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梁衡先生要来咸阳，参加咸阳职院主办的《西北文学》颁奖典礼，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借这个机会采访一下先生，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我想问他，关于散文的创作，关于他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中的很多问题。

　　但我知道，先生曾经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又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最根本的，他还写出了那么多的有胆有识，叫人百读不厌、每读常新，常给人启迪的好文章，他还当过光明日报的记者，应该说阅人无数。对于这样的人的采访，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先生的文章，尽管他在中国文坛，知名度似乎并不像有些著名作家那样响亮。

　　1984年，大学刚毕业，我当了一名初中教师，当时的课本中就有一篇《晋祠》。是介绍山西的一个景点的，这样的文章，人们容易看做是说明文，而说明文给人的惯常印象就是语言干巴巴的，有说明的功用，而无文采。但是，先生的这篇文章，却让我读出了一种别样的美感，从此记住了“梁衡”这个名字。再读梁衡，是毕业多年之后，我已经从一个教师成了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偶尔的机会，在一个旧书摊上，见到了一本《没有新闻的角落》，职业的原因，拿了起来，当时并没有留意作者，就看起了内容，这一看不要紧，再也放不下了。每篇新闻作品就好像是一篇美文，每篇新闻后面的采访体会，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又是最生动的教材，这才看作者，又是梁衡；真正系统的读梁衡，大概是2001或者2002年，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的刘聪博先生一次问我对梁衡的文章是否喜欢，当时先生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正在被人们传诵，我说了自己的感受，刘聪博先生当即赠送了我一套大约刚出版不久的《梁衡文集》，系统地读了那个文集，对先生已经从心底佩服的五体投地。觉得他不仅是一个记者，更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杂家，他的《数理化演义》居然能把很多人感到枯燥的数理化用生动的故事讲出来，没有十分渊博的知识，没有特别的语言功夫，根本做不到。先生多年前第一次来咸阳职院的时候，我还曾经和先生有过一次合影，但当时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时间过去了多年，就文章想要问先生的问题还真的不少，好在对于先生文章还算熟悉，所以，拟出了十多个要问的问题，通过刘聪博书记转给了梁衡先生，先生虽然没有答应专访，但说颁奖之后有一个座谈会，可以就那些问题聊聊。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怕座谈会因为其他人的问题而让我想要问的问题无法完成或者被打断。但先生没有拒绝，这应该就是最好的消息。

　　已经知道他十四号晚上就要到咸阳，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微信咸阳职院党委书记的刘聪博先生，询问梁衡先生何时到？得知已经到了，刘书记邀请我当晚陪先生一起吃饭。

　　文章大家，又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心里不免还是有些忐忑，但是先生到来的时候，一身朴素的打扮，一头华发，虽个子高大却显得平易近人，便放松了很多。吃完晚饭，先生要回房间休息，我也不想再打扰，就在酒店下闲转，不久，刘书记就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说先生要给我几本书，要我去先生的房间聊天。我欣喜万分，立即赶了上去，房间里三四个人，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专门收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研究出版他文章的人。几个人就那样很轻松的聊着天，谈着文学，也谈着逸闻趣事。当然大家说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文章。大概先前我要问的那些问题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专门送给了我三本书，《梁衡散文研究》《我的阅读与写作》《树梢上的中国》。前两本好理解，也正是我最渴望得到的，后一本是写一些古树以及古树上所蕴含的文化，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文森林”，这是先生独创的一门学科，就叫“人文森林学”，他曾发愿要写100棵人文古树，这本书是他这些年来写成的16棵人文古树的散文集，一样叫我充满阅读的期待。

　　15号一大早，随先生一行参观了汉阳陵，茂陵博物馆，对茂陵石刻，先生不时感叹，对其传神生动却又简洁万分的线条赞不绝口。我知道，先生写政治人物也好，写历史人物也好，常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感悟，或许，茂陵之行，会激发出先生关于霍去病，关于卫青、关于汉武帝的一篇厚重美文来也说不准。

　　果然，在接受颁奖的答谢词中，先生就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建国初，林徽因受命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讨论好方案后她让学生去画图。图稿送来她看了一眼就说：“这个线条不行，是康、乾风格，你给我到汉唐去找，到霍去病墓上去找。”汉唐，在哪里，在长安；霍去病墓在哪里，在咸阳，就在离今天发奖会场二十公里的地方。他说来之前，他就有去茂陵的打算，他还专门咨询过，茂陵距离咸阳职院的具体距离到底多远，也因此，才有了发言中那个非常具体的数字表述。一个细节，见证了先生作文的严谨与认真。

