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的解放，无疑是插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胸口上一把刀子，他们没有一天忘掉要毁灭这座城市，除了派遣潜伏特务，暗杀、纵火，制造混乱外，就是凭借空中优势，派飞机狂轰滥炸，并两次策划动用地面部队偷袭，妄图使石家庄变成焦土、废墟。

       这对立足未稳，尚未得到市民完全信任的人民政府，是极为严峻的生死考验。以给共产党补充武器、给养、兵员而“荣膺”“运输大队长”称号的蒋总统，又一次帮了共产党的大忙，给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让石家庄市民更深入地了解、认识的机会。 

       一、生死关头的无畏选择

       从1947年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临石家庄上空，狂轰滥炸，目标主要是军政要地、电厂、大兴纱厂、焦化厂、铁路大厂、铁路以及居民区，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以大兴纱厂为例，从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的飞机对大兴纱厂狂轰滥炸一周，共投弹175枚之多，炸毁厂房、仓库、办公室等房屋建筑452间，116331平方米，炸毁细纱机3000锭，络经机200锭，络纬机300绽，变压器5座，其他机器设备50余台。炸后起火烧毁棉纱12000件（每件400磅）、棉花2307包（每包160斤）、棉毯41.5包（每包100条）、毛巾7包（每包100条），和足够11000锭、300台布机使用至少三年至多十余年的各种机物料，另外，还损失了二亿多元的法币现金。

     再以1947年11月15日为例，飞机轰炸后，复兴路东口路北路南、厂子巷、吉祥胡同、声远里、普安胡同、三条胡同等居民聚居区变成一片废墟。躲进地洞的四五十人，因洞口炸塌，全部闷死。二区七街、学堂街一带，炸毁房屋50多间，居民罗小皂一家5口全部遇难。大同街炸毁房屋七八十间。工商业繁华区炸毁商店、作坊、摊点房屋370间，受损工商户315户，死伤37人，损失物品折合款额205850余万元（旧币）。

      再如1948年8月22日和9月中旬的轰炸，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8月22日三度有18架飞机轰炸居民区，死伤67人，毁房100余间。9月中旬，一连五天狂轰滥炸，13日更为肆虐，从下午2点半至4点半两个小时内，21架国民党军飞机，分三路投下炸弹70余枚，其中1000磅的重型炸弹10余枚。袭击的目标集中在市内首要机关区。公安局干警13人遇难，新华路铁路分局被炸死职工7人，新开街警备司令部死难工友4人。还有一些单位和居民区被炸死职工和居民30人，伤25人，炸毁房屋200余间。14日，又有17架飞机集中轰炸了郊区南新城、大郭村及肖家营等地，驻南新城的“华北军大”牺牲21人，伤22人，村民被炸死78人，伤95人。军校驻房全毁，民房仅大郭村一村即毁2320余间，损失粮食540石。正如10月6日石家庄市各界联合追悼历遭美制蒋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大会上的祭文写的：“美蒋匪帮，残暴不胜，铁枭肆虐，闾里尽掠，机枪扫射，炸弹砰轰，商号工厂，屋厦四倾，婴儿妇女，尸体纵横，瓦砾遍地，一片血腥……”

                             市民在遭到敌机轰炸的瓦砾中寻找亲人

      狂轰滥炸，企图制造混乱，扼杀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血腥屠杀，妄图吓倒石家庄人民，迫使群众和共产党政府离心离德。这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政府的应变、管理能力，也检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尽管党政军机关是轰炸的首要目标，机关干部自身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得不钻防空洞、进野地坟头，东躲西藏办公，但是，市政府挺身而出，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特别是人员伤亡减低到最低限度，市政府做了大量防空、救护、救济工作。1948年2月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建了防空总队，各区、街也组建了相应的防空救护队，动员机关、群众挖掘防空壕沟，做好防护准备。对受灾市民适当安置，并发给救济粮，死者给以棺木。柯庆施等市政府领导同志到医院慰问伤员，多次举行追悼会，悼念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号召全市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组织起来，重建家园。

