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5日，是我国云南通海大地震45周年祭日。那次地震范围包括玉溪、峨山、通海、建水、华宁四个县，震级为里氏7.7级，震中烈度10度，震源深度约10——13公里，死亡15621人，受伤超过32431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三大地震。

　　地震发生在我参军入伍的第10天。为了祭奠不幸牺牲的战友，感谢在地震中救助我们生命的干部战士,我翻开封存已久的日记，再现那个年代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

　　（一）

　　1969年12月25日，我们29个女孩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从昆明市五华区武装部入伍。第二天就在肖金海副教导员和老兵班长赵爱婷、靳秀爱的带领下，坐上大卡车，经6个小时的颠簸，把我们送到了距昆明西南125公里处峨山彝族自治县的159部队站部。

　　我是第一次离开家到遥远的边疆云南，感觉既陌生、又新鲜。下车后到处见有黄色油菜花和淡紫色蚕豆花迎风摇曳，虽已至岁末，田野里并无冬天景象，微风送着阵阵花香，公路旁绿色的桉树发出特殊的味道，太阳照得浑身暖融融的。在站部吃过难忘的第一顿午饭，使我初步领略云贵高原“辣”味的厉害。

　　我们到了驻峨山中学的7655部队新兵营（当时学校已放假），159部队的一个新兵排（男兵2个班，女兵2个班）在这里代训。我们女兵来自北京、贵阳、昆明、遵义、云南蒙自、楚雄，年龄13—17岁不等。

　　初来乍到，我就被严格紧张的部队纪律和陌生的生活环境给震住了，新的集体生活推着我向前跑，好像总也跟不上，耳旁时时提防着紧急集合哨。在既不完全熟悉、又十分友爱的集体里我们度过了新兵营的最初几天。到第十天晚上，有地方宣传队到学校慰问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叫“一百个放心”。看完演出11点半我们才安顿完睡下，大家说这么晚了肯定不会紧急集合了，“一百个放心”地睡吧！

　　可谁知这一睡，15个年轻的战友就再也没有醒来。

　　（二）

　　时间定在了1970年1月5日凌晨1点零34秒。我在睡梦中被轰轰的声响惊醒——好似狂风暴雨般呜呜的呼啸……..伴随瓦片落地的“叭叭”声，“哗哗”的尘土落下……..我下意识地用胳膊挡住头缩进了被窝里，我是侧卧的，当我真正清醒时人已埋在了被子里不能动弹。

　　我以为是地陷，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我在被子里大叫“班长——班长——”可是没有任何反应，我试着动了动，只觉得周围压得更紧便不敢再动。我的头在胳膊下有一点空隙，我又拼命地大喊：“班长——班长——班长——”可是越用力，呼吸就感到越困难（自己吐出的热气又自己吸进来）我不敢喊了，想节约一点空气，一丝恐慌略上心头：“这下完了，她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今天死定了。”

　　当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到远处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呼喊，一会又听不到了，我意识到有人来了，并觉出自己还在地面上。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呼喊：“快救人！”——是排长！我立刻又大喊起来“排长——排长——”他好像也听到了声音：“噢，来啦！”他答应着，我心中顿时有了希望！其实他当时并不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他只是一边指挥抢救，一边安慰着被房子压住的战友们。

　　我静静地等待着救援，从声音判断距我有一段距离，可模糊的声音却并没有向我靠近。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有人从我脚部上方踩过，沉沉的，又过去了一个人，我开始着急了，“莫非他们没看到我”？一会儿，我又听见有男女声音在说话，不太远，有搬动东西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人在我的上方一齐用力“一、二”掀走什么，再后来就觉得身上越来越轻——“头在这”！听到声音的同时我一下掀开了被子，吸到了一大口冷空气。

