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十年（1072-1981）：勤苦创业，自愧成“家”

如果说前两个十年是学知识、打基础，那么第三个十年便是成家立业的开启了。

国画初学遇良师

1972年春节前终于脱离单身集体宿舍，分得一间筒子楼旧房。为求装饰一新，买了宣纸和国画色，临摹了当时很流行的红色国画《延安颂》贴在墙上。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画中国画，对于如何在宣纸上用笔、用墨、用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由于工作、家庭、住房已经稳定，业余便以自学来充实自己。起先，我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继续在古典诗词中涉猎，自选、自编、自译、自刻、自印了《古典诗词选译》两稿、两版，在内部分发使用；另“一条腿”：则沿着“新房之画”学步，用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学画国画山水。

我没有受过专门的国画训练，当时既无他人指导，又无较多的技法书籍和资料可参考，如荒原辟路，不知如何下笔，画来画去，长进不大，就连先画墨还是先上色都没搞清，画的国画像水彩。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名书画家邵宇先生。1972年国庆节期间我登门求教。他认真地看了我极其幼稚的习作，然后介绍了国画的一些基本技法，并为我作了用笔用墨的示范。听着他讲，看着他画，我对国画的笔墨技法仿佛一下子有了基本领悟：“笔多变化，墨分层次，先墨后色，由浓及淡。”回家后我把这16个字作为国画入门的口诀写在了邵宇老师的那幅课徒画稿上，张挂起来，并循此开始了国画初学。20多年后，在我出版的《写生山水画创作技法》一书中也是用这16个字讲了如何“笔墨入门”。

那时，我放下了其他爱好,一心扑在国画上，几乎每天晚上都画。每有一批新画，我都拿给邵宇老师去看。那时我家与邵宇老师家相距很远，大都晚饭后出发，深夜归来，骑自行车要往返近百里。邵宇老师总是热情接待我，耐心地给我指导，还送我技法书籍、名家画稿和他的国画原作。当我有些进步时，他热情鼓励：“啊,可说是个飞跃!”在我踏步不前时，他中肯地提醒：“要多看、多思、多练，不要急于发表，关键要有新的突破……”我是幸运的：在我求学无门时，喜遇良师；当我掌握了一些笔墨技法、开始创作时，组织上又伸出了温暖之手。1973年夏天，我部机关成立了一个业余美术创作小组，我被选为组长。领导上批准我们在工作不忙时也可作画。多么难得的条件啊！我在仓库一角临时开辟的“画室”里，一气儿画了20来幅。

1973年9月,在总参业余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国防部会议厅)上，我有《长城》《铁路将从这里经过》《长虹初起》《喜看大寨田》等9幅作品参展，占展出的成人美术作品的将近一半，因此受到总参领导在总结会议上的表扬。我受到鼓舞，创作情绪更加高涨。此后，在总参每一两年就举行一次的业余美术摄影书法作品展览中，我都有数件作品参加，还绘制了两套幻灯片参加总参两次幻灯制作汇报演出。与此同时，由于在总参每届书画展上我部业余美术小组展出作品的数量、质量都名列前茅，因此在总参很有影响。1980年3月总参文化工作会议上，特别邀请我做了专题经验、体会发言，并在会议现场举办了小型的美术展览。  

为了争得时间

初学之作在总参机关展出后，领导表扬，同志们称赞，邵宇老师鼓励，我的身上也产生了一股前进的力量。但后来不仅上班时间不能作画，晚上还要经常加班。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画，我婚后近三年才要了孩子，随之而来的，既有家庭新的欢乐，更有没完没了的繁琐家务。

为了获得创作时间，我先后采取了“聚零为整”和“轮流值班”等办法，多方挖潜:一挤、二抓、三延长。除节假日外, 我个人一日三餐大都在机关食堂就餐。晚上，从不玩牌、闲逛、侃大山，很少12点前睡觉。有时星期天作画，就让爱人和孩子去岳父家，我一人从清晨画到深夜；为了节省时间而又不至于饿肚子，就事先买下几个馒头，再熬一锅稀粥，肚子饿了，熥个馒头热两碗粥、切几片常备的腌罗卜就是一顿饭，不知不觉中竟重复了古人“断齑划粥”的故事。

第一部“红色美术”高调问世

1975年2月20日至28日，我随单位21人组团参观大寨、昔阳一周，期间曾受到陈永贵副总理及大寨领导班子接见。面对那经过改天换地后的山田村舍，我很激动，虽因时间有限，在现场只能匆匆速写、拍照，但那些工程、场景和当地人民的昂扬精神皆深印心中。归后，我整理了两万余字见闻材料，去部内外多个单位宣讲；并在一个月中挤出了15个晚上和两个星期天，创作出一套山水组画《昔阳山河重安排》10幅，每图均配一首四句小诗。

这组诗画，当年先后参加了“总参业余美术作品展览”和“全军战士美术作品展览”（12月，军事博物馆）。

1976年4月初，组画中部分画作为北京荣宝斋选中拟出版，邀我去他们那里做些修改、重画。此间，得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寻找我这个作者再做些补充以便出版。于是经我部领导同意后，在荣宝斋编辑室画了一个多月(4月7日至5月12日)，最终完成了12幅新图。当年，荣宝斋出版了两幅木板水印绫裱立轴《喝令松溪穿山过》《圈洞改河夺丰收》和两幅中英文贺卡《长渠横跨虎头山》《群英搬山造平原》；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年画四条屏《昔阳河山展新容》（12幅）。