      敌机来袭时，生死关头，各级干部作出无畏的选择，不是先躲到安全地方，而是及时报警，勇敢站出来，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在每次敌机轰炸中，防空总队和各区街防护小队都能及时到位，维持防空秩序和实行警戒，挖掘被掩埋市民，及时送医院抢救。在敌机连续轰炸中，公安局虽然受损严重，但是，干警们不顾个人安危，或坚守岗位，或奋不顾身地抢救群众。在历次大轰炸中，全市几百名干警无一人脱离岗位。当时的消防队只有二十多人和两部日本老式消防车，他们冒着天上呼啸的炸弹、地上炸起几丈高的飞土和气浪的冲击，昼夜不停地救火、救人，哪里有爆炸火光就往哪里冲，使燃起的多起火灾未能成害。群众说：共产党的消防车也是救护车、救命车。在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警们有的守护电话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使公安系统的通讯联络始终保持畅通。全市各交通要道、十字街口都有干警指挥群众疏散，救死扶伤。有的自身负伤，仍继续抢救群众。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空措施，虽然屡有损失，但市面平稳，民心安定。群众真切看到，各级干部在生死关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党建立的政府，真正是与民生死与共的人民政府。 

        二、粉碎蒋傅军偷袭阴谋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空中轰炸对石家庄的破坏，而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地面奔袭。1948年5月，就策划了阎锡山、傅作义部合袭石家庄的计划，因阎锡山部损兵一师，傅作义部惧歼，未敢轻举妄动，偷袭破产。10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了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的阴谋。

         阴谋出笼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迁来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石家庄的地位，更加显赫起来，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从1946年7月即内战爆发时算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要求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在九月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战场，辽沈决战胜利展开，锦州、长春被人民解放军解放。

      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坐卧不宁，于10月慌忙飞往北平。蒋介石此时深感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必须采取某种实际行动。他同傅作义几经密谋，认为冀中解放军兵力空虚，如能组织一支快速部队突袭石家庄，突袭中共中央，足以收扭转战局之效。此举一旦成功，那将是剿共战争的奇迹，他将首先在华北中兴，从而导致整个国民党的中兴，到那时，军心人心必为之大振，国际援助将源源而来，整个战局将转败为胜。对此，蒋、傅不谋而合。石家庄失守后，蒋介石撤掉了孙连仲，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自升任以来，虽踌躇满志，但一直无所作为。如果偷袭石家庄一举成功，端掉共党中央，比1946年从共军手中夺取张家口不知要增加多少荣耀。

       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剿总”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命令，任命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方、新二军暂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并规定了部队在保定集结的时间。

参加突袭的蒋傅军各部队于第四天下午在保定集结。当晚七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二军军部召开师以上官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郑挺锋下达了攻占石家庄兵力部署的命令，“剿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宣读了“剿总”关于夺取石家庄之后部署的命令，大意是：占领石门的各部队，要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出兵力，搜集市内战略物资，装车运回保定。成立石门市政府，由“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任市长，成立石门市守备司令部，由暂编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到达石门时，即按此转报华北“剿总”，以便通电全国。占领后不能固守时，由杜长城爆破大队和工兵部队协同，对一切战备设施和建筑进行被坏，一直破坏到不能使用为准。

       众志成城

      蒋傅军策划的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尽管极其机密，但是，当天就被北平地下党获悉，急报华北局城工部，转报中央军委。1948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军委机要局收到华北军区转的这份急电，机要参谋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

       当时情况分外严重。石家庄可以说是座空城，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石家庄周围军力只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而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600多华里，其中保定以北的铁路都控制在国民党军手里，而保定距石家庄只有300华里，偷袭之敌如依靠空中、地面运输优势，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两三日便可到达石家庄。而我在平绥线上的野战军主力回援，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4日。

       中共中央军委几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计划。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军民在保石路沿线的望都、唐河、沙河、滹沱河筑起四条防线抗击敌军。

       冀中军区七纵队和上万民工，在望都、唐河两线，构筑抗阻阵地。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带领所属部队和20万民兵，开到了平汉路上，对进犯之敌可能通过的各条道路展开破路断交，埋雷设障，并准备待敌到来时，给以猛烈袭击。沿途军民众志成城，在敌可能经过的村镇、路口，实行村村联防，空室清野，他们埋藏了粮食，掩盖了水井，转移了家畜，准备以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迎击进犯之敌。同时，军委和华北军区急令在平绥线东段作战的华北野战军三纵赶往保定以南的望都地区。连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也组织起来，准备抗击进犯的蒋傅军。

      10月26日，蒋傅军突袭部队自涿县南北地域沿平汉线向南进犯。先头的九十四军当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定兴，尔后换乘汽车向保定开进。刚过徐水，道路断了，地雷响了，汽车瘫了，马匹惊了，顿时人马乱作一团。预伏于路西的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向慌乱之敌发起袭击。战至黄昏，九十四军遗尸过百，损坏汽车三十多辆，无法继续南犯，只得返回徐水以北，第二日另谋他途。这样，原定集结保定的日期，被迫推迟了一天。从定兴到保定不过六七十华里，汽车竟走了26小时之久，平均每小时只走2里多。28日，蒋傅军偷袭部队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保定兵分四路齐头并进，向石家庄进犯。沿途遭到猛烈袭击和顽强阻击，到30日，还在唐河、沙河一线徘徊。