　　我的头暴露在星光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房子没了。黑暗中看到两个男兵继续帮我清理被子上的土块，我坐了起来。战友王福萍（北京人）蹲在我右边，她也刚被挖出来。房塌后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头露在外面的人，她想坐但还没坐起来，胸以下就被土坯压住动不得了，她能听到身旁的我从土里发出微弱的喊声。正是她与男兵的对话，才知我们班人怎样睡、头冲哪，把救援的人引到我这，使我比较早获救。

　　我伸手从被子上拉出棉衣穿上，又从被子下部抽出军裤穿好。由于早晚天气很冷，大家都是穿新发的衬衣衬裤睡，我把所有衣服都压在被子上保暖，所以知道它们的位置，鞋袜是不可能找到了，我光着脚站在冰冷不平的废墟上。

　　黑暗中隐隐看见男兵救人的身影，我犹豫着是不是过去帮助救人。这时排长突然从黑暗中闪出来以命令的口气大声说：“你们俩赶快出去，到房前的空地上去！”当时冷风嗖嗖，我身上微微颤抖，周围杂乱又看不清，于是我听从排长的命令，与王福萍手拉着手，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废墟。

　　刚到平地，先出来的战友张鲜华就哭着跑过来对我们说：“王文琼（昆明人）死了，***也死了。”我听后心里一惊！忙由张鲜华带着我和王福萍找到地下军被上躺着的战友身边，只见王文琼双目紧闭，头发脸上全是土，身上还是暖的，喊她摇她却不应，难道——这是真的？！

　　身旁已升起一堆火照亮场地，没有时间更多想。在我前面大概已先出来3、4个女兵，看着男兵们紧张救人的身影，我站在那里急得不知所措，猛听到有人喊我们快去叫人，我立即转身（还有左兰芳、郭淑芬）到房前不远处一堆围坐衣物旁的工兵团男兵那里叫人，让他们过来帮我们救这边的女兵，可是他们有的在哭，有的披着被子站在那里不动，可能已经吓傻了，我们喊不动。无奈，我们只有退回来，见到又有新的战友被男兵背出来，我们赶忙铺好被子把她们放下，男兵又冲回去了。我们被指挥着赶忙把已昏迷战友的口鼻耳道疏通（全是土），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水没干…….

　　我看见杨京玉、魏昆华也相继从废墟里钻出来，她们在我左边。听说她们上面刚好有房梁架住，从土里先被刨出头后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又不断有人被背出来，被子不够用了，有人叫我们先出来的几个赶快去找被子，我跑到附近十几米远的地方抱来两床，又向远一点的地方走去。 

　　我们的房北面是东西各一排未倒的二层教学楼，楼前空地上一片杂乱。工兵团的男兵们同样也在忙着自救，有些人围成一堆，地上有一堆火照亮，到处是散乱的瓦砾、折断的木条，也有一堆堆的被子衣服。有人披着被子坐着，也有人躺着，手电筒在黑暗坍塌的楼前上下不停地晃动，不时听到叫人的呼喊声。火光下我看到地上有玻璃渣和带板的钉子，便从地上捡了一双大线袜穿上当鞋；我在一堆衣物旁拉出被子，却被另一头坐着的男兵拉住了另一角，只见他在哭，说的地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知他不让我拿，我急着冲他喊：“那边还有人救出来没有被子盖！”他不理，我只好掉头又找别的方向。

　　当我抱着被子回来，段排长又背出了廖慧琴（昆明人），只见她双目紧闭，头发散乱，脸上的泪水沾着一道道灰尘……（可以想象她出来前绝望的心情）。工兵团的卫生员赶来了，他立即拿手电筒照她的瞳孔，好像她出了一口气，连领导立即命令抢救，卫生员迅速从卫生箱中拿出一管针，解开衬衣，俯下身用力撕开她的“小衣服”，针头朝左胸口推下去………他打的是强心针，可惜廖惠琴再也没有醒来。

