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为各大队联系一项副业，到大连为一家部队医院砌大墙。小西山光棍多劳动力过剩，大队把名额全派给我们第七生产队。

　　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三年五月中旬，连日的大南风吹绽了槐花。小西山二十多个社员扛着行李，紧跑慢跑来到永宁联合厂。道边已经站满各大队搞副业的社员，每个人和每片树叶一样又各不相同，都能分出不同类别。人和动、植物都有相似之处，比如方脸大眼珠子的人器宇轩昂，像马和青松。性格憨厚朴实、踏实肯干的人五官平平，像老牛和高粱。脾气倔强火爆、动辄尥蹶子放屁的人，像犟驴和刺槐。贼头贼脑缩缩脖子左顾右盼的人，像耗子和墙头草。非男非女娘们胎的人，像骡子和谷莠子。坐不住站不稳抓耳挠腮的人，像猴子和水草。别看大部分富农成分，也许看常了，我只觉得小西山人顺眼。又是联合厂那辆大卡车，又是那个师傅开车。其他大队社员上完，才轮到小西山人上车，让我感到做为小西山人的悲哀。

　　车厢里，已经紧澄澄地挤进八十多个人。怕胀厢死人，带队的陶小鬼又让人在车厢四外加固一圈木杆，用粗铁丝拧紧，将二十多个小西山人和行李硬塞进去。我塞在最边上，后腰被死死地挤在杆子上直不起来，半个身子仰出车厢外面。

　　汽车一路颠簸，我一路仰面朝天大口喘气，如同有抒发不尽的感慨仰天慨叹。我的腰椎骨，刚好硌在横杆上一块喉结大小的疤瘌结上，没被硌两截子纯属万幸。汽车开得飞快，路边树枝树叶草垛鸡食槽子牛角驴耳朵等，对我脑袋“噼里啪啦”地横抽猛扫死磕。父亲当革委会主任时，为给瞎董万空摘掉地富分子帽子，费老劲了。我为上大连才舍得戴的假军帽，出永宁没到潘家沟，就被一根柳条扫掉。

　　为躲避一头慢悠悠越过横道的老牛，司机向外猛打方向盘，我脑袋“咣当”一声，被抡在路边一棵大树上反弹回来，就像挨了孙悟空一金箍棒，接着就爹一声妈一声地惨叫。我一听不像自己叫唤，闭住嘴巴之后才判断出来，惨叫声来自身后。我怀疑脑袋是不是不在了，使劲晃了晃，还囫囫囵囵地连在脖子上。

　　我身后一个牛一般强壮的知青，被同一棵树将胳膊撞成粉碎性骨折。还幸亏被我脑袋挡了一下，否则就得被撞成粉末性骨折。陶小鬼和司机都不是人揍的，有人受伤也不停车，汽车转弯都不减速。汽车向左拐时我就起了空，趴在人堆上面享受片刻。汽车向右拐我就倒了大霉，一车人压在我身上，直到头发扫到地面，快被压断气才正过来。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汽车终于停在大连那所驻军医院门口。车厢里的人挤紧了下不来，再说还有几道杆子箍着。部队只好调来一辆汽车吊，先拔几个瘦干楔子松缓一下，然后再依次下车。第一个瘦干楔子被被绑上汽车吊，拔的爹一声妈一声叫唤，快被拔脱节拔断了也没拔出来，就得三个瘦干楔子绑在一块儿拔。其中两个楔子被拔出来时一丝不挂，就像两个被扒了皮的黄鼠狼，后腰都被拔秃娄皮了。直至拔出十个楔子才见空当，这才一个个攀越栏杆下车。这一车拉了一百一十八个人，要是梁山泊好汉排坐次，就得火拼打起来。

　　一群知青紧急把受伤的同学送进骨科进行处置，回来按倒陶小鬼就是一顿暴打。我的情况更不乐观，腰朝后勾勾不能往前拿弯，大伙儿还以为我还有闲心练功。知道情况后，王贵、太全、太举子好几个人分成两伙，一伙人在前面用脚蹬住我肚子，另一伙人在身后把住我肩膀头子，然后一声令下前蹬后推用寸劲，“嘎巴”一声把我的腰掰直了，还晃了我个前跄。幸亏小西山人有病有灾不当回事，病情严重就当成牲口处置，否则也在第一时间把我送进骨科，肯定要动大手术矫正，非高位截瘫不可。小西山人见了大队干部都发畏，哪能看得下眼公社干部被打？他们不但没找陶小鬼算账，还护着他拉偏架，好几个人被知青打得鼻青眼肿。