       木板水印绫裱立轴，是中国画中最高档次的复制印刷出版，多为古今名家名作， 因为从描图、刻板到印制、装裱，全程皆靠手工。拙作能够获此殊荣，其中虽有当时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也说明在总体艺术层面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当时荣宝斋经理侯恺先生曾经讲：你的作品比专业画家的同类作品还要高一筹，所以我们出版你的作品。中央美院教授张凭先生当时去荣宝斋送稿时也讲：我们的老师们去大寨、昔阳好几个月，也搞不出什么作品；你才去了几天，就画了这么多的好画，真不简单！

       由于有了在荣宝斋改画和出版作品的经历，便有了后来20余年与荣宝斋的交往。1977年5月，《天下第一关》参加荣宝斋木版水印、书画作品展览（深圳展览馆），并被收藏。同年1月8日、5月23日、8月1日、9月9日先后在荣宝斋展出国画作品《梅园新村》《遵义会议会址》《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永世长存》。1992年起，曾在荣宝斋挂单售画多年。 “五载笨汗未白洒,终凝广厦一粒砂。”第一部作品的高调问世，出我意料,也使我大受鼓舞。

       1977年元旦刚过，我又开始了第二套“红色美术”组画《光辉的历程》的创作。这套组画参加纪念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后，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天津人美出版了选页。

常苦院舍无峰壑

我自学国画，在笔墨技法上虽受当时金陵画家影响较大，但没有专攻一门一派，也不想过早固定一种风格。所以，每创作一幅作品，总得从笔墨到构图等各方面反复推敲、修改。为了向国庆30周年献礼，1978年初我决心再创作一套山水组画。当时已下狠心把孩子送回了农村老家。我“工后归家无他求，不得佳作笔难收”，一鼓作气画了4个多月，先后共画70余稿，创作出一套12幅的山水组画《山河颂》。在以后的两年中，针对画面笔墨及意境的不足，改用一种新的笔墨技法进行再创作，又画了50余稿，终于最后成画30余幅。其中《高原新花》《山乡新秀》《深山新瀑》等3幅参加了“全军纪念建党6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军事博物馆）或得到了发表。

创作《山河颂》组画，十分费力，却为何从外界反映来看仍然缺乏强烈的感染力量？我思考着，日益感到，不入山川，难得神韵，关键在于我没有身临其境，大都是从图片中寻找灵感。但本职工作任务繁重，要想远游“搜尽奇峰打草稿”很不现实，于是便把采风写生的脚步留在了京郊。

1978年夏，我去樱桃沟里画了小桥、巨石、山泉，归后创作的《樱桃沟小景》后来参加了中国展览公司赴西德“中国画展览”；1980年深秋，我利用假日几乎跑遍了香山周围的山林、沟垭、村庄、农田，归后创作的《西山红叶映碧云》《曹雪芹故居旧貌》先后参加了北京市多个美展，并发表、出版于多种报刊、画册；1981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居庸关爬坡过沟，一气儿画了20余幅速写，从早晨5点出发，到下午3点返回火车站，才啃了带去的两个凉馒头。根据这批写生稿后来创作出多幅长城、雄关图，分别参加了总参、北京、全国美展并出版、发表于多种报刊、画册。此外，1979年10月，《柱石》参加北京市庆祝建国30 周年美展（中国美术馆）。1980年10月，版画《山乡小景》参加全军版画作品展览（军事博物馆及各大军区所在地）。1981年8月，篆刻10方参加全军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军事博物馆）。1981年9月，与《樱桃沟小景》一起参加赴西德“中国画展览”的还有《雄关烟雨》。

笔行八载愧称“家”

在这10年中，我在完成本职工作方面，多年受表扬，1981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业余作画之余, 我也创作、发表了一些文字作品，诸如小小说、民歌、杂谈、散记等；写诗方面，因朦胧诗起，诗向朦胧，诗意渐淡，偶一为之，多是诗的日记，留给自己。

我还兼任我部业余文学创作小组组长，在部机关宣传橱窗开辟了《业余文学创作之窗》专栏，不定期发表小组成员诗文作品，后来从这个小组中走出了3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曹彭龄、苗鹏生、张丽；我则于1980年1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真正步入了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

10年创业，不过是刚刚起步，我决心走下去，争取新的进步与成绩。1980年3月在收到中国美协入会通知书时，我曾写一小诗，就是这种心绪的表达：“春风春雨催春芽，笔行八载愧称‘家’。再泼热汗研新墨，艺海争开一浪花。”

 （未完待续）

编者注：

作者：张建明，号清官店人，1945年生于河北束鹿县（现辛集市）。中国驻外大使馆原武官，大校军衔。三等功荣立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首届“榜样战友”。

自幼喜文。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出版近百万字诗文作品和在国内外展出、发表、出版千余幅书画、摄影作品，并均有多件作品获奖。

个人创作实践和艺术成就为《人物》（1982）《中国日报》（英文·1983）《中国旅游报》（1991）《美术向导》（1993）《解放军报》（1996、2005）《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喜剧世界》（1996）《中国艺术报》（2005）《羲之书画报》（2005）、新华社（2005）、尼泊尔国家日报《新兴尼泊尔》（英文·2002、 2005）《拉吉达尼》（尼泊尔文· 2005）《艺术市场》（2019）《新老年》（2019）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推介，并被收入多部大型名人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