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处暑”的头一天，凉爽的秋风吹走了暑热，肥美的鱼虾堆满了芝罘湾畔的大小码头，这是公元1861年8月22日。对于芝罘来说，惊天动地的变化，正是从这一天悄然开始的。

三年前的五月初八，也就是公元1858年6月18日，大清王朝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吉利王国驻华公使詹姆斯·布鲁斯（小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不久又增加了天津。

忙碌的渔人并不知晓，正是由于这件事，芝罘这个当时只有万把人的散落渔村，迅速成为了近代史上的著名城市。

咸丰十一年（1861）初春，一位身着朝服的人陪同一个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来到了芝罘百里开外的蓬莱，那里是登州的府治。他们一个是受命山东巡抚文煜的候补知府董步云，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小额尔金刚刚委派的驻天津领事马礼逊，此行目的是考察在登州的开埠事宜。

时令还不到“惊蛰”，马礼逊站在蓬莱阁上向海面一望，北风迎面扑来，冻得他浑身一哆嗦，这个来自英伦三岛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立刻领教了渤海湾畔的“倒春寒”。

他又向东边的登州水城俯瞰，只见海水很浅，口门太窄，港池是为小型帆船停泊设计的。然而，万里之遥的欧洲，来华贸易的商船大都在千吨以上，恐怕连水城的门都进不去。而水城外面的水域，又没有船舶避风的场所。

马礼逊失望了，董步云也摇起了头，他们的目光慢慢转向了东边，芝罘湾渐渐进入了二人的视线，那里属于黄海水域。 

芝罘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很久的年代以前，如今人们十分熟悉的芝罘岛却孤悬海外。后来，由于夹河经年不息地冲击，最终由东南向西北拉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让这座孤独的小岛贴近了海岸，变成了一座陆连岛，鬼斧神工般造就出了一个美丽的海湾。

马礼逊和董步云登上那时还不著名的烟台山，极目远眺。北面的芝罘岛，犹如一个硕大的灵芝，横卧海中，挡住了辽东半岛冬季刮来的劲风；东北方向的崆峒群岛，兀峙海面，在左右两侧分别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海口，每日目送着渔船的起锚归航。

就是这里了，两人四目相对，一下子都相中了这个地方。马礼逊很快返回北京，向小额尔金报告了考察情形，经过与清廷的沟通，开埠的地点移到了芝罘，马礼逊也顺理成章地从英国驻天津领事变为了首任驻烟台领事。这一天，就是本文开始时叙述的那一天。

马礼逊的父亲老马礼逊，是西方第一位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的英国人，还曾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辞典——《华英字典》，并且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小马礼逊就出生在那里，他对中国比他的祖国还要熟悉。 

就在马礼逊到芝罘考察的这一年，咸丰皇帝驾崩了。一年半以后的同治二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1863年3月23日，“春分”时节，山东省第一个海关终于在芝罘设立。当时山东尚有“东省”之称，海关遂定名为“东海关”，后来“东省”这个概念才慢慢变成了“东三省”的特指。

同治二年（1863）“立秋”不久，东海关首任税务司、英国人汉南来到了芝罘。他告诉友人，自己居住在一个景色妙不可言、气候首屈一指的好地方。

依据“凡中外商船税务皆与地方官会办”的规定，管辖登州、莱州和青州的“登莱青兵备道”，也从莱州东迁到了芝罘。

开埠之后，马礼逊在芝罘相中了烟台山，第一个把领事馆建在了山上。烟台山上修建的第一条道路曾经的名字就是“Morrison路”，汉语为“履信路”，后来改成了“历新路”。

烟台山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只有50多米，由于紧靠北海岸，人们习惯叫它“北山”。明代“奇山所”建立后，在“北山”设立了“狼烟墩台”，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北山”的称谓则慢慢变成了“烟台山”。

就是这么个七八公顷的地方，很快就聚集了英、法、美、日等十七个国家的领事馆，形成了亚洲最为密集的领事馆建筑群，很是热闹。而以芝罘为中心扩展的烟台，也渐渐享誉海内外。

有意思的是，远在南边几千里外的东海之滨，一个面积接近四万平方公里的海岛，因为同一个原因，也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紧锣密鼓地筹办着开埠的事情。

咸丰十一年（1861）“小暑”时节，略晚于马礼逊，另一位洋人在酷热中抵达了台湾，他就是新上任的英国驻台湾副领事郇和。郇和显然不如马礼逊和汉南幸运，因为彼时台湾的条件远不如内地。