　　陶小鬼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只眼睛像乌眼牛，额头鼓起个大包，心里鬼表面也像个鬼。他和没事人一样，把大伙儿召集到一座大房子里面开会。他说我们这次搞副业是给部队医院砌大墙，工期不多不少两个月。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城市人都下放到我们农村，而我们却从农村来到城市，是一步登天大换班。往后就得用这个办法消灭三大差别，让我们农村人进城。小西山的光棍们这回可拣着了，都能领个大连媳妇回家，权当帮他们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了。大连人现在把我们农村人当成宝，见了农村小伙儿就抢到家里当女婿，因为舍出一个大闺女，全家人就不用下放到农村了，人家会算账。谁要是遇见两家都抢赶紧跑，没抢着的那家非把你打死不可。大连女的喜欢个高的，个矮的也别性急，都能找到。对我们农村人来说，砌大墙这点活和玩一样。从此后我们和工人一样，一天八个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干什么？压马路逛公园谈对象，吃喝玩乐打扑克。我们住在部队医院里，有个头疼脑热的打针吃药像喝水吃饭，部队大夫医术高，有大病小灾就住院。部队还组织我们军训，投手榴弹打枪时注意安全别崩着。本来把我们安排住宾馆，一个人一个房间，睡钢丝床地上铺地毯，酒席宴菜都准备好了。城市有规矩，客人耽误吃的东西再好都得倒了扔了。因为知青胳膊坏了得住院，直接拉医院来了。你们这一百来个人先住几天大仓库，过几天再搬进宾馆，一天三顿细粮全是大米白面，晚上还有酒，酒足饭饱之后泡嫚，你们是掉进福堆里面了。今天晌午先对付吃一顿饭，晚上先住一宿。以后有事都找老甘头，他是你们工头。

　　小西山人为了陶小鬼挨了打，他不但不说半句感谢话，临秋末晚还不忘泼几盆泔水：“小西山来的人大部分是地主富农，有什么破坏行为要及时揭发报告。在城市找媳妇，小西山光棍没有份。其他大队的人住宾馆，小西山人住工棚。”

　　陶小鬼说完，和司机往外走。小西山人还得装成恋恋不舍的样子，和众人一块儿出去送。除了小西山人，大伙儿都把陶小鬼的鬼话当人话，埋怨打人的知青。参与打人的知青们都低着头，害怕被人告密。暂时回不去家还好说，要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可得不偿失。他们都想找陶小鬼陪礼道歉，已经晚了。陶小鬼刚走，医院营房处的刘处长和罗助理来了，讲了些注意事项。刘处长说，大连现在的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当兵的外出，军帽经常被抢。社会上的小痞子成帮结伙，打架斗殴，动不动掏出刀子捅人、捅女同志屁股。他让我们没事别上街，上街必须三个人以上，根本没提住大宾馆一天三遍细粮等，更没提有病住院搞军训。

　　？？？？监工老甘头也是“老干头”，干瘦没有水分，如同一只焙干的老坏鸟，勾勾腰缩缩脖子，大热天穿套水龙布工作服戴顶前进帽，手握一把尖头圆腚的长把小铁锤，和他长的一模一样。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这锤子是铁路工人用来敲铁轨的。他完全否定了陶小鬼的那套鬼话，说我这人没事就抽烟，说话呛人还得罪人。吃饭得就咸菜，我这人不骂人不说话，大伙儿多担待。我管了一辈子人管够了，得找个东西替我管，就是我手里这把小锤子。我的手有深浅小锤子没有深浅，哪一下敲狠了敲在骨头结上，肯定能疼一点儿，大伙儿都忍着点儿。天热了，本来让我们在工地搭棚子住，我把陶小鬼骂了，他才找部队联系了这间大仓库。

　　午后一点，大伙儿才吃上饭，做得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炖豆腐。大伙儿刚躺在铺上歇一歇，老甘头“嗷”地一声：“驴操的这不是医院挺尸房，起来干活！”“母狗子叔叔”董明睡着了没起来，被老甘头一铁锤打在脚骨子上，“嗷”地一声跳起来，夹着行李卷一瘸一拐往外跑，还以为当盲流被“联防”端了老窝。接着，大伙儿去山上工地搬石头。过下过雨的黄泥地一跐一滑，大连的黄泥死皮赖脸，在脚上粘了两个大泥坨子，往树上蹭粘在树上，用铁锨刮粘在铁锨上。

