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几个小故事，都是学生时代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一、一封特急挂号信

　　1963年8月份，华北大平原遭受特大洪灾，我的家乡深受其害，村庄被淹没，桥梁被冲跨，交通中断，到处都是一片汪洋。当时我是河北丘县马头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正在学校参加抗洪抢险活动。8月下旬的一天，学校收到一封特急挂号信，是河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寄来的。打开一看，是我校高三毕业班袁文章同学被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的通知书。再仔细一看，通知书要求新生务必在8月30日之前持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由于洪水的原因，学校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时已经是8月下旬了，离规定的报到时间没有几天了。学校决定必须马上通知到本人。怎么通知本人呢？那个年代村里和家里都没有电话，公社（现在的镇）的电话线也被洪水冲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学生负责，学校决定亲自派人去送录取通知书。学校教导处的马凤格老师召集我们几个留校抗洪的同学开会，问我们谁敢去送这个通知书。大家都知道，袁文章同学的家离学校35里路，洪水已把通往他家的路全部冲断了，如果步行涉水去送，路上可能会遇到急流险滩，送信的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当时在场的几个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报名。我认识通往他家的路，就第一个站了出来，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老师和同学既高兴又为我捏一把汗，马老师把录取通知书放进我的书包里，为防止路上下雨，又送给我一把伞（下雨时保护录取通知书用）。随后，我就挽起裤腿，拿着伞，光看脚出发了。我记得当时出发的场面很悲壮，所有为我送行的老师和同学都不说话，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路上很难走，除了泥泞就是积水，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水深能达到胸口。为了保护录取通知书，在水深的地方我就用手把书包举到头顶上。一路上，我在泥水中摸索前行，既怕通知书被洪水弄湿了，又担心自己被洪水冲走了完不成任务。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袁文章同学苦读12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一定要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里”。在这个信念支持下，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沼泽、泥泞和洪水中艰难拼搏，足足走了8个多小时，直到下午5点才走到袁文章的家。中间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喝一口水，甚至中途连坐下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泥和水），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就靠在路边的树上休息一下。袁文章一家人见到录取通知书很高兴，非要留我吃饭，由于天色已晚，我在他家只喝了一口水，就开始往自己的家里走。我的家离他家还有5里路，当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都变成一个泥人了。母亲心疼的赶紧给我煮了一碗面条，我洗了一把脸，吃下面条，身上感觉舒服多了。

　　说起来也是缘分，第二年我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离袁文章考的那个天津师范学院很近，我们俩经常在一起散步，每当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袁文章总会很感激地说：“要不是你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给我送录取通知书，那我今天还不知道在那里呢？”

　　二、一顶旧帽子和一件新棉袄

　　1965年的冬天特别冷，学校放寒假后，我和同年级一个叫孙连喜的同学同乘一列火车离校回家。他是河北高邑人，我是河北邯郸人。当车行至高邑车站时，正是下半夜，外面飘着雪花很冷，我看孙连喜光着头没戴帽子下车，怕他着凉感冒，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带耳罩的棉帽子脱下来送给了孙连喜。他没有推辞就愉快的接受了，那个年代的同学都很单纯，你真心给，我就真心要，从来不会客气。等车到达邯郸站时，外面的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天气特别冷。我下车后没有了帽子，就光着头步行到长途汽车站，又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家。到家后，我的两只耳朵都冻坏了，肿的像两个发面窝窝头，疼得钻心。母亲心疼我，报怨我半夜把帽子送给别人自己挨冻，说我“太实在”。但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自己虽然冷点，但给孙连喜同学送去了温暖。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年级有一个叫刘学愚的男同学，学习很好但家里很穷，冬天就一件破棉袄，一穿就是一个冬天。我虽然家里也很穷，但我还有一件新棉袄，那是在我上大学时母亲特意给我做的，很暖和，我一直不舍得穿。看到刘学愚同学冬天挨冻的样子，我就毫不犹豫的把那件崭新的大棉袄借给他穿了。学校放暑假时，我回到家里，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母亲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我做得对。

　　三、我的衣服“不见”了

　　上世纪60年代，社会风气非常好，同学们之间都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的衣服脏了，就会有人偷偷帮你洗；如果你的鞋子破了，也会有人偷偷帮你缝。记得1965年的夏天，我从操场锻炼回来，把出过汗的脏衣服放在床上就急着上厕所了，原本打算从厕所回来再去洗衣服，可等我从厕所回来后，发现我放在床上的脏衣服不见了。我赶紧去水房找，附近几个水房都找遍了也没有。我知道是同学偷偷帮我洗了，果然第二天我的衣服被叠的整整齐齐的放在了床上。到底是谁帮我洗的？我不知道，也没人承认这件事。我也经常帮别人洗衣服，也是尽量不让别人知道，同学之间都是这样。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偷着”做好事，从不张扬留名。特别是一到星期天，班里的女生就会主动来到男生宿舍帮助男生拆洗被褥，你不让拆都不行，大家就像一家人。

　　四、“飞”来的饭票

　　我上大学时，国家粮食紧缺，所有人都实行定量制。我是从农村来的，家里没有多余的粮票和钱补贴，全靠自己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和学校每月发给我的18.5元助学金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月18.5元的助学金，吃饭要用15.5元（平均每天0.5元），剩下的3元钱买参考书和生活用品。由于钱粮紧张，我平时不敢多吃一口饭、不敢多花一分钱，经常是半饥半饱地度日子。即便这样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到月底也难免不出现断粮挨饿的时候。

　　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196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当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业时，打开书包一看，发现我的书包里有一叠饭票和钱票，数了一下是5斤饭票和3元钱票（我至今记的这个数目）。当时我很纳闷，这是谁放在我书包里的？我朝周围看了看，图书馆里很静，大家都在低头看书写作业，也没什么异常。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5斤粮票和3元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必须想办法还给人家。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子上：“那位同学不慎把自己的饭票和钱票误放到我的书包里了，请到第六学生宿舍207室找王俊生领取”。第二天我再到图书馆时，发现那张纸条没有了，但也没有人去找我取东西。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到了下一个月底，我的书包里又被人放进了几斤饭票和几元钱票。我隐约明白了，这是有人在学雷锋做好事，怕我饿肚子，故意送给我的。那个年代默默做好事的人很多，简直成了一种风气。“偷”着给我送饭票和钱票的事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基本上每个月底都有人“偷”着给我送，直到“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7月份才结束。

　　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偷”着做好事，从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偷”着给我送饭票和钱票的人，我特意“抓”过几次，但总也抓不到。我心里很感动，知道是本年级的女生干的，因为男生饭量大，根本不会剩饭票，只有女生饭量小，才有剩余饭票送给别人。我当时分析过年级里的女生，凭感觉我能猜出来是谁，但苦于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贸然去谢谢人家。万一弄错了，传出去影响同学关系。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很单纯，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再去“追究”这件事。后来这件事终于被人知道了，他们都说我“傻”，说我伤了一颗善良的心，说我丟了一个有爱心的好媳妇。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至今想起来，内心还有一种亏欠的感觉。我怎能没有亏欠感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在暗地里“偷偷”帮助我，时间长达两年，可我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更没有说过一声“谢谢”的话！后悔呀！我真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