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赃陷害，冤假错案。古而有之，不足为奇。六月飘雪窦娥冤，风波亭岳武穆莫须有。文革期间，更是层出不穷。没想到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厄运有一天竟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是1990年初，我被调到杜尔基苏木经联委，协助搞造纸厂的建设。一个白手起家的乡镇企业，工作压力很大，离家40公里，一个星期才能回一趟家。

　　突然，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停到苏木政府门前，两位旗检察院的检察官走下车。苏木勤务员骑车来到造纸厂工地，找经联委刘主任和我，说让我们回去一趟，检察院找我们有点事。

　　他们先把刘主任叫进去，听到里面叽叽喳喳吵嚷起来，不大时间，刘主任满脸怒气地走了出来。

　　我走进苏木的办公室，只见两位检察官，身着制服，扣着大檐帽，正襟危坐在那里，板着个脸，好像借了他们家谷子，还了糠似的。其实，一个小旗县相互间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悉，我打一声招呼，只听到鼻子哼一声的回音，眼皮朝我吧嗒一下，指一指椅子示意我坐下。

　　然后，非常严肃地问到：“知道找你什么事嘛？”（怎么和电视剧里使一个剧本呀？那就配合演一下吧。）我假装木讷地摇一摇头，说：“不知道！”听到我的回答，他们脸色难看到极点。

　　他说道：“政策就不用和你交代了吧？我们是检察院的检察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没有真凭实据的把握，也不会找你的，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争取宽大处理。”

　　哦！还整出宽大处理了。看着那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样子，心中不禁好笑。其实，他说的事我知道，前天，我回旗里办事，就有人和我讲：“田会计让检察院叫走了，审了一夜，承认受贿交了2000块钱，马上检察院就要找你，据说是煤矸石的事受贿。”这不是纯粹无中生有的诬告嘛？煤矸石的交易我根本就没参与。心中坦荡无愧何惧小鬼敲门。可我家就在爱人单位防疫站院里，我不能在众目睽睽下让检察院把我从那里带走，就赶紧回到杜尔基。我非常反感检察院这种职业病，看谁都是罪犯，不调查清楚，就拿大帽子扣人。我现在解释他们也听进去，认为是我狡辩。再者说，我还想看看后面的戏，想法知道是谁在我后边捅刀子。

　　我也没有好气地说：“你说的交代，宽大处理，我听不懂。你们为什么找我，我也不知道。”

　　看我挺横，他们就软了一点说：“其实，也没有多大事，你说清楚了，咱们在这里就结案解决了，要不然还要把你带到旗里，到那时候还是得说，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

　　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别跟我在这里搞有奖猜谜。”

　　他们说：“看来！你是不打算老实交代了，那今天就带你回检察院进行审查。”

　　“那是你们的权利，随便！小心到最后你收不了场。”

　　下午，检察院的吉普车，把我和刘主任直接拉进旗检察院，控制了起来。先审的是刘主任，隔壁一会儿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一会儿又传来大声的争吵。其实，我已经和刘主任事先通了信儿，告诉他局里不知道是谁把咱俩诬告到检察院，（我俩原来都在乡镇企业局上班）可能最近要找咱们。因为，心里没有事，也就没把这事放到心上，没想到这次检察院还动真格的了。这时，就听刘主任喊：“我血压高上来了，心脏病犯了，我要吃药，需要休息。”听到一通忙乱和开关门之声后。寂静了，看看手表八点半，这是不是该我过堂了？

　　果不其然，过来一人招呼我到隔壁房间。我以为是电影里的审讯室那样有，皮鞭，老虎凳呢，原来就是普通办公室的样子。两张写字台对着摆放，左边坐着把我从杜尔基苏木带回的检察员小柳，右边坐着额日和付检察长（蒙族人），让我坐在写字台的侧面。

　　二人注视了我许久，那眼神似乎在向我传达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所谓的态度似乎激怒了他们，一整套的例行公事的询问，连珠炮似的向我轰来。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明知故问不过是增加心里压力罢了。可是，在我这里无效！我逐一回答后望着他们。

　　小柳问道：“这么长时间，也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跟我们说点什么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我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让我说什么呀？”

