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3日的夜深了，父亲的气管已经切开。呼吸机有节奏的呼哧呼哧地响着……这几天我一直在恍惚，始终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一个星期前，我还接到父亲的来信，虽然字少了，但是他毕竟还能写信，怎么会病危了？当我急匆匆的从济南赶到北京海军医院时，我拿出来木鱼石杯子，爸爸落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泪，他说：“晚了，我本想把这个杯子送给张天民的，可是他走了。”弟媳把我拉到一边说，张伯伯走了的事一直瞒着他，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心灵感应吗？

　　昨天父亲就憋的脸和手都发青，海军的领导来看望父亲，并带来海军首长的指示“不惜一切努力，延长生命。”这个指示温暖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心。

　　上午医生动员父亲做“气管切开”手术，爸爸不同意，他说“气管切开，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我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病已有了各种思想准备，可是到了下午医生再次动员父亲时，父亲倔强的头终于点了点“尊重客观事实吧！”

　　医生准备好了手术，家属一律离开病房。正当我要离去时，爸爸猛烈的一阵咳嗽要吐痰，慌乱中我随手递去卫生纸，父亲吐完痰，还仍在喘息着，就严厉的批评我：“有那么多旧报纸不用，为何用卫生纸？”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涌出来。爸爸在住院的期间，一直把旧报纸撕成扑克牌状，吐痰时叠成锥形，吐完痰用一块破成网状的手巾擦擦，几次我都想扔掉，可是爸爸总是让我洗洗再用。

　　父亲，您简朴了一生。文革期间，您到二航校当顾问，我去青岛看望你，见到凉台上晾着一件的确良衬衣，上面有着不下十几个烟头烧破的窟窿。你和妈妈的尼龙袜子补丁落着补丁……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刻，你连卫生纸都舍不得用。

　　我望着爸爸水肿的全身，怎么也不会相信，爸爸就会这样无能为力了。我以为父亲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会像松树一样永远常青。爸爸有着旺盛的精力，永远不知道疲倦。以往我探亲假时，常常看到父亲房间的灯点到深夜，他总是不停的奋笔疾书。为了熬夜，父亲要抽大量的烟，而且不停的咳嗽，每当我听到那种带有金属的高昂刺耳的咳嗽声，就会为父亲的身体担忧而睡不着，直到父亲房间的灯熄了，我才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此时父亲又费力的睁了睁眼睛，非常痛苦的咬了咬牙，我明白和父亲相处的日子不多了，因为今天（1997.4.4）的凌晨四点，父亲的血压已经测不到了，靠大量的药物，血压才回升60／30毫米汞柱，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他动了动手，我和弟弟赶紧递去一支笔，他的手肿得像一个发酵的大馒头，我们在床上放了一张牛皮纸的大信封，爸爸果真歪歪扭扭的写了“排尿”我赶紧告诉医护人员，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怎样的一个顽强的生命！医生给父亲用了一针“呋塞米”注射，一个小时过去了没尿，又注射了一针，依然没尿。爸爸又开始写“气闷”、“憋”、“救心丸”，我赶紧在他舌下放了五粒救心丸。父亲稍微缓了缓，又继续写“不要呼吸机”，医生耐心地解释没有它不行。我以为爸爸实在熬不下去了，想终止生命。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爸爸过了一会儿又写到“换一种机器”、“换一种办法”，我方明白，父亲认为水肿无尿是他不适应呼吸机引起的，最后父亲写了“院长”，他是要找院长，他想要顽强的活下去。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办，他想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与时间赛跑，他割舍不下的是手中的笔，有太多的文章，和革命回忆录要写。

　　父亲85年离休，但是他一天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直接去海军政工研究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政工研究委员会主任是李耀文）兼党史研究办公室主任。两年前他得了肺癌并且动了手术，但是他并没有被病魔吓到，反而更加努力工作，甚至是夜以继日的编写回忆录，为我党我军抢救历史。父亲参与编写了许多回忆录，如：《历史的回音》《在徐帅指挥下》　《向西北西南进军》《王新亭回忆录》等等，尤其是《人民子弟兵报言论选编》，每个字都是父亲一笔一笔从当年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人民子弟兵报》抄录下来，并且作了详细注解。

