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巴丹吉林戈壁，祖国西北的前沿，中蒙两国的楚河汉界。在那里与老指导员宫文祥一別，已经整整36年。

        36个春夏秋冬，36年蹉跎岁月，生命中的信息含量会有多大？无法计算。但是作为军人，戎装裹身的初始状态、如火如荼的青春故事，恐怕是最难忘怀的信息源。

        这里所聚焦的信息载体是我的守备炮团二连，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我最早的首长和战友，尤其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党代表”——指导员宫文祥。

        网络真是个好东西，36年的时空距离，在飞指之间便骤然可以拉近到眼前。前年秋天，我和战友王新民通过微信联系上了长期失散的老连长和几位老班长，便一起飞赴常州聚会，期间竟然意外地与宫指导员在视频里相见，并且畅聊了半个小时。

        隔屏对话如见其人，只是我们都在走向暮年。他说自己除了有一点耳聋，身体整体状态还不错，庆幸赶上了好时代。尤其最后一段话说的很生动，至今音犹在耳：“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没什么稀奇。我已经74岁，时髦说法是快成八零后了，传统说法则是已经接近杖朝之年。你也已逾花甲，党的领导好，百姓生活好，愿我们都好好地活着。”

        “杖朝”一词，也许年轻人所闻不多，我知道指的是80高龄。《礼记》有载：“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意思是人活到50岁时就有资格拄拐杖于人前，但身心都还在家里；60岁时就可在十里八乡走动，接受相邻们的礼遇；70岁时走到全国各地，都会收获尊重的目光；80岁上朝时都能被允许拄杖，也就是说皇帝都会尊重你。呵呵，古人很讲究礼法，那是一种传统人文的科学。咱不是古人，对“花甲”、“古稀”之说已然麻木，因为时代赋予了我们年轻的心态。但宫指导员既是我的老首长，命途中的伯乐，又到了令人尊重的年龄，自然是久别思念之人。所以我们相约，来年春天我和王新民一起到山东去看他。

         谁知一场新冠病毒袭击了地球，搅乱了世界。国内疫情始自武汉，而后扣门大江南北，以至于“村村起火，处处冒烟”，至今不得安宁。身在兰州的我，目前仍禁足在家不能远行。看望指导员的计划搁浅在了预期。

         最近，突然闻悉老指导员遭遇车祸故去了。一辆可恶的货运大卡车成了他的夺命元凶，肆虐的冠状病毒倒更像是阻断我们久别重逢的妖孽。我于悲痛之余由衷地感慨：生命一如流水，哗哗地淌过，眨眼便会无踪；生命又像风儿，呼呼而来，悄然就可能隐去。只有岁月能够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遇到过贵人扶助、师者指点，经历过磕磕绊绊、豪迈悲壮，但昂首走来一直都留着他的影子。

        约定化为乌有了，他的音容笑貌近日却每每入梦，梦里梦外尽是边关岁月的陈年旧事。将琐碎的过往衔接起来，亦然是一幅动人心弦的生活画面。

        宫指导员是山东高青县人。他小脸小眼，身板矮小精瘦，俨然没有想象中山东大汉的样子。偶遇此人，更难与军营壮士一词划上等号。然而当年的他性格风风火火，浑身上下发散着袭人的活力，胸膛里仿佛藏着一颗“火烧心”。熟悉他的人，都认可他是真汉子、真壮士、铁男人。

        他1965年入伍，次年随大部队由济南军区紧急奉调大西北，开始驻防河西走廊西端的巴丹吉林大漠戈壁腹地。历史背景是六十年代初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开启了中苏交恶的不归路，直至后来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和新疆铁列克提军事摩擦，两国关系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正是毛泽东主席以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前决定并部署了中苏边界地区未来战场建设，才有了宫指导员所在部队的“三千里移防”。面对策克口岸以南、居延海以西、酒泉嘉峪关以北，方圆几百公里无险可守的无人区，部队以人工挖壕聚土，堆起了八座高40余米、正面宽400余米、纵深220余米的“人造山”。八座菱形山峦内部皆为钢筋混凝土筑就，集防原子、防化学、攻、守、打、藏、走为一体，构成了科学严密的交叉火力防御体系，从战术布局上死死卡住了前苏联机械化部队通过外蒙古大规模进犯我国的咽喉要道。

        记得宫指导员后来曾这样对我表述：“河西走廊自古就是北国要塞、兵家必争之地。我19军三个师控制了河西走廊，进能够控制整个西北，退可以拱卫整个关中大地。但是一旦失守，不仅新疆必丢，而且向东的大门洞开，中原腹地岌岌可危。我们守备师在巴丹吉林戈壁滩上堆山扼守，就如一颗钉子钉在了战区要塞的最前端，卡死了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有人说人造山近乎于‘白骨堆起’，那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部队栉风沐雪流血牺牲造山御敌的壮举，真的是可歌可泣不堪回首！”