　　二人对视了一下，然后说：“你不要抱什么幻想，纸里包不住火，咱们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给你提个醒。你们公司是不是进过一批煤矸石？”

　　我说：“进过。”

　　柳说：“那就把这个事说一下吧？”

　　我把联系订货采购、签合同、数量、金额、收货、交货等逐一讲出来，就看他们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

　　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吼道：“行了！这些细节不要讲了，不要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要你说的是这交易中有什么违法行为，不是听你念商业经。”

　　“有没有违法行为，我不知道。”

　　“你是公司经理，你怎么会不知道？”

　　“更正一下，我是公司付经理，老钱才是正经理。这些事你们可以找他去调查。”

　　“这些不用你提醒，我们已经调查了。”

　　我说：“煤矸石的事，是我事后听汇报才知道的，合同签订和运作我都没有参加。那个时间段，我在北京处理我父亲的丧事，我是按四年一次探亲假报销的，你可以到公司财会去查账，那里有我报销的车票凭证。”

　　柳说：“这个我们会去查的。煤矸石的事证据确凿，这里有实名检举信，有我们询问检举人的证言，还有你们共同受贿人供认不讳的供词和交来的赃款。你们不是铁板一块，知道你最难对付，所以，证据收集齐全，才最后一个找你，这是铁案，你翻不过来，劝你不要抱什么幻想。”

　　说完，晃荡晃荡手里的几张纸。年轻时我的眼睛特别好使，虽然离着有近两米多，拿眼一扫，那熟悉的笔体字迹，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我不禁冷笑了几声。

　　很久没有吱声的额日和付检察长，耷拉着脸子，手一拍桌子，用那蒙语腔调的汉语说道：“你不老实，藐视法律。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比你顽固的有的是，照样得伏法。把你的简历说一下。”我心里想：又是玩精神压力这一套，有没有点新鲜玩意呀。

　　我把从上山下乡到当时的工作经历，叙述了一遍。然后抬头瞪眼看着他，我看你鸡蛋里能不能挑出骨头来，他眨巴眨巴眼睛不吱声了。

　　你们不吱声，那我说：“咱们没有必要兜圈子了，你说的检举信，我一眼就看出是谁写的了，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既是对我的污蔑，也是拿你们司法部门耍着玩，一封诬告信也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难道你们的职责就是为诬告撑腰的？”

　　听到我如此说，他们有些怒不可遏了，又不禁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谁举报的？”

　　“我看到的。”

　　“在哪里？”

　　“就在这里，就在刚才。”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看看乡镇企业局的业字，是不是写成了树叶的叶字了？”

　　凝视了半天手中的材料，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尴尬。不服气地说道：“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问题大去了！你们搞案件侦查的不会不知道，笔迹是会说话的吧？”

　　“那是谁？”二人异口同声地追问道。

　　我暗想：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封检举信一定是冒名顶替写的，检察院找署名人落实情况碰了钉子，也在急于找到真正的幕后检举人。

　　我说：“那你们把检举信给我看看，我再具体确认一下。”

　　那位额日和付检察长说：“检举信绝对不能给你看的，我们要保护检举人。不要转移方向，还是老实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吧。而且，你不仅仅是煤矸石这一件事，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是一个受贿的团伙，另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要抱什么幻想，企图蒙混过关。”

　　“保护检举人？那诬告的检举人你们也保护嘛？”

　　“不能光凭瞥一眼，就判断是谁吧？你们这里是衙门，我不想草率地表态。至于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什么时候都是那句话，没有！就是没有！‘疑罪从无’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行啊！你连‘疑罪从无’都懂，看来没少在这上没少下功夫呀？早有准备吧？”

　　“我们公司的受骗案，我跟着公安局跑了一年多，追回三十多万钱款和东西，怎么也能学会几句法律术语吧，不能白跟着跑呀。你们连这举报信是谁写的都没调查清楚，就认定我受贿，想立功的心太急点了吧？”

　　就听“啪”的一声拍桌子响，“我们怎么办案，还轮不到你教，认清楚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嫌疑犯。你们受贿赃款的一部分两千块钱，已经收缴在案，还抱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倔，好说好商量还行，跟我玩橫的，别看你是检察院，我还真不服气。我这平白无故地含冤受屈，半夜三更地听你们这么吆五喝六的。