　　大伙儿从下午一点半搬石头，都滚成了泥猴子，一直搬到晚上六点半收工。如同囚犯遇上大赦，大伙儿赶紧吃完饭在水龙管子下面冲洗，准备好好睡一觉。众人又打错算盘，七点半又开始干活，拿铁锨到工地挖地基。在小西山从高处往下挖，挖几人深还是沙子。从低处往下挖半人深，才能见到一锨深的黄泥加石子儿，再往下是酥石棚。这里的黄泥层挖一个人深还不见底，粘锨甩不掉，费老劲了。在雪亮的电灯照耀下，谁想偷点懒停一下喘口气，保证被老甘头发现，轻了骂得你老祖宗在地底下发烧，重了就得挨锤子。挖到九点半回来，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洗，有的连衣裳都不脱，一头拱在板铺上枕着铺盖卷，马上呼呼睡着了。

　　城市的自来水扎骨实凉，我常年洗冰水澡抗造，脱光了洗澡。让凉水一激醒醒了没有半点睡意，脑袋白天被树撞出那个饭碗大的包，像长了个皮枕头，一沾板铺就钻心疼更睡不着。我的腰虽然被正过来，只是勉强把两截身子连在一块儿，仿佛一使劲就断了。被撕裂的组织渗血发炎，肿起老高，干活时什么都顾不上，一闲起来不敢哈腰也不敢弯腰，一动弹疼的冒汗。我浑身一阵阵发冷，不住伸懒腰打哈欠，不解乏也睡不着，心“崩崩”跳。我知道坏了，伤处发炎发高烧。我下了决心，哪怕腰真的两截了也要坚持，决不中途回家，死也要死在大连。

　　老甘头十点钟准时关灯，只他一个人不睡觉。他的床靠墙角，床腿垫了几块砖头。他坐在床上抽烟，对屋子里的情况一目了然。我好不容易伏下身子，在铺底提包里抓了本书悄悄出去，倚在昏暗的路灯杆上看书。临行前，父亲让我带上中学课本，没事就复习，说万一被大队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好有个准备。我差点笑出声，全盐场的人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剩下一个人肯定是我。毕业那天，我的课本和书包都让我扔了，被大风刮得无影无踪，只好拿了几本闲书应付。

　　那是本破案集锦，书名叫《金色的盾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其中有一篇故事的作者叫“董超”，我在中间用黑笔写了个“云”字，拿给发小们看，说咱小西山出了个文化人，光棍董云超都写书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信了。很快，人怂货囊的董云超被调到大队当了团支部书记，在杨树房娶回个好媳妇。

　　老甘头悄悄出来，蹑手蹑脚来到身后，用锤尖照我后脑勺敲了一下，疼得我一个高跳了起来。他这一锤虽然敲的不重，但敲破了血包。血水从我后脑勺、额头上淌下来，后面的淌进脖领子里，前面的顺下巴滴到胸前。当年，爷爷用连枷暴打姚连生没沾半点便宜，都让那棵树和老甘头的锤子在孙子脑袋上找平了。

　　铁石心肠的老甘头，看了我的惨象心都不动。我们在昏暗的路灯下对峙半天，谁都不说一句话。最后他问：“你还看书吗？”我说：“看。”他手里的锤子动了动，但没敢举起来，说：“你可以看，看多长时间的书，就得多挖多长时间的地基。你准备看几个小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三个小时。”老甘头说：“你明天不能干活怎么办？”我说：“我能看书就能干活。”老甘头说：“你有手表吗？怎么记时间？”我说：“没有，我心里有数，沾一分钟便宜多干一个小时活。”

　　老甘头没说话，转身回去。除了那本“董云超”，我还带了《虹南作战史》、《激战无名川》、《江畔朝阳》、《桐柏英雄》、《分界线》等。我去水龙管子下面，把被血水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洗干净，看不下去书，静静地熬时间。我一会儿嘴对水龙头灌一通凉水，尿的尿比灌下去的水都多，道边让我尿发了河。大连这地方比小西山热出一个节气，我一边尿还一边出汗，浑身湿得透透的。不知不觉烧退了，脑袋和腰疼痛逐渐减轻。我慢慢下蹲、哈腰，明天早上还得干活。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想起了董家的祖祖辈辈，小西山的老老少少，一茬茬光棍们的苦恼，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冰凉的眼泪，冰溜子一样冻结在脸颊上。