　　崔亚莉是比较晚些背出来的，她出来时闭着双眼，脸上是花的，鼻子周围有些黑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们赶过去帮她擦脸，也许是冷风吹醒了她，一会儿正要把她挪一个地方（因为满地是人，要为新出来的人腾地方），她忽然说话了：“我是活呢（昆明口音）”。我们听到后很高兴，因为又多救活了一位战友！

　　翟伟华被背出来时好像受了伤，一动胳膊就喊痛，她和卢玲芳（腿部受伤）等几个伤员被抬往一处，天还没亮就被卡车接走了，听她们说后来被送到昆明的43医院，伤好后才归队。

　　抢救后期我看到靳秀爱班长从她们班废墟处急匆匆地赶来，环顾四周见人就问：“班长呢，见到赵班长了吗？”我们直摇头，都不敢证实赵班长的确切消息……

　　大约三、四点钟，开始清点人数了，只见魏昆华穿着白衬衣从地下牺牲战友的被子里掀开一角钻出来，我们开始还以为她是负伤的，后来才知道她是出来后因没穿棉衣冷得没地方待，才钻进难友被子中的，大家赶忙帮她找件棉衣穿上。我们几个活着的人站成一排由靳班长点数，另一边副队长、排长、卫生员打着手电筒蹲下去再一次查看有没有遗落的。

　　实际上女兵当时只要一出来能说话的就都活了，而一出来已昏迷不醒的没一个能抢救过来。我见到卫生员给昏迷的人做人工呼吸，可惜那时除卫生员外别人没有抢救知识，时间就是生命，卫生员本人也是刚从死亡线上过来（天亮后听他自己说是从窗户跳出来的），到我们这里抢救比较晚。李琳的左手背受了伤，郭淑芬的手也被擦伤。我没有负伤，要死也是闷死，而难友们当中大多也属这种情况，只有少数人是脸被砸得变了形的。

　　抢救工作已结束，整个场面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我捡到一双大码的解放鞋先穿上（当时大家的鞋都不合脚，有的一只大、一只小，有的没有裤腰带，用宽背包带系着），我们个个灰头土脸，神色黯然。

　　我们几个女兵在竹丛边站着，不远处是倒塌的围墙，黑暗吞噬着大地，看不透围墙后面还隐藏着什么。人们没有更多的语言，火光映照着战友们的身影，已经听说可能是地震。不过没有多久，又传来命令要求把火灭掉，说是防止帝修反趁机发动侵略战争，怕火光暴露目标引来敌机轰炸。那时中苏边境紧张，美越战争正在进行，云南地处边疆，部队随时都在绷紧战备这根弦。

　　黎明前的黑暗非常寒冷，也许是刚刚经历的一切太突然，我们站着都禁不住打起冷颤，心冷、身冷……好想上厕所，一问，大家都憋得慌，可是我们谁也不敢离开人群往黑暗中走半步。报告了靳班长后，经批准，我们找了两张白单子就地围起来……据战友们回忆和我的经历，那是一场受惊后又憋又尿不出、心里又急、平生最长时间的一次解手。

　　（三）

　　天慢慢亮了。

　　靠北的空地上清晰地看到遇难战友们用绿军被包裹着躺在那里。北京的吴小莉走了，她是新兵集中时我认识的第一位伙伴,同来自北京，一样单独坐飞机到昆明，同分到一个班。她与我一样高，人长得白胖，性格开朗，短短几天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几小时前军民联欢她还代表部队登台吹口琴，可此时再也听不到她朗朗的笑声。与王福萍一块来的北京兵李军也走了，她走时刚14岁。给我留下印象深的还有薛伟（昆明人），她比我们年龄稍大，爱说话，显得懂事很多。宋秀荣，来自贵州遵义，皮肤略黑、人长得俊秀，她们几个（遵义的）一来就会帮厨做好事，要求进步。还有解新（昆明人），一双大眼睛、人长得白净、嗓子好爱唱歌。姐妹们一排排地睡在那里，再也不知世间所发生的事情……