　　我也急眼了，说道：“甭拍桌子瞪眼的，我不吃那一套。你们不就是检察院嘛？不就是公诉人嘛？有罪没罪你们也定不了！现在，你们问什么我都拒绝回答，我等到法院去当被告了，有什么话咱们法院去说，有什么理咱们法院去辩。”

　　我说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起烟来，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不搭茬儿。

　　“你不要以为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这是对抗国家法律。我们是执法机关，比你顽固的见过多了，要不要请你去拘留所里去想一想？”

　　“其实，你的事没有多严重，不就是3000块钱嘛？事说清楚，钱缴上来，也就没事了，不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

　　这软硬兼施的审案套路，我太懂了。钱数都抖搂出来了，这都什么水平呀？可惜了，那顶大檐帽让这些白痴戴着。听听还能爆出什么。

　　果不其然，检举信的内容一点一点在言谈话语中，渐渐被揭开，我把前因后果联系起来，也闹明白怎么回事了。感觉老这样僵持着也不好，真把他们惹急了，送进拘留所待上两天，也得不偿失。怎么能把这局面搬过来，从困境里脱出来，还真是不容易！公司田会计已经承认受贿2000元，而且说这钱还是经我手给他的，钱已经上缴检察院归案了。栽赃陷害还能再无耻一点嘛？这样的局面我怎么能翻盘呢？我的大脑急速旋转着，我不能等着六月雪把我活埋喽！

　　问题的关键是那封检举信，本来就是诬告，检察院还把它当成宝，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实际上，我们那个旗里检察院就是这个水平，这样的冤假错案没少办，我的遭遇也不是唯一。国家检察机关让别有用心人当枪使，还感觉理直气壮，说是依法办案，真替他们害臊。

　　沉默了许久，我终于又开口说话了。我说道：“你们开导我半天，我听明白了，也开窍了。我想呢？你们先不要把我认定为罪犯，我们共同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案情。你们看可以吗？”

　　“你说吧。”

　　“煤矸石这笔交易，是给布敦化砖厂进的，烧砖掺内燃用。一共是一万八千元的买卖。其中煤矸石一吨不过几块钱，主要是火车运费和短途运输费占80％以上。也就是说不论卖方，还是买方利润甚微。一万八千元的买卖，按检举信上说，行贿钱就用了一万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赔本的买卖没有人去会做吧？”

　　“再者说，为这点小买卖，拿出一万多块钱拉关系，他们图的是什么？而且，钱还撒得这么广？这检举信里就四个人，两个联系人，一个会计，一个付经理。既然是拉关系，那为什么没给一把手正经理一份钱呢？”

　　“行贿是极其秘密的事，既然钱到我手里，我有什么必要给会计分一份呢？我自己独吞了不好吗？再说，我也不会傻到经我手把这样的钱转到别人手中，留下后患吧？”

　　“煤矸石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可这封检举信早不出，晚不出，为什么我刚从乡镇企业局调到杜尔基不久，检举信就递到你们检察院？”

　　“你们说这是实名举报，你们找举报人落实了嘛？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受贿细节的？我认为这封信就是冒他人姓名的诬告信。至于是谁？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等反告他诬告罪时，我会一五一十地讲明白。”

　　我一连串的为什么，把二位检察官问得一愣一愣的。二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说来，我都替他们脸红，案子办成这个水平，一塌稀里糊涂，连举报信真假都没闹清楚，谁是举报人也不知道，就敢传讯当事人认罪。）。

　　两个人感觉很尴尬，不吱声了。相互使个眼神，起身到别的房间去商量了，回来后，脸色也不像欠他八百吊钱的样子了，和气地和我讲：“这个事到此为止了，不在追究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一下，如果，进一步查实与你没有关系，那就彻底洗清了。不过，这段时间你不要离开中旗，要离开必须和我们请示。”

　　我说：“我要告检举人的诬告罪，是你们受理嘛？如果受理，我现在就告。”