　　我用手抹了一把，知道不是眼泪，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是头顶上淌下来的血水。我又想起了掉爪子、姚连生、左金堂、“老酒糟”、王章、董华、尿罐子、小小王美兰、蓝小兰、徐梦莹，脑袋没被树撞两半没被锤子敲碎，也快胀得支离破碎。大房子里面的鼾声此起彼伏高高低低，像雨后的南洪子传来一片蛙鸣。一恍惚，我还以为在小西山西北地街上。我初出茅庐就步步不顺，仍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相反，我认为是生活对我的考验。命运不让我得好，我也不让它舒服。我已经豁出去了，咱们走着瞧。只要没天塌地陷我还能喘口气，就要坚持到底。

　　三星晌了，三个小时过去，老甘头没出来叫我。我终于有了倦意，连屋子都没回，倚着电线杆子站着睡着了。我猛醒过来，以为睡过劲了，天还没亮。我睡了两个小时，足够。在家里成宿挨父亲骂，我还睡不上这么多觉。我的腿站麻了，腰疼大劲了就不知道疼了，只是木胀胀的。我倚仗着电线杆子慢慢地坐下来，到天亮，也把腿歇过来。凌晨三点钟，老甘头把大家叫起来干早活，还扛石头。

　　我的身体既是血肉之躯，也是钢浇铁铸，一趟石头都没少扛，一块石头都不比别人小。干完三个小时早工，六点钟回来吃饭，七点钟去挖地基。老甘头夸奖我：“叫驴都没有你抗造，这一骨娄黄泥地不好挖，人挤在一块儿窝工。其他人都到山上砌墙，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挖完了干什么都行。你干不干？”我毫不犹豫：“干。”老甘头又说：“你一个星期要是挖不完，所有的活都是白干。”

　　早上三点钟，我照样和大伙儿一块儿干早工，吃完饭一个人去挖地基。

　　妈妈过年切年糕之前，在刀上沾一下水就不粘。爷爷脱坯时，事先用水洗一下坯挂子，黄泥再粘也不沾框。假如爷爷干这活儿，除了用水洗铁锨，也没什么好办法。我准备一盆水，下铁锨之前在盆子里涮一下再挖，果然不粘锨，不但不累，进度还挺快。我已做好了准备，如果老甘头来干预，我就去找刘处长评理。老甘头根本没搭理我，也没来现场看过一次，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一样。

　　除了那回眼睛差点被扁担崩瞎，不管我身上心里受伤多严重，不出三天就痊愈。每天早上三点干活干到晚上九点半，好多人都累趴蛋了，我还觉得挺舒坦。黄泥再粘锨，也比用十根手指头捏油绳攀爬轻松。我常年举石头、胳膊夹着石头在沙岗子一跑半宿，搬石头扛石头半点不费劲。我虽然不能一边挖地基一边看书，我会“想书”，将生活中的人和事添枝加叶进行联想，人人都是一部大书。

　　我对面是驻军医院教学楼，那天我正在地基沟里沾水挖黄泥，眼前一片鲜绿、红花璀璨，笑语声声香气袭人。一群女卫生兵课间休息，散步走了过来。她们穿着一样的绿军装，一样的红领章红帽徽，几十个人不分彼此。尽管我浑身污泥地位卑下，仍把她们当成一群徐梦莹，无比景仰地看着她们。老甘头说我比叫驴抗造，小西山人也说，西北地小小子驴都不换。来搞副业的人都说，小西山那个小子比驴还皮实。但是，小小王美兰认为我至高无上，徐梦莹对我一往情深，我同样会得到这群女兵的尊重。接下来的事情让我万念俱灰，连死的心都有。

　　一个女兵说：“小毛驴你累不累？”　我以为上面过来一头小毛驴，伸着脖子往上看。一个女兵说：“看什么看？说你呢，”薅一把青草扔到我脚下，“小毛驴吃把草，休息五分钟。”我每天割驴草，可不止这么一小把。又一个女兵说：“那一次我们到连队去给战士打预防针，连队用驴吉普接我们。那毛驴见了我们，一个大东西一下从肚子下面伸出来。我赶紧喊：连长，毛驴肠子出来了！”女兵们笑得天翻地覆。一个女兵说：“我也遇见过一回，还问赶毛驴车的男兵：班长，毛驴怎么长了五条腿？”女兵们嘻嘻哈哈往沟里扔了几把青草，回去上课。