　　房子已变成了土块、瓦砾及各种粗细木条板块，对面的二层教学楼虽还站在那，但也歪歪扭扭，不是缺这个角就是少那面墙，有的楼上地面倾斜，窗户及所有东西全抛出去……整个学校被毁了，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我们开始了解到：住在教学楼后面的159部队男兵班段排长和班长雷清平在地震时醒了，一看房子快塌了，立刻喊醒男兵叫他们赶快往外跑。有的男兵还问打不打背包，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所有男兵抓上衣服都跑了出来（他们睡上下床，地震时摇晃比较大），房子是在他们跑出来以后才塌的。整个现场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开始还以为是打仗了，余震轰轰响，人象筛子一样在地面上摇晃站不稳，由此他们想到女兵班的情况怎样了。

　　段排长先跑到我们女兵宿舍一看全塌了，立即上去叫男兵下来救人。我听到他的声音正是他在指挥男兵们从东往西救过去，那些男新兵当时也不过18、19岁，来自四川遂宁农村，早我们半个月到达新兵营，谁也没经过地震，他们在段排长的指挥下用双手刨，玻璃、钉子、瓦砾尖角到处都是，许多人手上划出了血仍然坚持。我们看到段排长双肩很脏，有很多土，军衣背后有印痕（有个女兵背出来时已失禁），我们知道他一直处在抢险救人的第一线。

　　这次地震，女兵中只有靳秀爱班长一人从废墟中挣扎爬出来，她得利于地铺旁有一上下床挡住了一些倒塌物，她出来后漆黑一片，凭听声音救出了她们班5个战友，她还听呼救声救了旁边一排房里来部队探亲的一名女家属。男兵们救到她们班时最初先挖出来的都是脚，原来她们班与我们班睡得正相反，除时间上她们班被救援得晚以外，头没冲墙根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房梁塌下来在屋子中间）。我们班女兵牺牲了5个，她们班牺牲了10个，损失惨重。

　　工兵团的男兵也有不少牺牲的，当时差不多大家都在自救。

　　天大亮后，连领导指挥男兵们把所有牺牲的战友抬到学校西边的半山坡上停放，听说不能让老百姓看到部队死了哪么多人。

　　我们几个女兵在靳班长的带领下到炊事班帮厨，炊事员冒着余震的危险从半坍塌的房中翻出大米。因为停电停水，我们到校外的稻田里打水清洗锅碗瓢盆，那稻田的水看似清亮，可是在地震前我亲眼见男兵们在那里刷鞋洗衣，可现在我们却用这个水洗碗煮饭?答案是肯定的，特殊时期，一切都不能讲究了。炊事员很快在空地上搭起灶台，架起了行军锅。

　　上午9点多钟，全体新兵营人员集合。我记得在一片废墟下，大家错落不平地站在那里，围成大半个圈，一位约三四十岁、右侧额头上贴着白纱布、头带军帽，左胳膊上打着吊带，身披军大衣的首长站在半高处跟我们讲话。他的皮肤黝黑，声音嘶哑但很坚定，不时地挥着右手加强语气，他说：“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困难处境，拍来了慰问电，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将派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我们。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一定能战胜眼前的这场自然灾害！我们要保护国家财产，克服困难，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决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

　　首长的讲话使我振奋了精神，了解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有组织有党的领导。而那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增强勇气，给予战胜困难的力量啊！昨晚地震被救出来后我还曾幻想：“说不定天亮后就会有卡车把我们运到昆明或别的什么地方，离开这块可怕的土地。”而上级要我们就地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这才使我的头脑清醒些。首长还传达，要我们做好迎接更大地震的准备，时刻提高警惕，保护国家财产，遵守组织纪律，不怕苦，不怕死，继续革命，战胜天灾，为死难烈士报仇！在这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工兵团的一位副团长，昨晚地震后负伤，今天又到我们这里鼓舞士气。当时的这一幕，印在我脑海里至今不能忘。

