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冬季，空军司令部新领导班子贯彻上级号召，要让文革中一批靠边站的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去，并公布了名单。

　　我不是什么负责干部，也一直在指挥所班中当值，说的好听一点，最多算个资深的参谋，却也“荣幸”的上了“五七”干校的榜单。

　　凡要上“五七”干校的人，要带着一家老少迁出北京。为搬家需要，单位“特别照顾”，给名单上的人，开了购买木箱子的证明信。我请老战友张介玉同志帮我一起购买的。之后，我到他家（协和医院宿舍）去取，记得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公主坟空军大院出发，一路东行，一马平川的大马路，还稍微有点顺侧凤，很顺利，不多久工夫就到了老张的家。

　　但回程的路可苦了我。

　　去时顺侧风，回时就成了逆侧风，而且车后还增加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前进受阻，车子蹬起来非常吃力，开始凭着年富力强，并没有太在意它的难处，但蹬到军事博物馆前、再也蹬不动了，只好下车推着回的家。

　　“五七”干校还未去，先在家体验了一下“吃苦”。没想到这次的实练，只为家屋增加了一件可供日后纪念的家什，添加了日后回味的说料，却没有起到它本来的作用。

　　事情很快就得到了纠偏。

　　此事让我对本单位的新领导有了质的认识，原来的印象是：他口才不错，又正处壮年得志的年龄段，有点趾高气扬的派头而已。不是同路人敬而远之相处便可，干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的把战备“一号班”值好。所以还没有把他想的太坏。不知在什么情况下，让他掺杂上了个人意愿，要借机整一整手下不听话或看着不顺眼的人。作为被领导者，对于这位新上级的品行，毫无知情。在这位主持我们单位工作期间，很多业务干部遭到了他的无情处理。比如：之后我参加的复查落实政策中，就发现他们在处理干部起草的文稿中完全偏离了党的政策。比如：他们让下属单位接收了我局下调的某某后，然后做复员处理。这一手非常毒，让被处理的干部日后永远翻不了案，即便有万分之一的翻案机会，也别想回北京。此人是“高人”啊，无怪本局的战友们，如此众多的遭到了“处理”。

　　在空司，遭到“处理”的人数，我们局站了第二高位，这给我们事后的复查落实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上“五七”干校，本来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干部的一个好办法，却让我们这位曾经的领导搞得变了味。虽然我作好了家属随迁子女随行的准备，到东北过冬的棉衣行囊都筹划好了。但临行前、由于空司领导把关的一句话，又把我给刷下来了，说我的级别不够。

　　这事、没让新领导达到目的，恐怕完不了，先好好上班吧。

　　果然，在上“五七”干校的人刚走没有几天，又要派人到北京仪表局去“支左”，这回我没有逃过去。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就离开单位支左去了。

　　我跟着队长孟林兴到了酒仙桥大山子，进驻北京市仪表局的“北京电机厂”。

　　很快又给我封了个头衔——军宣队指导员，我知道这是局军宣队领导给我加的任务，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工作干好。仪表局军宣队的指挥王士芳大校是空司指挥所的王助理，我在指挥所值了近十年的战备一号班，可谓天天在一起值守，太相识了，副指挥是空司情报局的大校潘付部长，在指挥所他们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办公室是邻居，也是我敬重的上级、熟得很。他们自然会用我，用我他们放心。

　　我的职责除负责厂部后勤和生产口的联系（军宣队代表）之外，重点抓好军宣队的内部管理工作。之后，形势稳定了，厂里要组建革委会和党委会，按当年政策，军宣队的队长指导员要参加厂两委会的“三结合”。

　　我任两委会的常委，兼厂共青团委书记。工作都是新的，一切从头学起，不敢怠慢，

　　正赶上老伴要生第三胎，临产前，我只把她送至空军总医院妇产病房就回厂上班了。

　　国事家事都赶在一起了，　忙的我晕头转向，　顾三不顾四了。

　　老伴于五月九日生下一男孩，顺产。幸亏一切顺利，当时我全然不知。

　　当月十二号吧，老伴的好友给我打电话询问，“孔姐生了没有，还顺利吧？”