　　当天的晚上，我和侄子韩亮去看爸爸，护士不让我们进病房，我们向护士保证进去只看一眼，爸爸可能感觉我们的到来，睁了睁眼睛，这时韩亮向他敬了军礼，爸爸也吃力的抬起手，颤颤巍巍的敬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军礼！第二天也就是1997年4月5日13点25分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父亲在1985年离休到去世时开始写《奋蹄集》十三本，加上资料集三本、联络员集两本共计十八本。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工作日记（大都是写回忆录的有关的事情　　附照片）。他在《奋蹄集》的前言写到“这个名字是借“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诗句而得名的。我将把有益义的事记录下来，以证晚年自己努力奋斗的成果，把为人民服务的蹄印记录下来。”

　　父亲离休时已经做了肺癌切除手术，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编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海军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父亲去世时有人送来了挽联“铁嘴铁笔铁骨铁心传播真理，鞠躬尽瘁为民为军为党为国辛勤耕耘奉献一生。”父亲的一生做到了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革命老黄牛。

    附录：

　　其实我有些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可是在这些回忆录中，父亲的名字总是在最不起眼的位置。我终于在《奋蹄集》里找到了答案。（1985.4.22）“某某来电话说，民意选举要我挂帅编这本书，我不了解内幕，自然不能答应这件事，但是我支持这件事，用我的文章我都会用心改写。”在《奋蹄集》中多次看到有人让他当总编，但是父亲都拒绝了，他说我写书不是为了名利，就是为了抢救历史。父亲没有精力去应付杂七杂八的事情，只想把精力全部投入写作中。在《奋蹄集》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父亲就像老黄牛一样忠心耿耿地勤奋耕耘。因为年事已高，又有肺癌，经常住院，但是只要输液的针头一拔掉，就埋头写作。同时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很多关于党风的论述，如：（1）“讲正气，对党员来说就是要讲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讲正气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讲正气就是要讲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讲正气就必须要除邪气，要在干部中提倡气质鲜明地与歪风邪气作斗争。讲团结，我们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马列主义原则下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农民都懂得‘兄弟同心，土变黄金’，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这些都是毛主席谈过的政策性的问题。”（2）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唯上、不唯名、要唯实。比如“当林彪吃香时，有人说林彪在井岗山时授予团长衔（而且还争又说在此地有说在他地。无非是想争点“光”）林彪出事后，又说南昌起义时，他连个小小的连长都不是，只是小小的副排长”这就不是唯物主义了。（3）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马克思全集234页）其特点是真实，反映人民的呼声，表达人民的意见，取得人民的信任，新闻事业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新闻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任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发展下去，会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影响社会稳定，少数人暴富容易诱发畸形消费，败坏社会风气……

　　（我还在日记中看到有关胡耀邦同志去世的消息。“1989.4.15晚上看电视新闻，中央关于耀邦同志逝世讣告，我心情十分沉痛，后悔春节时没有看他。站在胡耀邦遗像前，那些组织形式上参了党思想上根本没有参党的党员，那些‘财迷’‘官倒爷’及以权谋私，追求名利亡命之徒，应该猛省”……）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1989.4.22）：老干办送来讣告和车证，22日上午八时，我和张书琴、乔华堂乘一部车子出发，车子过公主坟，路两旁站了很多岗，基本是三步一岗，车子到了复兴门立交桥时，没有车证就不让往东行驶，从西单到天安门连行人都没有。当我们到达人民大会堂时，交警指挥我们向南走，我以为他们没有看清车证，就高举进东门的车证，交警有些紧张，匆忙指挥我们车子停到西门。进了大会堂才知道东门因广场上的学生靠近了大会堂，没法停车。人民大会堂门外有三道人墙，防止学生冲击大会堂。学生们只是靠近马路没有冲大会堂，我在大会堂内看到纪念碑下人山人海，秩序很好。在留言簿对耀邦的评价如：“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品质高洁”。十二点追悼会开完，我们离开大会堂回公主坟。这时长安街已站了很多人，学生、工人打着追悼耀邦的标语、花圈等。站在路两旁一直延伸到八宝山。据报道有百万人以上。下午一时多，灵车到达公主坟，我们看到一群骑车的学生，大约有百十来人跟随着，为耀邦同志“送行”。（耀邦去世的当天，某某来电话说医生要求他绝对静卧，不许他听广播、说话。15号周一七时半，他要求下床解大便，医生不许可，让他在床上解，这时李昭同志拉住他的手，突然他的手落下来，一句话也没说，七点五十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