　　散会后我们集合开饭（只有酸腌菜和米饭），饭后男兵们全部坐车到三、四十公里以外的峨山县小街公社水车田大队救援老乡去了。我们几个女兵由靳班长带领来到原住地的废墟下开始清理物品。

　　我们女兵住的这排房共三间，中间一间是库房，我们两班分住东西两头。我是赵爱婷这个班的。赵班长当年才23岁，是1964年的老兵，也是军队干部家庭出身，原是军区通信总站话务连的，听说她带完新兵回去后就会提干。赵班长眼睛大大的，脸上少许雀斑，她带领我们这些新兵住进这间空荡荡的房子时，屋里什么也没有，地是破损潮湿的。我们领来稻草帘子铺在地下，上垫一个薄薄的小黄褥子，南北顺墙根两大排通铺，中间是过道，赵班长叫我们头顶墙根睡。没想到赵班长的这一安排，为我们班好几个人留下了生存机会。

　　原来我们在清理铺位时，发现南墙向外塌，墙根部1、2尺没有全倒，架住了倒塌的房梁，土坯、瓦砾相对少些，而这一排人的头部刚好在墙根下（包括我），我是从东边数靠南排第三铺位（第一铺位的刘军牺牲了，她来自云南蒙自），我左右的人都活了。而我们的班长睡在北排门口，我看到她那个位子土堆很厚，听男兵说救到赵班长时她还有气，说了一句：“还有许多阶级姐妹……”就与我们永别了（如果抢救及时的话她还有希望），多好的班长啊！ 

　　我们在废墟中挖出有用的物品归类、打包，还有许多牺牲战友的遗物，我们把它们一一收好。

　　（四）

　　白天很快过去，夜幕再次降临。

　　我们把挖出来的被褥、塑料布、雨衣、水壶、书包等用品往学校后边的山坡上搬。山坡上有一片竹林，在竹林间我们清理出一块地，把塑料布、雨衣垫在底下铺上褥子。上级要求我们不脱衣服鞋帽睡觉，以便夜间出现大地震时好逃生。还叫我们不要扎推，注意脚下出现的裂缝及时躲避。

　　夜里我们用手电筒照明。站在竹林中，可以望见西边山坡下不远处黑压压、阴沉沉的一片，我们牺牲战友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

　　当段排长帮我们安排好住地，检查完要准备离开时，我们这些刚经历生死的女孩子们围住段排长希望他不要走。大家七嘴八舌地要求他留在我们这排睡，当时靳班长也在，她怕我们夜里解手没人壮胆，因此也留他。其实，在我们女兵班的上、下、右方不出5米、10米远都睡着一排排的男兵，都是新兵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留段排长有什么不对，因为排长是领导，有他在我们就觉得安全。段排长在我们的请求下无奈只好答应，卷着铺盖睡到了女兵班的最西头。因为地势原因，他比我们睡的高出一块，由于地不平他还在铺下垫了几块砖头，与女兵中间隔着一些被服行李。我们觉得有他在心里就踏实，还说夜里要地震就跟着段排长跑。大家都没想到这件事为以后发生的事留下了一个遗憾。

　　从凌晨地震开始，我们谁也没有休息过，快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倦。我们穿着棉衣军裤肩并肩地挨着睡，两人合盖一床被子。夜里我被两侧的人挤醒，原来地不平，我被挤到了洼处。我用力推开压在我身边的赵红，她转过身，用胳膊肘挥了一下，刚好打在我嘴唇和门牙上，我是又痛又困又无奈。第二天问她，她在梦中全然不知。

　　震后的第一夜平安过去了。

　　第二天就下起了雨，有时还很大，电闪雷鸣的，时停时续。我们抓紧时间把废墟里的木板条子整理出来，一趟趟地往山上搬。我们在竹林里拼起了木板，用塑料布、雨衣、背包带拉起棚子挡风遮雨。