郇和从打狗（高雄）登陆后，来到了台湾府衙所在地台南，想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并在西海岸的安平港开埠。但他到了安平一看，滩涂延伸，航道淤塞，大型船舶靠港十分困难。当地的百姓，又因为荷兰人入侵的缘故，对洋人并不友善，加上他水土不服，只得怏怏不快地返回了厦门。

三个多月后，台湾的气候舒适多了，郇和又一次踏上海岛，来到了北边的淡水。同治元年（1862）盛夏，他终于在淡水河岸的“沪尾”设立了第一个“洋关”，这是台湾岛上最早的开埠之地。

“五口通商”之前，清朝的海关主要征收中国民船的关税，俗称“常税”；五口通商之后，新制海关专门征收外国商船的关税，俗称“洋税”。于是慢慢也就有了“常关”和“洋关”等称谓。

开埠之初，出入关手续是依照贸易的繁盛程度次第办理的。当时的洋商主要是英商，由于语言的制约，通关事务往往由英国人一手包办了，清政府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后来，懒得麻烦的清廷，干脆就把“洋关”委托给了外国人管理。

咸丰四年（1854）暑热时节，朝廷委托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科尔和法国人史密斯组成了大清关税管理委员会，这是清朝新制海关的起源。

十年后的同治三年（1864）秋天，英国人赫德被任命为大清海关的第二任总税务司，他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四十五年。平心而论，新制海关，恰恰是大清所有衙门中效率最高的机构。

商人们的鼻子比猫还灵，闻听台湾开埠，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但他们并不只从“沪尾”泊岸，而是哪里方便就到哪里。

面对税收的流失，闽浙总督左宗棠上了折子：“台湾府城海口，查明淤浅，难以开办”；而‘鸡笼’（基隆）、‘打狗’两处，“既有洋船停泊，应一律添设子口，均归‘沪尾’正口管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海关税务司协调后，决定增设副税务司一名，专管台湾四口税务，皇上很快准了。

“鸡笼”为淡水外口，“打狗”为安平外口，于是台湾一岛商埠，名为二口，实为四口，并且深入到了台北的老城区艋舺。

郇和在淡水呆了一段时间，由于距离台湾府衙太远，交涉不便，同治三年（1864）又把领事馆迁到了台南，而把“淡水”改成了办事处。

同治四年（1865），郇和升任领事。由于“打狗”水深港阔，商船大都愿意当成首选锚地，于是他干脆移驻到登特（Dent）公司驻泊打狗的鸦片装卸船“德奈”号上办公，那个时候，鸦片贸易已经合法化。第二年，他终于正式在“打狗”修建英国驻台湾领事馆，这里一下子热闹了。

郇和没有他的同胞马礼逊那么走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岛上只有英国一国的领事馆，直到二十年后，德国人才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台湾设立了领事馆，而美国人干脆就直接把驻台湾的领事馆设在了厦门。

郇和为了排遣寂寞同时增加收入，还代理了其他国家的领事事务和“洋关”业务。因为开埠之初，领事往往身兼数职。烟台山上虽然有诸多国家的领事馆，但人家郇和一人就顶了十几个人，以少胜多，也是趣事。

“打狗”命运的改变，如同芝罘。蓬莱水城由于条件不具备，开埠地点东移到了芝罘；台南安平港也是如此，开埠地点最终南迁到了“打狗”。

2019年暮春，风和日丽，我来到高雄西子湾畔，一个狭长的小岛顿时吸引了我的目光。当地的洪先生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旗津半岛。让我感兴趣的是，岛上不高的山峰上也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灯塔，与烟台山上的灯塔十分相似，我感到两座小城的距离一下拉近了。

（图一：白色的为烟台山灯塔，右上角黑色的为猴矶岛灯塔）

旗津半岛与芝罘半岛一样，也是港湾的屏障。我问洪先生“旗津”何意？他说不上来，又问了许多当地人，也是含糊其辞。

后来转到高雄的“中山大学”，一位学者模样的老先生告诉我，屏东县北边有一座“旗山”，高雄港在旗山之阳，我豁然开朗。“津”字就好理解了，渡水的地方。“旗津”者，旗山南面的码头也。