　　我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对方不客气的给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你真是……”　

　　我愧对了家人。

　　在北京电机厂呆了近四年，　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撤出，回到原单位。

　　一九七三年一月上班后，　又见到了原来的老领导，　他是从干校刚回来的，　告诉我文革中咱们单位被处理得人太多了，都需要复查，所以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局党总支考虑你回来了先别去搞业务，参加局复查组工作吧。老领导如此开诚布公的对我，让我很感动，个人再有更多的想法，也难再开口拒绝了。

　　这个任务接下来，又是四年的时光飞逝。直到一九七六年底，　才让我正式归了队——空军第七研究所。

　　空军第七研究所——简称空七所，是在我们原来的气象研究室，　气象资料室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立的，是文革后，空军新调整组建编制。原所有在机关大院的研究机构，都要调离空军机关驻地，集中到海淀清河辖区军营。所以我归队后，就每天乘坐大卡车到了新的驻地上下班。该营区一下子住进好多单位，办公的房子都不够，家属更是进不来。所以每个所都抽调科研人员动手搞起了营建，拉砖盖房，先解决住的问题。归队的这年上半年我完全投入到营建的事务中。下半年，我又奉命上了东北牡丹江机场“五七”干校。

　　这大概是我命中必达的地方，早在九年前我就受命准备要去而没去成的地方。这次算是补课吧，比上次简单，不再是搬家式的，更不需要家属子女跟随着迁移，是让我一个人劳动锻练锻练去，故没有任何顾虑，也没有任何担忧了。再说从农村长大的我，干农活是我的优势，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较长时期远离农活了，开始需要适应适应，不可蛮干。

　　这批到“五七”干校劳动的，都是空军司、政机关和直属单位根据分配到的名额安排的。司令部组识了一个连队，政治部组织了一个连队。我们是司令部这个连队的，有九个班，1——8班每班12个人，只有9班是9个人。我和同单位的李国勋就是九班的人，领导指定我当班长。副班长是司令部科研部的张某超担任，他年轻歌唱得很好，可惜在劳动中没有机会让他发挥才能，和他一个单位的是长我两岁的老卜；航行局有两位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还不到30，但来之前刚从空军总医院做了阑尾手术，处在恢复期不能干重活，班里指望不上当主力用；气象局有两位，　一是张志副局长，　她是1946（或47）年的老兵、老气象专家，我敬重的老领导——班内年龄最大的长者；另一位是黄才增处长，与我同庚的老战友；另一位叫江明礼、是军训气材厂的副政委，之后，也成了我们同战壕的战友。

　　我们九位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日后的劳动任务，在结业前总结讲评时，队里多数兄弟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要评我们为先进班。而我力主评人多的七班，他们是空司直属单位的较年轻的战友，评上他们会更有鼓励意义，作用会更大。

　　到干校后的主要任务是收秋。先收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队里没让我们班上，而是让我们专在场院晾晒麦子，大概是想让我们发挥业务（短时天气预报）专长吧。这种活，看似轻松，实则是另一番的忙累。若大的一大堆麦子要摊开摊薄摊均匀，并非容易之事，你想想，摊得越大越薄，就晒得越透，还得经常翻腾，不花费工夫怎行？这是个考量责任心的活，若晒不透，麦子入库后容易霉烂，所以，必须让麦粒晒得用牙咬时干脆作响才好。

　　大夏天的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曝晒着，那时虽然人人“草帽载头上，水壶挎在肩，背心湿贴身”，　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劳动品德——“五七”精神。

　　我们大家都明白，　自己是来锻炼的，主动吃苦主动磨练，不是给别人看的，所以当时都主动抢着挑重活苦活。此时，我这个班长的任务不再是督促大家怎么去努力完成任务，而是注意大家的安全劳动，　适时的叫停休息。