　　他们说：“不要急于一时，我们还有问题需要落实，如果是诬告，法律和检察院肯定都不会饶过他。”一晚上说了好几车话，就听到这么一句人话。

　　夜战一宿，精神疲惫至极，踉踉跄跄，迈着磕磕绊绊的脚步，赶回家中。老婆看我这么早回来，脸色还那么难看，不由心中一惊，赶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她也非常生气。我只好安慰她，事情过去了，就不要生气了，再说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回北京了。她去上班，我躺下补了一觉。下午，我来到乡镇企业局，我站在走廊里，痛痛快快地大骂了一通。很多人出来劝我，我说道：“我在乡镇企业局兢兢业业，撇家舍业干了十多年，不敢说是有功劳吧，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我前脚调到杜尔基，后脚一封莫须有的检举信递到检察院，昨天夜里审了我一宿。写检举信的人就在我们局里，别以为你耍小聪明，冒用别人的名字，就可以瞒天过海不知道你是谁？你的检举信漏洞百出，错字连篇，字里行间已经告诉我你是谁！等着我告你诬告罪，到看守所里啃窝头去吧！”

　　我又来到会计室，田会计头都不敢抬。我说：“你受贿2000块钱嘛？那钱是我给你的嘛？”

　　田会计带着哭腔说：“根本就是没有的事，他们审我一夜不让睡觉，还说要不承认就拘留我。我这糖尿病一拘留还不死在里面，没有办法我就承认了。东凑西借2000块钱，给交上去了，家里老婆、孩子都埋怨我呢，我现在是后悔带憋屈，也对不起你。”

　　我说：“你是活该！没有的事，你承认什么。他们说拘留就拘留呀，凭什么就拘留，等查无此事，放可就不好放了。行了，你这个熊样，虽是被逼无奈，也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离开乡镇企业局，我到计生办找原来的公司现金员小郭。一见面还没等我说话，小郭急匆匆地说道：“董经理，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前几天，检察院的人找到我，说我写的检举信他们收到了，表扬我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我当时就回绝了他们，我没有写过检举信，至于受贿的事，我不知道。他们不死心还一个劲儿地劝我，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你不用解释了，我相信不是你写的。咱们一起工作了十年，相互还是了解和信任的。那封检举信我瞥过一眼，从字迹上，词语上我基本可以认定是谁，后来，听检察院问我一件事。这事是你调走以后的事，不用说你，就是全局也只有三个人知道。”

　　“什么事？”她好奇地问道。

　　跟她讲一讲也好，她哥是付旗长（付县长）。我说：“咱们公司因为受骗，损失30万，是政法委、公安局出人给挽回的损失，当时，经办人个人欠咱们几百块钱。这你都知道。去年，其他账目都处理清楚了，我就想，人家帮咱们跑了好几个月，挽回那么大损失，这几百块钱就给核销算了。我把想法和铁付局长说了，铁付局长说这件事还是请示一下吴局长吧。我俩到局长室，我把事情一汇报，吴局长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同意。既然不同意那就在帐上趴着吧。这件事你上哪里去能知道，可事情出现在检举信上，哪检举人是谁？是谁冒你名写的检举信？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嘛！”

　　“是吴局长？”小郭感到非常惊讶！我点了一点头。

　　“他挺器重你，你们关系也挺好的，怎么会这样……”

　　“有些事本不应该说，不过，既然闹到这个局面，那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他曾几次找我要过钱和物，从开始暗示，到后来干脆明要，都未能如愿，怀恨在心。这不是把我鼓捣到杜尔基去了，随后检举信就出笼了。”

　　“他还真够阴险的，平时对谁笑呵呵的，原来，一肚子坏水。他写检举信凭什么冒我的名，给我泼脏水，我也得找检察院，给我恢复名誉。”

　　我这里给点上一把火，埋上一颗雷。不响则已，响了就是重磅的。

　　晚上，我到刘主任家（有亲属关系，论着我叫老舅），端起酒杯，我俩开始攀谈昨天晚上的事。好多事他还蒙在鼓里不知情，躺在家里生了一天的闷气，我把我知道的，猜测的都和他讲了。

　　我说：“案情我基本把检察院说服了，检举信的事基本被否定了，检举信署名是小郭，检察院找小郭，小郭否认写过检举信。对信中受贿的事，也已与了否认。”

　　“那是谁告的我们呢？”