　　这期间我们的工作是收拾整理战友的遗物，把从土里挖出来的军衣床单拿到河边去洗，然后晾晒叠好准备交给上级处理。在去河边的路上我们看到老乡的房子东倒西歪，大地明显震出一条条长长的裂缝。在河边我们不顾水凉都洗起了头，因为每个人的头发缝里都是土，痒痒的。后来搜出的衣物太多，领导决定不洗了（同时也怕瘟疫），全部在河边烧毁。段排长还叫我们搭厕所，我们谁也不会干，但在排长的带领下，居然简单实用地搭好了。

　　休息时，我们坐在林边的山坡上，远远望见附近几个方向都有老乡抬着包裹上山来，二、三人不等，零零散散，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远处随风飘来女人隐约的哭声时，我们才明白那是他们上山来埋自己震中死去的亲人，好伤感啊！峨山这片彝族人民聚居的土地，36年前（1934年）就经厉过一场大地震，死了好多人。当年我不到15岁，觉得36年前很遥远。而38年后四川汶川又大地震，做为过来人，我深知地震带给人们的伤痛，同时也感到现在的救援条件真是比过去好多了。

　　昆明牺牲战友的部分家长前来与遇难的孩子告别，看到刚离开身边没几天的孩子，母亲们忍不住失声痛哭。牺牲战友解新的爸爸拿出一块白手绢盖住女儿的脸不忍看下去。郭淑芬和杨京玉的母亲来到峨山，却发现一个是遗物送错、另一个是因同姓而搞错名字，见到活着的女儿后她们悲喜交加。地震后领导上不让我们马上给家里写信，怕亲人们涌来看望增加意外，外省来的家长都挽留在昆明。我只匆忙给在北京的同学曲江萍写了一句话，让她转告我父母峨山地震我没事。当时我们身边有北京的医疗队，听说有人要坐飞机回北京，我就托他们把信带回北京后再发。我是10天后才给爸爸妈妈写信讲明情况的。后来我才知道家中的焦急，爸爸瞒着妈妈又发电报又打长途电话，可是线路均不通。记得刚入伍时我就把长发辫子剪掉，与一些用不着的物品装上手提包寄回家去，地震后包裹刚好到北京，妈妈打开看到辫子还以为是我的遗物，伤心了好一阵。

　　军区慰问团和医疗队来峨山中学看望我们，我们在废墟旁开了欢迎大会，首长们用力的握手传达出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云南省军区的黎锡福司令员叫人找到我，令我十分意外！我高兴地握住黎伯伯的手。原来我从北京到昆明当兵找的就是黎伯伯，曾两次去他家都没见到。我父亲不是直接认识伯伯，可一地震他却来到峨山中学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后来才知道他是昆明军区赴地震灾区慰问团的团长）。

　　靳秀爱班长震后脚被钉子扎伤，她忍着痛和两名女兵左兰芳、李琳给遇难战友们换新衣服、洗脸、釘领章帽徽（后来还有赵红），并给她们的衣兜里放上写好的名字。

　　1月7日上午，是牺牲战友出殡的日子。我们全体人员排成整齐的队列，领导致了悼词，全体人员默哀。工兵团运灵柩的大卡车都拉上了雨篷停在峨山中学大门外，车两边扎有白纸花。男兵四个人一组，一人拉白床单一角，上面放着用新绿军被裹着牺牲战友的遗体，排着队从学校西边的山坡上下来，放入用木板钉的一个个长木箱子送上车去（箱子虽简陋，但比起老百姓连箱子都没有还是好多了）。我们站在两侧默默地注视为她们送行，心中无比难过。

　　这次大地震，新兵营共送走108位年轻的烈士。

　　（五）

　　地震后几天，经常有部队干事找我们谈话，问我们有什么好人好事、英雄事迹等。每当这时，我们都争先恐后地讲：“我们靳班长最好了，她一人救出我们5个战友！”于是，李琳、左兰芳、赵苏京、郭淑芬她们就详细讲起班长救她们的经过。的确，地震后靳班长成了我们的主心骨，她带领我们做这做那，大家有什么“活思想”都向她讲，她带领我们读得最多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阶级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段话成为我们战胜生死关、困难关的精神食粮。