　　在场院上干活，　最怕变天。那年牡丹江的雨水特别多，短时天气变化很快，　往往个把小时就能下起雨来。所以，只要观察到机场周边出现了发展旺盛的浓积云，就得当机立断、争分夺秒的把摊晒的麦子堆起来，并盖好雨布，以防被雨淋湿，造成霉烂减收。因为我们要完成这全部动作，至少得用两个来小时才行。有时风雨大时，我们还须淋雨自动地围站在雨布的四周边上，任凭风雨泼撒在身，即便我们都成了落汤鸡，也要保证雨布不被风吹开。常常风雨之后，就出了病号，只是事先不知会是落在谁身上。

　　最让人揪心的一次至今回忆起来仍有些后怕，那次我们与风雨抢时间，在急忙推动吹风机中，老卜不慎被其轮子撞伤了脚——小脚趾红肿起来，经卫生所检查，所幸没有骨折。但事后1——2个月都没有消肿，让老卜遭了不少罪。

　　麦收大忙之后，紧接着是收割大豆。

　　这个活，是我们在干校里遇到的最累的活，因为这黑土地里生长的大豆、长势特别好，棵棵高大、结杆粗壮，坚实，其硬度不下于柏树枝。所以收割起来非常吃力，特费镰刀，每用一次就得磨一次，否则你下次再用镰刀时更累了，这大豆是低矮作物，只能弯腰去割它。所以，不管你人高人矮，也不管你去割去拔，但必须弯腰才能收它。干这种活，累腰，累得你腰酸腿痛，直不起身来，晚上躺在床上都不想翻身。劳动累睡觉好又锻练人。九班的战友，个个表现都不错，都不甘示弱。当时颇有感触，顺口流出一首打油诗：“割豆弯腰腰欲断，汗水浸衣湿又干。九班战士骨头硬，腰断何能畏我前。快快割来不落后，你追我赶时在先。挥镰用刀低茬口，颗粒归仓丰收年。”　事后，被队里登在了黑板报上，其中有两句在我们结业时，还被写入“五七”干校一队劳动总结报告里。

　　牡丹江“五七”干校，是空军司政两大机关锻炼干部的基地，一年办两期，每期两大机关各抽调一个队前往劳动锻练，各队生产所获归己，不混杂，故上半年队种啥下半年队收啥。我们司令部上半年队没有种高粮，故我们在学雷锋做好事时，为给队里解决搞卫生奇缺的扫把问题，颇费了周折，跑了不少怨枉腿，却毫无进展。一个偶然的机会，班里小邓高兴地告诉我：班长，二队种高粱了。

　　那时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们当天就找到二队联系要人家的高粱穗（脱粒）并且帮人家脱好粒。对方是空政机关来的，知道我们的用意后，非常痛快的表示全力支特，让我们随用随来取。

　　这对我们而言，是天上掉的大馅饼。因为全斑曾经在机场周边寻找过可替代原料，无果；原来原材料就在自家门口，这是九班的福气。

　　九班全员上阵，有专职挑选高粱穗的——要穗大的顶杆长而无虫害的；有破杆浸泡的；有专职扎（这是主要工序－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有专门负责修剪成品的、还有负责外联与兄弟班交流的……总之，全班同志人人有事干，都忙这一点。这次活动我们给队里扎了又美观又耐用的73把扫帚，解决了要搞卫生而无工具的难题。

　　队里分配任务，往往以行政班为单住，我们班人少，所以我们班同志所付出的强度要比别的班的人大。比如值夜岗、如每岗站2个小时，12人的班，轮到每个人则是在四次岗的任务中、只值两次；而9人斑，则是在三次岗的任务中，就轮两次。事后看这个问题，我们班的战友是幸运的，这种受磨练多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遇上的，却偏爱眷顾了我们。

　　上“五七”干校，虽然时间不长，但给人的教育却是深远的：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让人开阔了眼界，劳动让人心胸变得豁达，劳动让人更敬人——劳动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