　　我说：“我有90％的把握，认为写检举信的就是吴局长。”

　　“可能嘛？”他感到疑问和惊讶！

　　我说：“我昨天晚上从检察院的桌子上，顺便看了一眼检举信，字迹我认出来就是吴局长的，尤其企业局的‘业’字，是写成树叶的‘叶’字。这吴局长的特征，和他讲过多少次，就是改不了。”

　　“对，他是有这个毛病。”刘主任也肯定。

　　我又接着说：“昨天，检察院问我给公安局核销欠款的事。公安局老孙，政法委金桩子，因为跑公司的案子，有个人有几百元欠款，临调杜尔基时我想给核销了，和铁局长商量，他说早应该核销。不过，最好请示一下吴局长，结果，就我们三个人在局长办公室说这事，他不同意，也就拉倒了。这事以小郭的名字写进检举信，小郭已经调走好多年了，她怎么可能知道。”

　　刘主任点了点头，说道：“你这么说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呢？哪里来的这么大仇恨呢？”

　　我说：“我这几天回忆了一下，他刚调来不久，看见我有一台彩色胶片照相机，他就想要，话里话外和我叨咕好几回，还把相机是用公款买的意思表达了出来，我自己花钱买的相机凭什么给他呀，这可能就埋下了祸根。”

　　我又接着说：“有一次，他叫我去办公室聊天，先夸奖了一番，工作怎么能干，你这么能干怎么不要求进步呢？连张入党申请书都不写，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上来，我现在是旗直党委委员，做做工作，把你的组织问题就解决了。”

　　随后话风一转，又说他们家的事：“我那孩子真不听话，非要去盟里学开车，光学费就是800元，跟我要，我哪里有这么多钱，不让去学还不干，真愁人。”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前后两段话联系起来，傻子也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好含糊其辞地敷衍着，看我不上道，他有点气急败坏直接来了。

　　他说：“老公司的旧账不是你还管着嘛，你从那里给我解决800块钱怎么样？”

　　此话一出，我不禁心中一颤，这是我的领导局长嘛？这是我心中的共产党员嘛？那心中的光辉瞬间熄灭，灭的连一点点火星都看不到了。怎么回答呢？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如此赤裸裸地索要，还要脸嘛？我只好说，我回去看一看账，看看怎么处理好，听信儿吧。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有点太过分了。”刘主任再一次惊讶了。

　　“那后来呢？”

　　我接着说道：“第二天下午，田会计找我神秘地说‘吴局长想在公司闹点钱的事，和你说了吗？’”

　　我装糊涂，摇摇头说：“不知道，没有和我说。”

　　田会计又说：“他今天和我说家里有困难，让咱们想办法从公司给解决800块钱，我看给他办了吧，我开几张饭费条，你一签字，我一入账，就解决了。要不然多开点，咱俩也……”

　　没等他说完，我急忙拦住：“甭说了，不行！”

　　田会计非常尴尬地说：“吴局长说跟你说好了，你答应了。”

　　我说：“没有的事，你不用管了，我去和局长解释。”

　　我一想，他们吃豆我砸锅，出了事，你们一推六二五，倒霉的是我。对不起，这赔本的买卖我不做。800块钱换张党票，这是对我的侮辱，更是对共产党的亵渎。我就是一辈子不入党，也不会去拿钱买，这种权钱交易我不参加，我不是党员也有维护党性纯洁的义务。

　　我转身到局长办公室，吴局长笑脸相迎。我说：“吴局长，昨天说的事，暂时办不了，以后再找机会吧。”

　　我话没等说完，局长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连问了三遍为什么。我只说了一句，以后再说吧，就转身走了。

　　我问刘主任道：“您说这是不是结下仇了？前一阶段，他下令扣欠款，我半年都没领过工资。又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调到杜尔基，联系起来看都是一系列的挟私报复。”

　　他点了点头说：“要是这样，还真是个原因。可我也没招过他，怎么把我也牵连进来了。”

　　我说：“事出必有因，仔细想想吧？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明天赶紧回杜尔基，咱俩被检察院带走了，那里不定出什么说道呢？”