        是的，有史为证：他那一代官兵进驻荒蛮极地巴丹吉林后，住着“地窝子”、喝着盐碱水、啃着土豆窝头、嚼着压缩干菜造山守山，其艰难困苦程度的确古今罕有，他们用青春韶华书写了在寸草不生的空旷戈壁构建大纵深战略防御体系的军事神奇，目标只有一个：外防北极熊，应对苏军可能发动的偷袭；内卫航天城，确保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绝对安全。

        在早期的戍边生活中，他便以勇于吃苦、乐于奉献、敢为人先而闻名所在部队，由一名优秀士兵成长为炮二连的“党代表”——政治指导员。而他远在山东的家庭，却在七十年代初遭遇了一系列切肤之痛。先是幼子州州因出麻疹并发严重肺炎，拖延救治不幸夭折；继而是老母亲晾晒红薯干时不慎从房顶跌落地面，断了胳膊伤了腰椎瘫痪在床；再后来又是次子卫卫疏于照料，不慎落井淹亡；妻子带着瘦弱的长子军军、侍奉着瘫痪的婆婆，陷落于田间地头和繁重的家务不能自拔，加之连失两子念儿心切，神经轻度失常……

        常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的家庭却是“四祸连发”。一次次不幸降临时，要么是边境战备形势严峻，要么就是连长回内地休假、只有他一个主官在位值班，总之都没能及时脱身回家，而是将消息封锁在连部、把痛苦强压在心底，继续着战备训练、思想教育、查铺查哨以及歌咏、拔河、球赛、谈心等正常活动。家人出现误解时，他的解释只有8个字：“临危受命，戍边第一”。部队干部战士对他的一致评价则是两句话：舍了小家为大家，爱兵如爱亲兄弟。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里的开篇名句。其实，宫指导员在事业、家庭、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时候，所作所为更适用于革命先驱鲁迅的一句话：“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地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如果说，上述情况只是我的所闻所感，那么我入伍到他麾下之后的岁月，则是亲历亲为。

        1977年3月，我结束新兵训练下到二连，他第一次对我说的几句话是：“身体这么瘦啊，人还算机敏，当炮手扛炮弹你不行，去侦察班吧。”于是，我成了一名130cm口径加农炮指挥排的侦察计算兵。

        1978年12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鲜红的党旗下，他是陪同我一起庄重举拳的领誓人。

        同年在侦察班，晚上所有人员都必须按时听哨音熄灯上床睡觉，他发现我喜欢业余写作，便说：“你可以例外，好好写写我们连队的好人好事吧。但是，瞌睡可以耽误，白天的军事训练不能耽误。”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侦察班宿舍里出现了一个用文件夹挡着烛光的“写作角”，角落里那张孤独的小课桌，成了我将钢笔字转化为铅字的始发地。那一年，我在报刊杂志上登载稿件13篇，训练即景、官兵关系、边防轶事以及“智慧炮长”薛尧如、“投弹能手”王秀文、“小猪倌”刘忠良的事迹先后见诸纸媒报端，团里给我记了第一次三等功。

        130加农炮是一种炮身很长、弹道低伸、炮弹初速很大的火炮，直射和间接射击功能皆备，最大射程16000米，是当年对付敌人大规模坦克集群的 “克星”。但远距离射击指挥的业务程序和方法比现在要落后很多，射击诸元计算既原始又繁琐。而图板计算作业恰是我的短板，因为我的数学思维相对于文学素养要迟钝很多。对可见度比较强的操作技能，倒是有一种本心的渴望。

        恰逢连队要选拔一批火炮牵引车驾驶员，于是我动了心思，积极报名参加，意图学一门实用技术，将来退伍也好多一条谋生之路。宫指导员却面无表情地说：“你想都别想，干好本职。”

        团里下达计划，要给每个连队培训一名卫生员，这消息又一次让我十分惊喜，因为从小就对医学格外有兴趣，救死扶伤多神圣啊？身为军人，战地救护也是强大的战斗力，这诱惑力当然更让我心动，于是又提交了申请。宫指导员又说：“没你的份，等着接文书的班吧。”呵呵，谜底原来在这里，我不置可否。

        文书，顾名思义是与文件书写打交道的人，这个角色是基层连队里的一份独特。那个年代的军营，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因此在别人眼里，文书就是连队里的“小秀才”，合格文书要有较好的书写成果，否则就可能成为别人课余饭后闲言碎语中的“小混混”。