　　一连好几天，我都被这群女兵羞辱取笑，对她们的好感一落千丈。有时候逢我从沟里爬上来，她们还往我嘴里喂青草，让我学驴叫，尥蹶子放屁。我本想用恶毒的语言回击，一想起徐梦莹就咽了回去。尽管她们的行为让我无比痛心，毕竟是我无比崇拜的军人。那天，那个羞辱我最厉害的女兵，竟让我表演“小毛驴伸腿”。我忍无可忍，放下铁锨去找她们领导。领导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女军官，对我非常客气。她听完我的诉说异常愤怒，当即召集女兵们开会。第二天，女军官带一群女兵向我陪礼道歉，几个女兵痛哭流涕。从此后那群女兵不见了，据说她们有的挨了处分，有的被送回原部队，羞辱我最厉害的女兵，被退回原籍。那当时当兵开始走后门，她们是属于“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的”之中差的那类吧。

　　我从早到晚不停地挖黄泥，提前两天完成。老甘头没去验收我挖好的地基，他什么都没说，我什么也没问。那天早上三点，我仍和大伙儿一块儿起来，去出早工。我刚走到门口，屁股被老甘头敲了两锤子。我解读出锤子的含义：我说话算话，你可以休息两天。我从不睡早觉，又闲不住，就去厨房帮大师傅做饭。

　　七年前我参加红卫兵大串联来大连时，没去过码头，一直觉得是个遗憾。吃完早饭，我一个人到码头看轮船。我衣服被汗水浸透，沾满黄泥一股怪味，怕被售票员赶下车，只好循着汽笛声往码头方向走。过往行人都躲着我，我后悔没利用早上时间好好洗个澡，洗一洗衣服。小时候我夏天光着脚走沙地，怕烫脚，绕来绕去专门挑长草的地方走。现在我也绕来绕去，专门挑没有人的地方走。

　　我十二岁时来大连，看什么都高大。现在十八岁了，看什么都小了一圈。那么多知青、下放户和“五七战士”下放到农村，城里的人仍不见少。我估计走出十多里地，来到城市的尽头也到了码头。港务局大楼森严矗立不苟言笑，就像老家青石线外面矗立的山崖。据说大连市内不少大的建筑，都是老毛子和小日本留下来的。码头候船厅的入口，像巨大的蟒蛇蛇口，提着行李和包裹的旅客和军人出出进进。从外面就能看见，一艘艘万吨巨轮停泊在码头上。巨大的龙门吊吊臂转来转去，将货物出舱或者装舱，就像正在演出现代京剧样板戏《海港》。

　　我身上太脏，和眼前的人们格格不入，想隔老远看看就回去。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来大连，低着头走进蟒蛇大口，进了候船厅。我站在玻璃窗后面，看得楚清清楚楚。乘客们排队从候船厅剪票口剪完票出去，下了梯子还得走老远，来到客船停泊处，再依次走上舷梯上船。远处海面上，停泊一艘艘不同国籍的万吨轮船。对比河口门子停泊的几艘风船，就像董华在沙岗后用黄泥建的码头。

　　我正看得全神贯注，后脖领子被一只大手抓住。我没等转过身，被那人拖进一间屋子里。我站稳一看，眼前站着几个穿灰色制服头戴国徽的人。我在中学因为偷书被批斗时，见过穿这种服装的人，是公安局的。那一瞬间我猜测，是不是偷书的事还没完，是不是又被人告了。原来我一进候船厅就被便衣警察盯住，一直跟在我身后。

　　那警察根据我一身脏衣服、一双雪亮的贼眼、走路姿势、动作敏捷度，断定我是个善于攀援的惯偷。他们把我和某桩系列盗窃案联系起来，轮番审讯。他们还让我脱光衣裳，让我绷紧一身结实的肌肉，原地弹跳等，如同当兵体检。直到驻军医院的刘处长和老甘头前来做保签字，他们才让我穿上衣服放我回去。

