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中的名园陶然亭　

年代笔者在京城一家央媒属下的一份核心期刊《经济月刊》工作过一段时间。社址在南城白纸坊东街2号，出报社大门沿着白纸坊东街，一直往东走。走不多远，街上的路南有一个誉满京城的景色非常漂亮的城市公园——陶然亭。

陶然亭知名度很高。这一带门前又有很多的商业设施。是南城老百姓的一个重要市井生活场所。陶然亭里花木扶疏，水波潋滟，古建名亭，雕梁画栋，比比皆是。穿越间有很多历史典故和现代的红色故事。

在陶然亭门前，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小市场，居民买菜、吃饭都非常方便。陶然亭大门口儿往西几步，有一家卖天津“来子烧鸡”的小铺子，生意曾经非常红火。当地的居民都爱吃，众口一词，烧鸡味道真是好极了。每天早饭后就开始有人排队，等着到十点来钟才能上货，不出两个小时，来子烧鸡，已经售罄。人们说想吃来子烧鸡，要有时间，还得要有耐心。

那时一帮报社哥们想打“牙祭”，或是外地来了朋友需要搓一顿，就不在报社食堂吃工作餐了。溜达着就走到了陶然亭这一带。陶然亭对面，一溜的小饭馆，专挑吃点儿北京风味小吃，京味大铜锅，卤煮火烧、老北京炸酱面，水饺炒菜。每人一瓶北京“小二”，下午有工作，不敢多喝。那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当然饭前饭后，会到陶然亭转一小圈，消消食。

书归正传，说起我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四大”，比如四大发明、四大名著、京剧四大名旦等。关于建筑的“四大”，也许在知名度上不如以上这“几大”，但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遗迹和旅游景点，那就是中国四大历史名亭。这四大名亭分别是：滁州的醉翁亭、长沙的爱晚亭、绍兴的兰亭，还有一个位于北京，就是陶然亭。

陶然亭名声很大，著名民国言情作家张恨水先生五十年代说过，“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汉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到家中，家人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此三十五年前我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逛陶然亭！”

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历史胜迹。从这些胜迹中我们也能看出早先这里并非居民区，因为周边不是园子就是寺庙、要不就是墓，比如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著名的抱冰堂，抱冰堂是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祠堂，在清末道光之后，其知名度堪与陶然亭相匹。东南有黑龙潭、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正北有窑台；东北有香冢，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墓，在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中提到过陶然亭。

陶然亭地区地处北京城南，在一百年前的那个年代，是反动当局统治薄弱的地区，“蓬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芦苇丛生，蔓草披径”，有“南下洼子”之称。

由于当局疏于管理，地处比较隐蔽，“烟藏古寺无人到”，平素“人迹罕至”。另一方面，这里的自然风光很是不错，“草木丰茂”，有“坡地，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之气”，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抒发情感”之地，也有“红尘中清净世界”之称，自然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和注意。

慈悲庵里的红色印记

陶然亭公园内的慈悲庵，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刹，在100多年前，这座古刹曾是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据点。　

自1916年起，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到北京，开展早期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陶然亭慈悲庵从那时起就留下了这些革命先驱的身影。

李大钊等早期的革命者，当年都喜欢到此地开展活动。李大钊曾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践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陶然亭的西边，有一座岳云别墅。它坐落于北京西城区盆儿胡同55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式小楼。楼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名“岳云别墅”，原是浙江鄞县会馆西馆。岳云别墅东边与陶然亭、龙泉寺等名胜相望，南边是一片野地，周边空旷，风景如画，是宣南士人常常游览之地。

1918年6—7月间，有一位身穿着灰布长衫的人经常到岳云别墅聚会，他气宇轩昂，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慈祥的脸庞上配戴着一副眼镜，透过眼镜，可以看到他那眉宇间充满了坚毅的神态，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为了把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李大钊与北大进步学生王光祈、陈愚生、曾琦、周太玄等人经常到此，就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一事，进行讨论、磋商。