        果然，文书任民大很快提干当了排长，我真的接班了。指导员便经常在我面前念叨：“别小瞧这个角色，也算百里挑一呢。你的两个前任綦建华和任民大，都是响当当的优秀文书，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这话说者也许轻松，听者却感到分量很重，重的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上。那时起，綦建华和任民大，成了我藏在心里的标杆和偶像。

        交接工作时，任民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干上文书，压力山大，好好努力吧。”履职之初，我的确隐隐感受到了来自上上下下的无形压力，工作之余经常不由自主地自我胁迫，逼着自己熬夜“爬格子”，不停地给报社写文章。这时的指导员，是最能在文字里挑毛挑刺的人。

        一次接到营部紧急通知，说兄弟连队一名战友在东风基地531医院生命垂危，急需输血，宫指导员在组织献血队时发现我也跟在队伍里面，一把将我生硬地拉了出来：“体质太孬了，一边去！”呵呵，有点伤自尊了。我的确有点身子单薄，入伍体检表上白纸黑字：身高1.55米，体重45公斤。那是因为出生时母亲滴奶无存，先天不足，后天也持续饥饿，营养缺失。但咱也是男子汉，缺体重不缺精神啊！心里委屈但也明白，指导员那个“孬”字听来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不屑的意味，却含满了对我的关爱呵护。一年后，我的身高居然增长到了1.65米，体重也超过了100斤，这是闲话无需多说。

        还有一次清晨，他带着队伍出早操了，通信员小张整理完连部内务后告诉我说，指导员的枕巾湿漉漉一大片，我立马想到他夜晚一定是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因为我日前看到了他家里拍来的“加急电报”，内容是“妻怀孕七月引产，术后出血体虚病重。”而且我还知道，痛失两个孩子后，是团党委专门研究特批给他一个生育指标，而他响应党中央“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动员妻子“不讲半点条件”地去做绝育手术。无奈，恰逢边境局势紧张，部队正在战备，连长又外出学习，他叮嘱我“不许外传”，而后把电报压入箱底，继续正常履职。那天收操回来，他还在队伍进入食堂之前，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起唱了《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是他平时最爱、又教会大家同唱的一首军歌。有谁能想到，一个脸上总是挂着从容与笑靥的指导员、一个把部队指战员带出嗷嗷叫气势的排头兵，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剧痛。

        身为文书，那一刻我必须承认自己最先被指导员深深感动了，继而又失信于对他的“保密”承诺。我心疼他太过于忘我，第二天还是忍不住将他家庭的相关信息报告了副连长，营部便也很快知悉，是高升云营长亲自下令督促、并作了“我下连去蹲点代理指导员”的决定，才将他逼回山东处理家事的。

        1979年4月初的一天，南疆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北疆部队也投入了一级战备。那天午饭前，宫指导员从训练场回来隔窗向我喊话：“文书，在食堂大厅里张个大榜，备上墨汁和毛笔，写上‘请战表’三个字，我要进行战前动员。”我立即照办，并在他即席动员结束后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榜单首位。此时，我从指导员的眼神里看到了信任、赞赏、欣慰与鼓励。当然，请战去南疆的要求没有得到上级批准，我和战友们的任务是一起进入北疆坑道，枕戈待旦。

        巧合的是，第二天我也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电报：“父脑溢血生命垂危，盼速回”。父恩重如山，儿当去行孝，可边防局势吃紧不容分心。正想着依样学样，像指导员那样也压下这份电报，不料他倒先开口了：“别掖着藏着的，通信员已经告诉我了。从军报国，忠孝难两全，当下我们都需要隐忍。”20天后战备等级降格，他火速请示上级批给了我10天往返探亲假。回到老家的那天，我看到的是簇拥在送葬人流里的一口鲜红的棺材，那是父亲病故出殡下葬的仪式。还好，我赶上了送先父最后一程。

        与宫指导员朝夕相处四年，同学习同训练，同劳动同休息，他的敬业好强每每达到无我的程度，尤其是处理家庭与事业关系方面的许多生动表现 ，感染了大家。在八十年代初全军大抓基层建设、倡导和平年代奉献牺牲精神的热潮中，他被兰州军区表彰为“勇于奉献的模范指导员”，在全军受到大力宣传。《解放军报》《人民军队》《军队政工简报》《军营文化天地》《党建月刊》等军内外多家媒体，都对他的事迹作了多层次、大篇幅地报道。有媒体赞美他执着，说他“执着地如同跋涉于万顷沙海中的骆驼”；也有媒体称颂他坚韧，说他“坚韧地就像傲立于茫茫戈壁滩的胡杨”；而我更愿意视他为一杆旗帜，因为他鲜明地代表了党在军队中的形象。