　　座谈会上，先生几乎一一仔细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问他酝酿时间最长，积累资料最久的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先生回答是《大无大有周恩来》。从周总理1976年去世，1978年他参观周总理的遗物展就开始搜集资料，到完成文章，经过了20年时间；为一篇文章搜集资料，寻找灵感，经过三、四年，六、七年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他不会轻易为文，所以，每写一篇，都会引起震撼。都会给人信息、知识。问到那些伟人大家都很熟悉，为何你的资料总能给人新鲜感，那些资料是如何得到的时，先生说，那些其实都是公开的刊物刊登的资料，不过很多人不留心，我只是留心罢了。问到他的散文中常会利用很具体的数字说明问题，而那些数字又不让人感到枯燥，数字背后又透出先生严谨的历史考证，先生说，数字在散文中也是可以利用的，但要用的好，用得好，能起到很好的说明作用。他还举例说庐山上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当年居住的三栋别墅，其间相距只有99步，就在这99步里，三个伟人在庐山吵得一塌糊涂，中国革命的命运因此得以改变。那99步，先生说是他真的一步步量出来的，他的散文中的很多数字，背后，都有他严格的考证，细心地统计，而不是简单地资料照搬。最近发表的《万鞋墙》，13000双大小不同的旧鞋子挂在墙上，非常壮观，为了弄清一双鞋子到底需要多少针，他跑了不少地方，买到一双手工的布鞋，居然老老实实一个一个地数那双鞋子上具体的针脚，先生就是这样的作文态度。问到散文是情的产物，写散文的人都会写到亲情爱情之类的，他的文章为何这样的题材很少，是在刻意回避吗？先生幽默地说，我没有死去活来的爱情故事，如果有，我也会写！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的说，我提倡写大情大理，现在写小我小情的人太多了，给孩子换个尿布都可以洋洋洒洒写出几千字来，那样的文字到底有什么意思？有多大意义？

　　先生的文章是收入教材最多的，当让他给现在的中小学生说几句话的时候，他说，还是多读书，多背诵经典的作品，锻炼自己对语言的感觉，经典牢记在心，语言的感觉对了，就能写出好的文章，美的文章。他说，他记不起来他的那篇文章是被退过的，一投就中，一发表就引起轰动，一些文章过了十几甚至几十年了，依然不断被人们转载。记忆中唯一被退过的一篇就是《晋祠》，还不是退给他本人，是推给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原来是写给一个杂志的，后来杂志停办了，稿子就退回了报社，光明日报刊登后，就被收入中学课本，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也让晋祠因此成了著名景点。《跨越千年的美丽》写居里夫人，文章一发表，无数家长就把文章剪下来寄给正在求学的孩子，甚至寄往国外；《大无大有周恩来》发表后，有读者看到后激动万分，图书馆下班了，还没有看完，就要求拿去复印，假如不让他拿出去复印，他就打算将那一万多字的文章抄下来……

　　我曾经问他，那些政治人物，都很敏感，一般人都不敢写，更不敢涉及敏感的问题，你写瞿秋白，写张闻天，写毛泽东，很多地方叫人震撼，主要是一些地方写得很大胆，至少在此前的文章中，很少看到那样说，比如说瞿秋白是被自己人按住头颅叫敌人杀死的，比如说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也称张是“明君”，他是“大帅”。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一般人写，会不会被发表出来？你写的所以能够发出来，是否与你的地位身份有关系？先生说，可能沾有身份这个便宜，但最根本的，还是你要敢于说真话，你要能说到人们心里的那个点上，人们自然会共鸣。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敢写？当然了，你写了，没有写到心里的那个点上，没有写好，那可能也不会发表。

　　16号一早，先生在咸阳职院做了一场“文章为思想而写”的文学报告，他说写作最大的敌人是重复，是原地踏步，写作永远要有新思维，新角度，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文章的三要求就是高、深、新，高是高屋建瓴，深是深得其味，新是推陈出新。

　　刘聪博先生喜欢读梁衡散文，并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深有感触地说，读先生的作品，一可以感受到他高尚的人格，文字透着爱党爱国爱民，忧党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二可以感受到他渊博的知识，无论文章涉猎哪个行业，他都要认真研究，他是一个记者，但是数理化演义却写的那样生动好看；三是他深邃的思想，他很少写小我，透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四是他超人的胆识，过人的政治勇气；五是优美的语言，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专业传承者，而又能不断创新，发展；六是他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季羡林说他是政治散文，是散文的“经营派”，惨淡经营的意思，每一篇文章的得来，都付出巨大的心血……

　　也正因如此，由先生编辑的《梁衡散文选·大学生读本》在职院大学生中人手一本，那些作品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学生们的思想，学院还专门在图书馆开辟了《梁衡著作版本陈列室》，和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放在一起。

　　当日下午，先生又去楼观台看几棵古树，他想为咸阳也写一篇关于古树的文章，他正在寻找这样有人文故事的古树。

　　一篇好的文章，一定会给人启发和力量，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会用自己的文字影响，熏陶，感染无数的读者，先生就是这样叫人尊敬的作家。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