　　靳班长当时才20岁，1969年3月入伍的北京兵，工人家庭出身；她性格温和沉静，吃苦耐劳，平时胆子并不大。她临危不惧救人的事迹被营、团层层上报后，昆明军区给她荣记了一等功。后来她还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破格提拔为副指导员和昆明军区通讯总站政治处副主任，退休时为北京军区副师级干部。我们都为靳班长成为一名女英雄而骄傲！

　　采访中，我们提得最多的另一个人就是段应果排长。他1961年兵，瘦高个子，肤色较黑，长得有点像电影《五朵金花》里哪个寻找金花的白族青年。他本人也是白族，话不多，总是默默地带领我们工作，我们觉得他至少也得立三等功！可是那个时期，由于以上一些原因被误解，他没有立功，这成为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他永远是一个功臣！如果没有他组织男兵抢救，就没有我们女兵班10人的生还。他、还有新兵营连领导（都记不起姓名了）都给了我们新战士十分的关怀，使我永远难忘。

　　地震后的第8天，我们终于领到了红领章、红帽徽，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家高兴得又唱又跳、互相拥抱，立刻在竹林里飞针走线地钉起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要用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了。

　　靳秀爱班长还召集我们开会，评比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好的同志，记得有左兰芳、李琳……还有男兵班的班长雷清平，副班长谭维富等。虽然没有我，但我不灰心下次争取。现在翻开我的日记本，满篇都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争取评上五好战士，争取早日入团入党。”“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经受住考验。”“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决不辜负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等等、等等。这些话语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也是我发自内心真诚追求的。

    （六）

　　在峨山中学的山上露宿了10天后，我们离开新兵营搬到了159部队的站部。

　　站部在昆明至思茅的公路边，这里也是废墟一片，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听说肖金海副教导员三个孩子死了两个，老伴也受了重伤。他的大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大，他老伴伤好回来后见到我们女兵总是哭，后悔没把女儿送出去当兵躲开这一劫。

　　我们住了几天帐篷，并在男兵的帮助下亲手盖住房。这是在废墟中清理出的一块平地，用木头支起一个长三角棚子，顶上铺牛毛毡，地面用木板拼起两排通铺，最好的就是有了电灯有了门，有了一块能私密的地方。伙食比在山上好多了，我非常知足。

　　我们每天的工作仍旧是清理废墟，传土坯（一块有5斤重）、起钉子、敲石头、抬木头。听上级说峨山县城和部队地址都有了新规划，我们又来到新站部平地基、清理杂草石块，还上小山坡捞松毛。每天早上6点起床，往新站部装车运物资。有一次我与靳班长搭档扛一根木电线杆，一上肩——哇，好沉那！我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幸亏天黑没人注意，我坚持扛到了卡车前卸下。我们还和泥、打土坯、很快在新站部盖好了四间简易房。这些房都是防震的，墙是用条子编成，用泥巴合松毛把缝封住，房顶架椽子用牛毛毡铺，屋周围挖排水沟。我看那些男兵都是劳动能手，他们盖房子什么活儿都会。

　　在重建家园的劳动中我们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此时不断有老乡挑着蔬菜水果敲锣打鼓地来部队慰问，我们欢迎和送走了一拨又一拨，驻地到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我们去工兵团开军民联欢电影晚会，首先放幻灯表彰地震中英雄事迹，还一口气连放三个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列宁在十月》、《创伤》。我们困得不行，但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回到站部一、二点，又集合传达说这两天可能有强烈地震，要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靳班长常外出开会作报告，她一回来我们就很高兴，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围着她问长问短。班里陆续补充了一些新招来的女兵，有两个是接替牺牲了的姐姐来参军的。新调来了老兵宁景英当班长，生活正规化了一点，除了每天劳动外还有操队列、练习站岗和紧急集合。