　　第二天，坐火车回到杜尔基。直接到党委王书记那里，还没等我们说话，他就说：“昨天，我就给检察院打电话了，电话里和他们吵了一通，检察院来杜尔基办案，跟我们党委，政府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们的干部带走了。独立办案我们尊重，那也不能拿当地党委、政府当摆设呀？”

　　等他说完，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汇报。听完我们的汇报，王书记乐了，说道：“检察院净干这些冤假错案的事，已经有很多起了，也有把人拘起一个多月的事，最后落实不了，不得不释放。闹得人家天天去旗委，检察院去闹。你们还不错，楞是把败局给搬回来了，他们昨天电话里也说了，要去本溪找货主，调查落实一下，没有你们的事，就结案了。放心吧！抓紧把造纸厂的建设搞好，你们不在厂里都不知道干什么。”

　　检察院出人，乡镇企业局出钱，他们联合去了一趟本溪。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人家说：“听说他们有个董经理，但没有见过面，行贿的事更无稽之谈。”回来后，吴局长蔫了，检察院也老实了。

　　两个月后，造纸厂建成投产。我回北京的调令也来了，临走前我去了一趟检察院，见到额日和付检察长。一进门看见的又是那副检长的嘴脸，头都不抬问道：“你有什么事嘛？”

　　我说：“我是想问一问，关于我的案子结了没有？我的调令已经下来了，我要回北京了。”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说：“你不能走！案子还没有结。”

　　我说：“你们审也审了，查也查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更和我扯不上一毛钱关系，你们拖着不结案，叫我等到什么时候？”

　　他非常生气地喊道：“我们检察院那么多案子，不得一个一个办嘛？怎么办案还要你教嘛？即使没有你什么事，案不结你也不能离开中旗，更不用说调回北京了。”

　　我说：“不走也可以，但你现在给我写下一张字据，因为你无故扣押，影响我调不回北京，其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要不然，你叫法警给我关进拘留所。”

　　我要走的人了，也没有短在他们手里，现在没有任何顾虑约束我，看着他那付惹人烦的德性，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我说：“我这次来，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检察院工作的支持。你要闹清楚，我是诬告信的受害人，不是检举信里的犯罪嫌疑人。结案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拖着不结案，是对法律、对工作、对当事人不负责任。你耽误了我回北京，你负得起责任嘛？你觉得了不起了，检察长牛哄哄的，到北京你啥也不是，居委会主任都是科局级。你能算老几？”

　　我的一番话，气得他脸一会红，一会白。汉语也不会说了，用蒙古话使劲喊，我理都不理他，转身推开门走了。

　　第二天，亲友们送我一家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二十二年的草原生涯就此结束。

　　一段离奇而不平凡的经历，深深铭刻在脑海中记忆犹新。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至今也没有收到检察院结案的只言片语。我不懂检察院的办案程序，但30年没有案件结果，这很不正常。即使办错了，即使不道歉，也应该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不能让那片六月的雪总压在心头吧？

　　我就是一名北京知青，68年来到草原，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二十多年靠着勤奋和艰辛的努力，混上了一官半职，那其中的辛酸又有谁知道。这次被惨遭举报，受此无妄之冤。看似很快化解了，没受到什么影响，实际上对我内心的伤害是极大的。也让我明白了人性之险恶，光辉中隐藏着阴霾，神圣中也有着龌龊。这件事受伤害最大的是我爱人，当时，他们防疫站正在讨论她入党的问题，想在我们回北京以前，把她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本来是铁定的事。听到我这没影儿的事，他们书记当时就把她拉黑了，贻误了一生。

　　田会计上交的2000元钱，打了水漂，几次托人想要回来，检察院说：“没受贿交什么钱，还嫌不乱是怎么着，上交国库了，想要回去就别想了。”憋气带窝火，糖尿病加重，没几年就含冤而逝了。检察院有什么责任我不知道，自作自受四个字送田会计应该是恰如其分。那位举报人吴局长，退休后来北京还找过我，让我帮他做粮食生意，我直接拒绝了。我请他吃顿饭，算是还了一份情儿，我把检举信的事直接阐明了观点，他不承认。后来，据说他得了脑出血，人瘫了、呆傻了，死的挺惨。

　　我想这与我的冤屈，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人在做天在看，古语讲的好“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