      毛泽东起草的电讯稿  面对蒋介石突袭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进行严密的部署予以抗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及时予以揭露，这也是破敌的重要措置。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华社连续写了三则电讯。10月25日写了第一则《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27日写了第二则《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31日又写了《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三则电讯揭露了蒋傅军“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阴谋，公布了偷袭敌军的兵力配置，报道了“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在述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为了刺激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造成北平空虚，反问“究竟他们还要不要北平”？指出，“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主席广播稿手稿

       这些消息和评论，十分准确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对偷袭的国民党军造成了极大的震慑，敌突袭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到２５日新华社的消息后，哀叹说：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

       而此时，远在５００多里路外的晋察冀野战军三纵，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兼程，仅用了４天多的时间，于３１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进犯的蒋傅军见状，急忙回窜，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的阴谋破产，共丧失官兵３７００余人，战马２４０匹，汽车９０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参见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207页。）

        在粉碎蒋傅军的偷袭阴谋中，中共地下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北平 地下党获悉消息上报中央军委外，石家庄公安局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石门联络站的地下党员李智，从国民党北平“剿总”二处配发的电台获得这一情报，当即报告了石家庄市委和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严密部署粉碎蒋傅军的偷袭阴谋，在沿途军民抗击向石家庄扑来的敌军时，李智等地下工作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利用国民党北平“剿总”配发的电台，接连发出多组电报，报告石家庄石家庄周围已调集5万解放军和数万民兵，组成三道防线，准备与偷袭石家庄的国军决一死战，等等，起到了配合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三则电讯，从精神上动摇偷袭敌军信心的作用。

       三、众志成城搞备战 

       蒋介石阴谋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传到石家庄，备战工作在石家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肖克的指挥领导下，石家庄成立了统一的备战指挥部，由市长、市委书记亲自领导，有关部门参加，下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各部。同时各区也以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分局长以及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建立了区指挥机关。所有干部都按系统编入战时组织。

      动员全市军政人员和人民，一齐投入斗争。26日，揭露蒋傅军袭击石家庄阴谋的消息在石家庄的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当天晚上，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了全市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布置了备战工作。27日石家庄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了布告，30日市长柯庆施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备战，用自己的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偷袭阴谋。

       在备战工作中，市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备战中，把保护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安全作为重点，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疏散转移，妥善安排衣食住行等问题，在疏散驻地建立了食堂，成立托儿所。除个别高级职员、工程师、会计、技师没有跟随转移外，大多数技术人员都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保证青年学生的安全也是重点，号召和组织青年学生转移到山区，全市９０％以上的青年学生愿意跟着走，大部分中学生转移到了赞皇山区。

       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

        在疏散转移群众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

       一是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干部和职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电话畅通，照常供电、供水。

       二是为了防止敌特、坏人的破坏和偷抢物资，稳定社会秩序和保护工厂、铁路的安全，以警察和保安人员为骨干，市内组织起了4500余人参加的治安防护队，日夜巡逻、放哨。

      三是平抑市场物价，保证市民正常生活。备战消息于26日在报纸上刊载后，27日上午一些群众即开始争相抢购米面；一些投机商也乘机收买，致使米面价格猛涨，白面每袋由7000元（冀钞，下同）上涨到36000元，小米每市斤由370元涨到600元，食油每市斤由1350元涨到了1600元。出现这种情况后，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对策，工商局、工商联合会、贸易公司召集粮店开会，商定价格，提出不能囤积。仅5天内，由公营贸易公司售出的面粉即达3500袋，小米9.5万公斤；公营裕民公司在7天内也出售面粉15363袋，黑面11180公斤，小麦5万公斤。当时私人投机商每袋面涨到36000元，而公营商店则售价32000元，随后又逐步下降，这样就使粮价跌了下来，到28日涨价风平息。对于其他日用品，市里也规定，要留下相当数量的必需品供应市民；公营商店必须有人支应市面；公营企业必要时抛售平价物品；必须分散出售，并联合起来，打击私商囤积和操纵市场。经过这些工作，市场物价得以平抑。

        疏散转移设备和重要物资。

        针对偷袭的国民党军携带大量炸药，妄图对工厂进行破坏的阴谋，迅速组织疏散，重点是大兴纺织厂、炼焦厂、铁路机厂、电灯公司、裕民实业公司等6个单位。各企业迅速组织工人、技术人员，拆卸机械设备，组织运输，用最短的时间，疏散到了束鹿、衡水铁路沿线和赞皇等山区县境。由于铁路员工的努力，一天运量最高达3000余吨。一周内共转运物资重量达11000余吨。

