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待人接物，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强调得最多的，就是礼尚往来，她常说：“亲戚朋友之间要有往来，有往来情谊才会越来越浓。”“古话说得好：‘鲤拐子有上，塘鱼子有下’（客家方言，用普通话讲即为‘鲤鱼会往上游行，鲫鱼会往下游走’）。”“别人给了你一颗桃，你要回赠人家一颗李。”“人对我好，我要对人更好。”

　　记得小时候，母亲不止一次告知我们：村子里哪几户人家是本族较亲的人家，是共同的太爷爷、太奶奶传下来的，逢上过节或喜庆之日，一定要请这些家庭的长辈来家里分享好吃好喝的。村子外头又有哪些亲戚，诸如外婆、母舅在黄龙村鹿子坑，姨婆在梓山山塘村，姑婆在会昌小密乡，表叔在本村草箕窝……对于这些亲戚，大人们每年都要带我们小孩去走动拜访，无论翻山越岭，无论等多久的渡船，无论要过摇摇晃晃的简陋木桥，只要大节日来临，只要亲戚家里有红白好事，总要前去探亲或送请贴，以保持亲情浓密不疏。此外，谁帮助过我们家，谁对我们家有恩，谁视我们家的成员为朋友，母亲总是叮嘱我们要记住人家的好，要努力回报。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我父亲参与了我们本村小学校舍的新建工程的建造，在村部刨木樑那段时间，结识了住宿在村部宿舍的上海下放知青吴阿姨和她的爱人，这对知青很热情，经常叫我父亲歇息喝茶，我父母很感激他们，有一个周末，我家炸了豆包米果，便用报纸包了十来个，吩咐我步行三里路，将豆包送给这对知青尝尝。当他们打开报纸看到那油灿灿、香喷喷的豆包，喜滋滋的两位外地朋友忙不迭地让我转达他们对我父母的谢意，并塞了一把糖在我衣袋，还叫我课余时间去他们住处玩儿。我当时还体会不到远离家乡的知青遇到外乡人如此友善相待时内心有着怎样的温暖，只隐约感觉到这样做就是在交朋友。于是，我也学着大人的样，第一次和班上自己认为最好玩的邹云云同学互赠了文具——以此方式结交了第一个朋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生计，我母亲在农忙之余，开始摆摊设点做生意——贩卖小百货，每隔一周要下于都县城去进一批货物。母亲在进货过程中结识了在县城安家的老乡邹黄发夫妇，热心的他们为我母亲找批发市场带过路，还盛情地请我母亲到家里用过午餐，我父母为此很感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到了秋季，芋头薯子成熟了，即使收成不多，也要带一些送给他们的家人尝尝鲜。就这样，两家普通老乡缘于相遇，在礼尚往来中成了世交。1994年秋，我送小弟去南昌求学，路过于都县城时天色已晚，没赶上去往南昌的汽车，困窘之中，我带着弟弟投宿于这个父辈的世交之家，度过温暖的一夜。现在回过头想想，要是那时我们在县城“举目无亲”，那晚或许只能露宿街头了。

　　如今，家父去世几年了，母亲也老了。执意要独居一室的母亲爱和身边的朋友、邻居过着群居生活。我们做子女的不时去看望她，她高兴，嘴上总要念叨：“矮矮（客家方言，意为“儿子”）那么有心，又来关心老母亲呀！”我们若有一段时间没去看她，她也绝不会埋怨，在电话里，她总是说她最近很好，你们忙去，不用担心她，她会照顾好自己。但是，对于嫁于外县的我姐姐和我妹妹，她却像40多年前那样提醒我们：亲人间要保持礼仪来往，要多见面，多找机会聚聚，不要淡漠了手足之情。重情重义、知恩感恩、礼来礼往简直成了她为人处世的一个信念，乃至跟家里的子孙相处也一个样：我们子女逢年过节包给她的孝敬礼金，她没用完，便时不时做点鱼丸肉丸或买点鸡蛋等食品送给子女家，随机聊上几句，叮嘱我们不要太累，要保重身体。每逢过年，她总是一如既往地给孙子孙女包压岁钱，哪怕孙子孙女已长得比她高，只要还在念书，还没参加工作，她都照包不误，“不减免这个规矩”。

　　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她在社会实践中习得了以心交心、知恩图报、礼尚往来的为人之道，这是她最大的精神财富，如今也成为了我们家倍加珍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