　　这一段时间我病了一场，开始是感冒发烧，烧退后只吃得下稀饭放点盐。有一次走路到工兵团列队开会，我眼前白光忽闪差点晕倒。战友左兰芳陪我到工兵团卫生队看病验血，结果是9.6克轻度贫血，开了一堆药。连领导叫我休息几天，我帮战友们打洗脸水、灌水壶、帮厨、冲厕所，开班务会时大家说我带病坚持工作受到表扬。总之，我从一个散漫的学生过度到了一个懂得追求、要求进步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慢慢成长起来。

　　1970年3月3日，我们结束新兵连的生活，我被分配到一个天空狭窄、四周杂树长藤缠绕、有着神秘气息的大山里。老兵们捧着火红的杜鹃花夹道欢迎我们,女兵们看到鲜花都惊叹不已！从那一刻起，我就被山里新奇的环境和火热的连队生活所吸引，从此开始了我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为军队工作的每一天。

　　（七）

 　　四十五年过去，与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是无比幸运的。也许就是那场残酷的地震，把我锤炼得坚强而勇敢。

　　1977年退伍后，我到广州美院和北京画院学习，用毛笔抒发心中的情感,我多次画山里的红杜鹃以寄托军旅情怀，那火红的颜色象征着我青春无悔。2013年夏我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战友们从祖国各地前来祝贺，我感到十分的快乐和荣幸。

　　2014年10月23日，住在昆明市地震被救出的女兵崔亚莉、赵红、杨京玉和一些159部队战友辗转找到段应果排长，专程到大理去看他，此时距当年新兵连分别已44个年头（段排长后来提拔为连长、营助理员，1980年转业回大理工商局，退休后正安享晚年）。他变老的容颜和对战友们的热情，以及不提当年勇的姿态使女兵们再次感动，她们表达了对段排长的敬意，也代表了我们分散在祖国各地被救女兵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此我要感谢1968年重庆兵雷清平班长（地震荣立三等功），1970年四川遂宁籍战友：蒋全清、贺泽全、刘春义、刘柱志、文清友、邓崇国、唐泽贵、邓永福、罗仁光、俞真元、唐文金、陈文红、罗年松、罗教富、杨志富、谭思学、邓胜光、郑邦付、吴明生、谭维富。由于当年我们男女有别，好些男兵甚至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退伍后就更不知他们生活在哪里，如果当年没有他们的营救，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怀念逝去的战友，她们的容貌像花儿一样。

　　我们从地震的废墟中走出，那是我青春开始的地方。

   图片说明：

   图1、1970年2月我在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露天照相馆照的参军后第一张相片，寄回家后爸妈说：“黑了、瘦了，但是比过去成熟了。”

　　图2、 1970年1月地震后左兰芳（左）和班长靳秀爱（右）在新站部。

　　图3、 1970年2月，在老站部我们亲手搭的三角棚前，董华教导员与部分女新兵合影，从左至右：李琳、崔亚莉、吴志红、班长宁景英、赵苏京、张鲜华、卢玲芳。

　　图4、新兵连结束前与战友们合影,从左至右： 唐翠波、左兰芳、 陆琴、 赵苏京。   

　　图5、2007年9月，159部队部分战友从祖国各地回云南峨山老部队探望。在昆明相聚时，经历地震的女兵们一起留影。看着大家活蹦乱跳的，其实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出土文物”。左起：杨京玉、翟伟华、李琳、魏昆华、郭淑芬、赵红、崔亚莉、唐翠波。

　　图6、2010年10月，159部队的部分战友相聚北京，经历过地震的女兵们再次合影。前排左起：赵苏京、卢玲芳、班长靳秀爱、魏昆华、杨京玉。

　　后排左起：左兰芳、崔亚莉、赵红、陆琴、唐翠波。

    作者唐翠波2014年12月25日写于北京

    （2017年4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