从小就没干过这样的活啊！村里没多少人家喝开水，柴火太困难，地上的树叶、杂草都捞干净了，做饭需要拉风箱。因为有小奶娃，外婆家有一个竹壳的暖壶，泥腥味的开水，很难下咽。

      半个月了，我想洗头。外婆拉着风箱给我烧了一盆水，掀开锅盖的时候，拉风箱扑在锅盖上的那层灰撒落在了水里。端着水面飘着一层黑灰的水我不知道该怎么洗。我的祖辈、父辈都在煤矿工作，享有国家提供的高定量粮食配给和营养保健食品，在矿山青山清泉的陪伴下，天天都有烧不完的炭火，24小时免费开放的公共浴室，食堂提供的大白馒头、醇香豆浆......从不知道乡下这么苦！接受不了！我赶紧回了家。

       我就读的是山区中学，大部份同学已经分配到了学校周边的几个公社。学校没人了，我只好待在家里。父亲是矿干部，其他同学看见我没走，就一个都不走。于是矿里的高音喇叭就一天到晚循环播放毛主席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而且把还没插队的学生名单和家长名单一齐播报。

       没办法，父亲给我做工作。他说，“其实我也非常不愿意你下乡。我最近去地区开会，看见好些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兵在街头跳舞、表演，看见她们开心快乐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想，我女儿怎么不在她们里面啊！”父亲有些哽咽，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对我寄予了厚望，希望我长大以后当记者。“但是，国家的大趋势个人是违背不了的。你带个头下去吧！你是全矿最优秀的子女，大家都知道每学期都只有你的学习喜报寄到矿里来。爸爸相信你是块金子，金子放到哪里都会闪光！”他把户口本递到了我手里。当我把户口本交到保卫科长手里的时候，心底的无奈失落无法控制，红着眼眶急速的逃奔出门：从此我便没有城镇户口了！

       生产队敲锣打鼓从公社把我们接到了一个叫烂田湾，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山脚是一湾水田，种水稻。山坡蜿蜒到顶的地里收完小麦种玉米。

       我们三个女孩住半山腰生产队长家的两间屋，后间做卧室，前间做厨房。卧室四壁、天棚地面都是木板的。后墙壁上掏了个锅盖大的牛肋条圆孔，糊了一层纸。是窗户吧！打不开的那种。屋里光线非常暗，需要点灯才看得见。厨房的这间屋有一个可以向上推开的窗户，小方块窗格。采光也不行，做饭还得点灯。母亲第一次来乡下看我，跨门就扑倒在地上，太暗了，看不清门槛。这样的房屋、窗户设计应该和这里的气候有关系吧，山坡迎风，冷！只是光线不好点灯也费油啊！而且点着煤油灯做饭也碍事，我们也确实差点把队长家的房子给点了。

       那天生产队分了青豌豆，晚上我们就开炒。小智烧火，我掌勺。在家从没炒过菜的我，那知道青豌豆下锅没翻炒两下就炸开了，乒乒乓乓响声又大又急四处飞溅，都弹到脸上了。情急之下我抄起锅盖就扣了下去，结果屋子一下就黑了——我把灶台上的煤油灯也带进了锅里。听见炸声，小智慌了神，赶紧从灶塘里退出柴火，她以为是火烧大了。队长听见我们这边大呼小叫的，赶紧过来了。看见灶前带着火星的柴火，抄起水桶就泼了下去。惊魂未定的我们去队长屋里蹭了顿饭。第二天一早小智回家了，不知是不是吓的。我没走，而是背着锅去了山脚下，队长家没水源，饮水得到下面挑。煤油锅不好清洗，怎么洗都有煤油味。后来我把锅按在田里薅把野草卷上泥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得没有了煤油味。

       我们做饭用的柴火是队长家的，总不能天天烧他家的啊！就问队长到哪里去捡柴？于是队长安排了一天到山里打柴的活，我想这是教我们打渔吧！好远的地方啊，走到深山里了。全队的人都来了，在山林里他们大呼小叫的呼喊着我们的名字，“到我这儿来，有一根干的。” “快过来，这截也可以” 我们就在林子里窜来窜去捡现成。手里虽然拿着队长帮我磨的弯刀，可是不会使用，没砍几根手上就打了泡。中午了，队长招呼大家休息。这时，就有些人挥刀在林子里砍出一片空地来。有人抱来了干树枝架在一起点燃了。过了一会儿熊熊燃烧的一堆大火渐渐偃旗息鼓成了一堆炭火，只见围在火堆边的人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布兜子里掏出什么东西往里扔。看得我们一脸茫然，队长他们都乐。安大叔说：“一会儿你们就晓得啥子叫功夫了！”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大家纷纷用长棍从灰烬里往外扒拉东西，一个个金黄色的大圆饼滚了出来。人们捡起来捧在手里一边来回颠来倒去，烫啊！一边使劲吹气，有点像玩杂耍。安大叔一边倒腾一边说“这个吹捧的功夫三天两头你们可学不会。” 队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说：“黄金吊汽粑，晌午饭。吃吧！” 硬梆梆的玉米饼，又厚又大，要使劲才能咬下来一口，嚼起来有点费劲，但很香，可能跟肚子饿了也有关系。队长说，“这个，你们也学着做做吧！以后上山开荒带得着。”姚孃说“有啥子学头嘛！简单得很，一说就会。在锅里烧上两瓢水，水开后和包谷沙沙，揉成团贴在锅边上拍成圆饼，盖上锅盖，接着烧一会儿火，火不要太大，水干了，饼就熟了。”她说得很随便，一看我们听得糊里糊涂，爽快地说“哎呀，明天看我做一回就会了！”下午，一行人背上都背着一大捆柴穿过林间小道返回，我们背上的捆虽然不大，但还是落在了最后。跟我们一起走在后面的还有大队支书的妻子王旺，支书家在我们生产队。只是王旺挺着大肚子还背着比我们捆大很多的柴，我跟在她后面既心惊胆战又觉得不可理解。怎么可以让孕妇干这么重的活啊！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这一趟打的柴火都码到了我们住的屋墙外，包括王旺背上那捆。第二天在地头，人们说王旺昨晚生了。我觉得心中无比歉疚，姚孃却说在乡下这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但这件事给了我心灵的震撼，也给我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我们几个小小的知青何德何能值得全村的人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操这么大的心，何德何能让一个临盆的孕妇冒着危险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除了人性淳朴的感悟，更多的是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的无私博爱和对国家政府的负责任。把“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成了本职任务来做。

       在烂田湾插队的日子是我人生获益最深的青春时光，像父亲的期盼一样，我是一块发光的金子，在广阔天地绽放出了青春的光芒。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包括只有男社员才干的驶牛犁地，挑粪泼洒、插秧打谷。我担任生产队记分员，在别的知青都很少到生产队出工的情况下坚持风吹雨打酷暑严寒都不退缩，做到了全年出勤330多天，被贫下中农选为了大队委员，公社出席县三级会议学习的积极分子，并获得了大队首批返城工作知青的唯一指标。

       和贫下中农一起摸爬滚打磨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淳朴善良的品质，给了我人生历程丰富的养料。

       在广阔天地播种我的青春，很庆幸没有错过。

                                                   2022.5.3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