在李大钊、王光祈的主持下，他们在岳云别墅确立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制定章程，组织人员，吸收对象，出版会刊等一系列问题。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曾琦，若干年之后，在《戌午日记》中记载：“民国七年7月14日，晨偕愚生、梦九、眉生赴南横街，岳云别墅雨润，太玄约会，商议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讨论章程”。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在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的主持下，“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与口号为：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该学会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是五四运动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团体。学会汇集了众多的时代精英，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缪伯英、赵世炎、许德珩、田汉等。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经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行动，都“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学会”创刊《少年中国》月刊，成为这一团体的“会刊”。李大钊在主持“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充分利用该学会所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等刊物，认真研究和探讨新思潮，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主张和观点，进一步巩固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思想、文化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发扬科学与求实精神，促进新思想、新事物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创办《每周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陈独秀认识到，《新青年》已经很难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们决定出版一种“更迅速、更期短”与现实联系“更为直接”的周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周刊《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22日，在陶然亭地区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新馆内，《每周评论》出版发行。虽然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办报，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李大钊一人在那里操劳。他既要亲自撰写文章，又要负责征稿组稿，还要亲自进行校对。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无法回到城内的家中，只好睡在泾县新馆编辑部里。

在《每周评论》创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共撰写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等五十四篇文章。

《每周评论》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时期一份时事评论性质的进步刊物，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支持群众运动。它的主要撰稿人，除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外，还有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邵飘萍等。《每周评论》的出版发行，使米市胡同泾县新馆，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史上著名的“五团体会议”

1920年8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派人前往北京大学找到李大钊。来者代表周恩来向李大钊请教关于进步团体联合的问题。李大钊知道来者的意图后非常高兴，表示可以在北京召开会议。来者走后，李大钊反复思忖到哪里召开此次会议呢？最后，选择了陶然亭的慈悲庵。

1920年8月16日上午，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和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五个团体的二十三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清扬主持，李大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各团体“改造”“联合”问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后，形成两份文件，即《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但体现出“觉悟社”召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的励志与决心。《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的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

在当时，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6年，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谈到李大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恩来说道：《每周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慈悲庵成为党的秘密工作场所

陶然亭内的慈悲庵，庵门向东，门上石匾题刻“古刹慈悲禅林康熙乙亥”。正殿即观音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殿后照房，正中三间为准提殿，东北隅三间为两层文昌阁。陶然亭（轩）面阔三间，面向西湖，京西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南房两间，南山墙上还嵌有清朝修建陶然亭的官吏江藻的《陶然吟并序》。整组建筑外观错落，内院幽雅之境，既可品茶、饮酒，抒发情怀；又可商讨国事，评论时政。

李大钊在慈悲庵的活动

1921年7月20日上午，“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夫人金绮去世，在陶然亭举办葬礼。李大钊参加了葬礼。办完丧事后，他与陈愚生商议，以为夫人守墓之名，在陶然亭慈悲庵内租用两间南房，作为党的秘密工作场所。

陈愚生表示赞同，并且很快办理了租赁手续。李大钊安排其中一间为会客厅，另一间为卧室，自此，李大钊利用此处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直到1923年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经常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都曾来过此处开会，参加过各项革命活动。

李大钊在陶然亭一带的革命活动表明，他一贯坚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红色基因”与爱国情愫，弘扬“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李大钊的这些思想，深深唤醒了中国进步青年的心灵，引导他们自觉地将科学理论付诸革命行动。从学校到工矿，从学生到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风潮涌起，波澜壮阔。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示范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然亭成为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13年，从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后，李大钊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这些革命理论。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1918年7月至1919年5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之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和演讲，欢呼十月革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文章的发表和李大钊积极参加社会斗争的实践，表明他已经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志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16日，五团体会议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李大钊、周恩来等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烈士墓，位于陶然亭公园北侧。这是一座两墓合为一体的墓地，一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孙中山秘书高君宇，一位是进步作家、诗人石评梅。陶然亭也曾经是高君宇与石评梅爱情的见证地，两人后来合葬于此，“冰雪情谊”流传至今！

1916年，20岁的高君宇从山西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备班。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高君宇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思想学说，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了五四运动，是组织爱国游行的骨干之一。　　　

陶然亭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坐落在这里。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它成为今日红色教育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