        没错，特殊环境打造特殊人格，一个人格魅力出众的带兵者，就是这支军营方阵中的一杆旗。英雄从来就没有什么横空出世，背后都是泣血的砥砺、无畏的牺牲。英雄辈出的19军就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河西驻军3杆旗：55师庞国兴，56师邱少云，守备师又站立起来了宫文祥。所以，那阵子我的指导员，是与两位战斗英雄齐名的、地地道道的“旗帜”人物。

        1980年初，营部调我去代理书记，不久团里又调我去代理政治处书记，宫指导员两次送别时都重复了同样的话：“人行高端，水流低洼。你要离开了，别给二连丢脸。”我知道，纵使有百般不舍，他还是希望我的人生之路走的更好。

         后来的日子里，我先是正式就任团政治处书记、后又奉命陆续调任师新闻干事、军党委秘书、军校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教学研究部政委兼党委书记、驻西藏铁路军代处主任等职务。从中蒙边境的大漠秋风，到雪域高原的铁马冰河，从二连文书蹒跚学步，到军事学院淬火砺练，及至成为大校军官，一路走来，潜意识里一直有指导员和边关战友们的形影环绕，是他们相伴我跋涉军旅长途，抗衡风雨雷电，经历了北陲南疆的乾坤浩渺……

        而宫指导员虽然获得荣誉后被破格越级提拔，成了团里的副政委，却又不得不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卸甲回乡。他回到了离别20年的山东老家高青县，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父母和孩子身边。据悉，他在县委机关工作了整整22个年头。

        转业时他是副团职务，而在那个小县城的机关农业局，他却成了相当于部队副营级别的副科级副局长，并且一干就近乎于一辈子。即使退休前职务待遇有所晋升，也只是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对台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封顶。

        他就是这么个人，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初心如磬淡然前行。同样转业到山东的一位老领导告诉我：“你的指导员啊，穿军装时对士兵热心、对军营热爱，到地方后为官清廉、为民尽责。县城的体制平台就这么点儿大，他是上不愧党，下不愧心啊。”

        是啊，在部队，他曾经是兰州军区树立的标杆，出席过西北五省“战区双先表彰大会”。转业地方后，他视新的岗位为新的战场，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又成了山东淄博市委表彰的“优秀公务员”。我知道，离开心爱的部队并非他个人的意愿，在冷战等国际局势下，和平逐渐成为时代主流，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状态的中国军队需要“消肿”，为部队精简整编而牺牲个人利益才是实质。他很低调，却很优秀，优秀的人，即使只是一颗小小的流星，也会自带光芒。

         2014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电波里传来了宫指导员的山东乡音，陌生而又熟悉，遥远而又亲切。一番寒暄之后，他交代了一件事情：“转业到地方的战友们都想争取一份涉核补助，因为我们的老部队驻防过涉核地区‘东风基地’，你能帮助获取一份师机关的证明信吗？”我调侃着回答：“我们曾经所在的团、师、军，都已经在大裁军中撤销20年了，庙没了，和尚也早就散了。我试着找找兰州军区吧，那是高端大庙，看有没有经文可念。”联系军区政治部答复：参战与涉核军人补贴问题，下面有呼声，上面有意向，牵扯人员多，资格认定难，总部正在积极论证，等待红头文件吧。

        可惜，指导员积极反映的问题，现在终于开始由各地陆续审核落实了，而他自己却永远地走了。那次通话，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

        人一退休就怀旧，少不了经常回看来路、反思自己。有时候纳闷，我一个偏远农村的泥腿子，居然也在部队立了6次三等功，还混成了大校军官，何德何能？里面固然少不了个人拼搏努力，但也离不开智者提携帮助。如果说，人生是一段长跑，那么宫指导员就是我起跑点上的“助推器”；如果我算得上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那么宫指导员就是第一位“伯乐”。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贵人，不一定日日在一起，却一定最懂你。正所谓“天雨虽大 ，不润无根之草；地恩厚重，不度无缘之人。”贵人自身的优秀毋庸置疑，关键时刻一句点睛的引领、一个善意的帮助，却可能改写你的人生和事业轨迹。我庆幸，这一生在鲜红的八一军旗下邂逅了一线连队的“党代表”宫文祥，邂逅了巴丹吉林戈壁军营方阵中的“那杆旗”，他是我成长路上的方向和力量。因为有他的引领，自己才一直努力地也向着优秀迈进。

        有的人，转身即是一世

        有的人，遇见便是一生

        也许忘却才是一种达观

        然而之于宫文祥

        我越想忘却就越是清晰

        于是这颗虔诚的心

        想念时不只是在收割眼泪

        ……

        收到宫指导员去世噩耗的那天，我在手机文件夹里写下了上面几行文字。那是在心灵深处举行的、只属于自己参加的葬礼。

        宫指导员去了，我和战友们在微信群里自发祭奠缅怀，心中的那杆旗帜仍在高高飘扬。天堂没有病痛，应该也没有车祸，指导员，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