          四、割不断的血肉联系

         蒋介石机关算尽，以为不断地轰炸，派兵偷袭，就能制造混乱，威吓石家庄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走，起到离散人心的作用。

      确实，在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波动。有的市民听信谣言，消极观望，有的抢购物资；有的知识分子不跟着转移；有的阻拦别人转移，甚至有人乘乱盗抢、破坏。就连一些中学生，听了一些谣言，思想也产生了混乱。如新建的第二中学师生奉命转移时，有个别学生听说学校要转移，在上学路上就返回家去了，有的人遇到同学还说：“你们可别去上学了，一进校门就不让出来了。”有的同学在出发时就从防空洞里溜走了。（何联昌《备战的回忆》，《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但是，备战中，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给石家庄的群众又一次认识人民政府的机会，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和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把石家庄群众的心和人民政府拉得更近了，这是偷袭的策划者所始料不及的。

       请看一则社情通报。

     “一般工人群众都表示，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是路。战备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工务段为了紧急抢修，预计两天一夜任务，十个小时完成了。机务段有的工人为了完成抢运任务，曾四天四夜没下过机车。他们说：‘先顾了公家的，再顾自家的。’工人马志广不顾敌机扫射，开走机车，保全了机车。

     “一向接近我们的积极分子，态度大多数坚决，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七区一女积极分子，坏人威胁她：‘你还那么积极。过两天国军来了，看你还积极不积极？’她驳斥：‘我什么时候都这样积极。你别瞧现在天阴了，天阴了不一定下雨，就是下了雨，也还会有出日头的时候。’有的唯恐共产党走了不顾他们，再三叮嘱干部：‘你们走了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要跟着走。’

“一般群众对我们随时报告真实战况表示十分满意：‘共产党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敌人被包围时还卖号外，欺编老百姓。’对疏散、坚壁，多数想到是‘替老百姓想，关心、照顾老百姓。’‘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这样对人民负责任。’政府大量抛售粮食平抑物价，群众说：‘八路军真能牺牲一切，压低物价为咱老百姓。’”

——摘自《石家庄市公安局社情通报6》（1948、11、１０）

       这是当时公安局在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时收集的社情信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态度。据此可以看出，各阶层群众通过这一事件，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分信任，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战备是粘合剂，贴近了市民与政府的心。战备是催化剂，催生了新的干群关系。

       这种关系的新变化，在接下来的增产补损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增产补损

        11月初备战结束。为了把损失弥补回来，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补损”运动。首先由铁路大厂开展，得到了中共石家庄市委的高度赞扬。市委于1948年11月20日发出全市公营企业开展增产补损竞赛运动的号召，得到了全市职工的热烈响应。全市近30个公营企业积极投入到竞赛运动中，历时两个月，截止到1949年2月底胜利结束。

      各工厂的党、政、工组成了竞赛委员会。各部门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经过工厂中党，政、工各组织在职工中深入的动员与思想酝酿，使这一运动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自觉的行动。各单位结合工人自发的热情，制订计划，进行挑战竞赛，使劳动效率成倍地增长。

       有的从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上来达到补损目的。铁路大厂平均每天完成两个星期的复工计划，原来计划两个月装修客货车76辆，实际一个月零一天就提前完成了；装修所原定一个半月修好机车12台，结果也提前完成任务。不仅补偿了备战的全部损失，而且增产相当于21万公斤小米的价值。第一发电厂两天完成十天的计划。

       大兴纱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安装11296锭的工作任务。在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竞赛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歌剧《红旗歌》女主人公，就是以纱厂女工阎金芬为原型的。机电保全和纱厂保全工，除了修理损坏的零件外，还搞大修配，完成了三部细纱机、暖气设备、给水设备、喷雾设备、以及四道粗纱机的大修配任务。原来本厂根本不能制造生产的机器零件，如锭脚、锭心、罗拉、距纱架等，现在工人自己动手制造。1948年共制造大小机器零件141963件，解决了修复当中的困难。在安装机器方面效率更高。保全工人安装288个锭子的一台细纱机，在5月份以前需要140多个工，到9月份安装400个锭子的一台细纱机，就只要100个工了，10月备战以后，安装一台细纱机只50个工就够了。短短几个月中，工效提高了二倍以上。安装钢丝机5个人12个小时包大锡林5个，比以前12个小时包大锡林2个的效率，也提高了一倍。另外，电料科18个工人，全年完成了500余马力动力、近千盏电灯的安装工作和管理工作，工作量之大，是过去根本做不到的。由于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纱、布产品总产量迅速上升，棉纱由1948年1月份的4.87件，提高到12月份的854.82件；棉布由1月份的23匹，提高到12月份的4595.10匹；棉毯由开始生产时(6月份）的1506条，提高到了12月份的3587条。