从西子湾的西北侧乘坐摆渡船，我们很快来到了东南方向的旗津半岛，风中不时飘来阵阵腥咸的味道，让人感到这里如同故乡一样亲切。

沿着逶迤的山路，不到半小时，我与同行的一位也叫刘援的先生登上了夕阳之中的主峰。这里的海拔也就几十米，与烟台山的高度相当，举目四望，天蓝海蓝，高雄港繁忙热闹。

旗津灯塔位于主峰之巅，塔身的铭牌告诉人们，该塔始建于光绪九年（1883），比烟台的灯塔要晚，这其实在意料之中。中国最早兴建的三座灯塔，就有烟台崆峒岛上的卢逊灯塔，另外两座分别在宁波和天津。

灯塔被誉为大海上的眼睛，但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却没有这个概念，它是开埠后的舶来品。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宁（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到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及续约确定新增十一个城市。二十年不到，华夏大地的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了十六个。

面对大好的商机，世界各地的商船穿梭般地往还。为了航行的安全和贸易的便利，大清海关决定在对外开放口岸的航道上设置航标。

赫德就任大清总税务司伊始，就将“各口所收船钞拨给十分之一，作为改善航标的基金”，迅速推动了中国沿海沿江灯塔的建设。

同治六年（1867）开始，东海关自西向东，先后在烟台建立了屺姆岛、猴矶岛、崆峒岛、烟台山、旗杆嘴、赵北嘴、成山头、镆铘岛八座灯塔，其中后四座位于如今的威海境内；《马关条约》之前，台湾海关也先后修建了渔翁岛、鹅銮鼻、旗津、淡水及安平五座灯塔。

赫德建造灯塔下足了功夫，所有的图纸都是延聘英国著名设计师完成的。烟台的灯塔中，最著名的是光绪八年（1882）在黄渤海间长山列岛之猴矶岛建成的14米高的黑色灯塔。

我曾数次登上过猴矶岛，每次都要到灯塔转悠。守塔人告诉我，塔上所有的材料，包括每块条石，全都是在英国制造完毕，试装成功后再拆卸运过来的。每块条石上都有编号，并且凿有纵向的透孔，按编号垒砌条石后，透孔上下相连，形成了条条管道，再将熔化的铅液灌进那些凿入基岩的管道之中，铅液冷却后就变成了一根根粗大的铅棒，把条石与基岩牢牢地“焊”在了一起。 

　　旗津灯塔的建造似乎也是如此，它的外观呈八角形，围着塔身转了几个圈，感到了它身躯的伟岸，眼前浮现出了它在暗夜里、风雨中不断闪烁的眼睛。

　　灯塔的颜色一般都是根据海况确定的，以黑色、红白相间或者白色为基调，船长只要打开海图，一对照就可以定位了。巧合的是，烟台山灯塔和旗津灯塔都是白色的，这也许是两座小城的又一种缘分。

不过，烟台山的灯塔最早是同治七年（1868）建造的简易导航灯楼，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灯塔，但它却是烟台唯一建在城市中的灯塔。

春日的清晨或是傍晚，我喜欢来到烟台山上，那里的白色灯塔迎风而立，在海天之间耸入云霄。登临塔顶，蔚蓝色的芝罘湾就会迎面扑来，让人想起了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图二： 山巅最高建筑为台湾高雄旗津灯塔，右上角为灯塔近照）

看到旗津灯塔，我也想一探究竟，然而它的内部不对游人开放。软磨硬泡，守塔人惊异于我的灯塔知识，终于网开一面。

攀爬上顶端，凭栏远眺，只见西南方向，海天一色，纯净明澈，仿佛置身大洋深处，辨不出蓝天还是碧海，令人有些眩晕，想起了“海的颜色是天空折射的”那句充满深意的话。

伫立塔顶，微醺的暖风，不时轻抚肌肤，那种体贴，使人感到温润和迷醉。波平如镜的大海，如同一幅巨大的蓝色绸缎，任凭我的思绪在上面自由地滑翔。

望着宽阔的大海，我想起了台湾诗人余光中，他的名句“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虽然将经年累月的期待化作了平淡，却让人读出了太多椎心泣血的感慨。那湾海峡，曾经融进了多少悲欢离合啊！

这又让我记起了不久前读到的桑溪的散文《芒草芒草》，在她细腻的笔下，一大片芒草顷刻间就在我的眼前摇曳生姿，很快又幻化成了电影《太平轮》中的镜头：

韩国演员宋慧乔饰演的周蕴芬初到台湾，面对铺天盖地的芒草，惬意地在原野上奔跑，曼妙的身姿随着起伏的芒草若隐若现，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大海之上，那个画面长久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只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那艘命运之船就会倾覆在深深的海底……