       不少厂矿还改进经营管理，改革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了效率，并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如酿酒厂过去每市斤酒需红粱1.5公斤，煤炭0.75公斤，竞赛中５个厂中有3个厂降到每市斤酒需红粱２斤12两（旧制），煤炭1斤4两，大大降低了成本。

      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发明和技术改造，烟厂技师张文增发明制造了新式切烟机一部，从而使华北实业公司烟厂增产25％。

                         劳动竞赛中涌现出来的部分劳模

       这次竞赛，除了上述收获外，更重要的收获还在于使干部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开始认识到工人群众的力量与创造性，在竞赛过程中，工厂中党、政、工组成的竞赛委员会，成为竞赛的统一的领导组织，行政上的生产计划与企业管理获得党组织和工会的有力支持。在运动中加强与丰富了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内容，改进了党、政、工在关系上不够协调的现象，并且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竞赛中提拔了不少工人干部，在14个单位提拔的175名干部中，有１３０人是工人。不少工厂在竞赛中公开了共产党组织，并号召工人入党，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

       市长的总结

       1948年11月12日，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市长刘秀峰在讲话中，专门就战备中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进行了总结，通过备战，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看我们，我们看群众，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心情”，正是这种新型关系的形象体现。

      “上次建党问题的报告中曾强调的提出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在这次备战中有了很大的转变，使工作提高了一步，与群众的联系加深了一步，群众看我们，我们看群众，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心情。备战中政府、党和工作人员，确实作到了对人民负责，及时的供给战争情况，毫无一字的隐瞒，这在他们看来与国民党大大不同，去年我军打进了北卡子，它还欺骗市民说援军已到了东长寿。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宣传作有备无患的准备，向群众说明了敌人不仅摧毁破坏公家财产，而且对全市商民、工人的饭碗都要打掉。完全真实的报告情况，这一点群众很满意。再一点是裕民实业公司、贸易公司等公营企业抛售大批米面物资，稳定了物价，群众很满意。头一天未注意物价问题，敌人偷袭阴谋一宣布，群众竞相购粮，怕挨饥饿。物价高了，少数奸商从中谋利，助长物价上涨。我们采取了公家大量抛售的办法，保证了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公营商店、合作社结合起来支持市面，保障民需。通过政府号召，工商联合会与粮业工会使物价稳定了下来。一个老太太向裕民实业公司的一个同志说：“你们真作了好事，没有你们卖面，物价不知道高到多少。”这说明了我们虽然防患于未然，工作不够，但是发现了问题能及时处理了。其次组织了群众性的防护队，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防止偷盗破坏，捉特务，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特务，基本上秩序是不紊乱的。为解决贫苦人民的生活，发放过一部分救济粮，为了照顾群众向外疏散转移，在外边设了食宿站，热情的招待他们，我们注意到积极分子安全及其家属的照顾。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对人民真正负责的表现。由于这几点，群众对我们的关系是进了一步。在群众方面，表现了热烈的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许多工友、职员拆卸机器，疏散物资，很多干部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只有少数因家庭牵累，恐慌不愿走的。也有“谁来也是吃饭做工”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批评。只有极少数打击了干部与积极分子，阻拦别人转移，偷盗破坏的坏分子，这要处分。复工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英雄主义，创造了惊人的奇迹。铁路大厂二十八个车皮的机器卸车，原定五天完成，只用了七小时就搬进了原来的工房。全部开工原计划一个月，后来改为三礼拜，工人提出两礼拜，结果只用了十六小时或二十四小时就开工了（大鼓掌）。第一发电厂原计划十天开工，只用了两天就开工了。还有很多，这说明了工人、职员热烈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积极恢复生产的情绪是多么高涨。跟着转移出去的又回来的人不同了，真正成了一家人，他们的心情不同了，积极的更积极了。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去或表现消极的，更积极的表现自己。至于犯了错误的，政府和厂方仍允许他们上工，更要积极表现自己，以改正错误，少数的受到了应得的处分，使正气发扬了，情绪无比增高。一位工程师说，这种情绪与效率是他自建厂以来从未见过的。是的，人民的城市，工厂是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的，自己当了主人，生产情绪就会无比的高，能创造出历史的奇迹（大鼓掌）。正是因为产生了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问题，党与群众关系密切了，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有些缺点，群众也能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