久居芝罘湾畔，我已对南方感到陌生。但少年时的情愫，顷刻间就在高雄唤醒了。三十多年前，读岭南作家孔捷生的小说《南方的岸》，一看题目中“南方”二字，心里就感到了亲切，现在似乎又有了那种莫名的冲动，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高雄这座美丽的小城。

不过，历史上它为什么叫“打狗”呢？也是孤陋寡闻，到台湾之前，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在高雄“驳二艺术特区”的“诚品书店”呆了大半天后，才大概厘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高雄沿海原住民把当地的植物“刺竹”说成“大竹”，而高雄港附近就有一个叫“大竹”的地方。汉人到达之后，按照原住民“大竹”的方言读音，将之音译成了“打狗”。

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以美化的原则更改了很多旧地名，把“打狗”改成了“高雄”，因为日本汉字“高雄”与台语“打狗”发音相近。战后，日文的“高雄”又变成了中文的“高雄”，用字没变，发音却完全变了。但从汉语来理解，这个词义也不错，于是高雄的名字得以保留下来。

当然，还有“打鼓”的一些说法。不过，观光客中，有些人生拉硬拽，说“打狗”就是台湾原住民反抗殖民统治，让人有些无可奈何。

“自由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我舍弃了阿里山、日月潭等经典去处，随着高雄脉搏的跳动，探寻着它的历史深处。

也许是为了通关的方便，“打狗”英国领事馆建在紧邻旗津老码头的西子湖畔，背倚着鼓山。由于地势逼仄，领事官邸只好屈尊于鼓山之上，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是陡峭的悬崖，形同要塞，需要从北面攀援山路抵达。

走进它的院落，那种“外廊式”的建筑风格，让我想起了烟台山上的英国领事馆。白色的格子窗，质朴的红砖外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今它已变成了历史博物馆。

在二楼的展室里，我看到了一幅高雄百姓在港口欢迎“国军”从海外归来的历史照片。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在闽浙沿海继续控制着一些岛屿。1955年1月，刚刚担任副总参谋长不到半年的张爱萍将军，指挥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合同作战，很快攻下了一江山岛，台州外海的大陈岛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民国四十四年（1955）二月开始，岛上近3万国民党官兵陆续撤往台湾。

一般史料告诉我们的是，这批部队是从基隆登陆的。从便捷的角度说，乘船从浙东到基隆也是距离最短的。但这张照片下面的说明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地点在旗津半岛的港湾，只能有一种解释了，部分官兵直接从大陈岛移防到了高雄。

这张照片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历史画面，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不少学生也懵懵懂懂奔向了那个孤岛。

台湾作家王鼎钧在他的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说，山东是全国流亡学生最多的一省，枣庄峄县又是山东流亡学生最多的一县，由五所学校合并而成的烟台联合中学则是流亡的高潮，其中就包含了位于芝罘的“烟台志孚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烟台一中。

由于当时主政台湾的陈诚对内战时期的学潮记忆犹新，心存畏惧，竟然限制学生入台。几经辗转，烟台联合中学2000多师生才从广州黄埔码头登上济和轮，抵达了高雄西北侧不远的澎湖列岛。

不久，军方撕毁与校方签订的协议，强征这些参加军训的中学生入伍，烟台联合中学校长、牟平人氏张敏之先生为维护学生权益挺身抗争，被军方污为“匪谍”，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成为了一起著名的冤案。

澎湖离高雄不远，后来有些学生就流落到了这个台湾最南边的城市。原住民之外，这里主要是明末清初移居的闽南人。

天色向晚，暮霭染浓了山峦，海面上的渔船灯火闪烁，城市里的灯光星星点点亮了起来。很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也有些暧昧地开始变幻。

在高雄六合夜市的一家茶叶店里，喝茶聊天之际，得知老板的父亲就是战乱末期随烟台联合中学来台湾的学生，这让我感到了亲切。

但是，岁月湮没了往事，这位老板已经不太记得早逝的父亲曾经描述过的当年的那些情景了，几乎忘记了自己祖上山东。

他用一口鼻音浓重的闽南“普通话”一个劲地向我推销茶叶，我恰恰对茶叶一窍不通。却之不过，又想挖掘一些他父亲的故事，只得按照他的说法分别买了点“梨山”、“大庾岭”和“阿里山”茶叶，据说它们都是“冻顶乌龙”。

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当年讳莫如深，这位茶老板的父亲去世后，他的闽南籍母亲严禁触及这类话题，他知道的甚至不如我了解的多。

夜市喧嚣，满街都是“章鱼”，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巴蛸”，大概都是一类的东西。只不过台湾的章鱼体型硕大，除了烧烤，他们喜欢做成“章鱼圆子”。品尝之后，觉得是超市速冻食品的感觉，不如胶东海边的“鲅鱼丸子”鲜嫩，摊主却一个劲地吹嘘是手工制作。至于“蚵仔煎”，则类似烟台的鸡蛋炒海蛎子。

不过，“鳝鱼意面”却有点意思，意面是西餐正餐中最接近国人饮食习惯的食物，碗中的面条浇淋上中餐特色的滑嫩鳝糊，汤汁浓郁，鲜香可口。说来其实并不新奇，蓬莱的“鱼卤面”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座小城都位于海边，南北纬度虽然相差较大，食材却大同小异，这恐怕又是一种缘分。刘援来自广州，他笑着说，还是那些四川老兵发明的台湾牛肉面来得实在，一碗下肚，舒服极了，这是大陆最流行的台湾美食。

倒是街头的甜品让人有些眼花缭乱，台湾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地方，五颜六色的水果与甜点搭配起来，非常漂亮，吸引了很多穿得像花蝴蝶一样的年轻女孩儿。如今这种时尚的吃法在大陆也很流行，但不似高雄随处可见。

满街人头攒动，高雄夜市的生意真的挺好……

天色尚早，我们又去了“诚品书店”。三十年前，吴清友先生在台北仁爱路圆环植下了书店的第一株幼苗，很快就在岛内遍地开花了。

明亮开阔的空间，充满人文气质的氛围，使人不禁放慢脚步，轻声细语；咖啡浓郁的异香与书籍墨迹的清香交融在一起，四处飘逸，散发出迷人的气息，深得文艺青年的青睐。

若论年龄，我早已过气；若论心灵，则与青年相通，非常喜欢这里。据说苏州也开了一家“诚品书店”，但我却无缘相识。

在台北，我去过敦南路的“诚品书店”。初到高雄，我去了“驳二艺术特区”的“诚品书店”；现在，我又来到了“大远百”内的诚品书店，它们连锁而不复制，各有千秋。

翻书之际，偶遇一位清秀的姑娘金云萍，祖籍湖北，爷爷随国民党部队退居台湾。她看出我是大陆来的，问我去过屏东那边的垦丁没有，一口国语软软糯糯，很是好听。我说来自海边，兴趣不是很大。

她说不一样的，那里三面环海，东望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西临秀美的台湾海峡，南濒壮阔的巴士海峡，北边有大片的丛林，那是岛内唯一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一片热带风情。最南端的岬角“鹅銮鼻”与恒春半岛的“猫鼻头”遥遥相对，恰好成为台湾海峡与巴士海峡的分界线。

我笑着说，我的家乡也很美，黄海、渤海就在那里分界，烟台和大连间的渤海海峡也很壮观，庙岛群岛像珍珠一样洒落在渤海湾内，北长山岛的月牙湾、九丈崖，美到了极致。

云萍小姐有些惊讶，我话语一转，当然，垦丁是另一种风情，太平洋的季风不时撩拨着热带森林的脉搏，令人心颤。

她明白我用足了功夫，心有不甘地说，垦丁还拍过《海角七号》呢！影片结尾有句经典台词：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我呵呵一笑，那是你们年轻人的故事。

知道那部电影十多年了。不过，云萍小姐这么一说，不知触动了我的哪根神经。午夜时分，我还是拖着刘援猫到了“大远百”内的华纳威秀影院，蜷缩在松软的沙发上，细细地品味了这部得过金马奖的影片，椰风海韵，老街旧巷，扯拽着我的思绪，漫天飞舞。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片尾阿嘉和友子拥抱的那片浪漫沙滩——白沙湾。

老刘颇有深意地说，你们烟台有个月亮湾，还有一片金沙滩呀……

我笑了笑，任凭海风吹乱了头发，心回到了故乡。

两个南北相距近两千公里的滨海小城，本来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却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一系列相关事件，阴差阳错地就扯到了一起，机缘巧合，衍生出了一连串的故事，这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