　　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下面“体育场”正在举行运动会。我洗了澡穿上洗干净的衣服，以为可以出门、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了。我想看看城里学生能跳多高多远，跑的多快。小时候我看过一本民间故事集，一则故事叫《穿靴子的狼》：一条狼陷进泥塘，出来后四条腿沾了白泥，以为穿了漂亮的靴子，从此后可以在人类面前大摇大摆路过，仍落得被人类打死的下场。我和那条狼一样，穿了干净衣服也没用，刚靠近那道铁栏杆，就被一群学生发现，大喊：“小彪子！小彪子！”

　　我被男女学生团团包围，西瓜皮和半截冰棍等，雨点般打在身上、脑袋上、后背上。我横冲直撞突出重围，一口气跑上莲花山。山顶上的石凹内积满一湾雨水，倒映的不是人类，而是一个肮脏的“驴人”！我只在早上冲个澡，还用肥皂搓了搓衣服，但是我天天在汗水中浸泡，和猪一样在烂泥中打滚，这些污垢早已浸透到骨子里，仅靠洗了次澡是洗不掉的，穿了套干净衣服更是欲盖弥彰。我看远远近近只有我一个人，脱下衣裳拼命搓洗，又洗了一遍澡，没洗之前什么样洗完之后还是什么样，倒弄混了一湾子水。我更加自卑，连小小王美兰给我都可惜了。

　　衣服很快晒干，我穿上后一口气爬到山顶，这才慢慢回头，认真端详山下这座城市。它离我这样近，又那么遥远。这里再好也是别人家，我连边都不能沾。在这里，牲口、乞丐和小偷才是我的位置。那一刻，我彻底理解“母狗子叔叔”说过的话：莲花好看有主，外面再好也是别人家。等你出去不被人当人的时候，才知道还是小西山好……我还对母狗子叔叔充满了不屑，几天工夫就应验了。

　　我头一次情真意切地想念时刻都想离开、永不回来的小西山。我再厌恶再瞧不起它，它也是我的家。从老李大河到南洪子、南关沿、南海底、河口门子，再从老石礁一直到东北海三道礓，从没嫌弃过我。陆地上，从沙岗后到西山砬子、南山头到北海头，每一寸土地、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随时随地接纳我、到哪儿都没乱。也是那一刻，我头一次思念小小王美兰。不管我对她怎样冷漠、不理她伤害她赶她走，她仍对我关怀备至百依百顺。那些女兵和女学生，再高贵再漂亮再有文化，在她们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是彪子傻子牲口。还是那一刻，我最想念的人是父亲，我彻底理解了他，更理解他对我的一片苦心。在天下所有人当中，只有他最在意我，对我寄予了山高水深般的期望。他恨铁不成钢，才用种种极端方式对待我，折磨我，就是为了让我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活在世上被人当人看。

　　再回家，我一定和父亲建立良好的父子关系，让他相信，我一定做一个让他骄傲的好儿子。我给父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构想他看信时的激动心情，一边流泪一边给我写信。我天天盼望父亲来信，也构思好给父亲回信的内容。

　　那天，陶小鬼养好伤回来了，有人问他，大连媳妇在哪儿？我们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大宾馆我们也没住上，一直住大通铺。陶小鬼就像一部外国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说：“你是那块料，世上公鸡都哑巴了也是高玉宝。不是那块料，把你送到联合国也成不了乔冠华。”那天傍晚收工，许多人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走到身边，他们就停止议论。吃完晚饭我才知道，家里给我来了封电报，在陶小鬼那里。他怕我知道后哭瘫了麻烦，嘱咐众人瞒住我。我知道家里可能出了大事，又怀着侥幸心理，装做没事一样，在忐忑中等待。

　　陶小鬼终于告诉我：“你爹得了重病，在永宁医院抢救，你赶紧回家见一面。”我接过电报，上面的译文是“父故速归”。我们父子间虽然处处矛盾事事作梗，有一点绝对相同，就是不能说死就死。我绝不相信父亲俏没声地死了，坚持说电报发错了。我没流泪，董太举听了，顿时泪流满面。他家是富农，他爹瞎董万空土改那年掉进冰窟窿，晚上爬回家，冻成掉爪子丧失劳动能力。父亲当队长时，年年都分给他家救济粮，当革委会主任时更是突破重重阻力，为他爹摘掉了地富帽子。瞎董万空经常对儿子说，没有西北地董程你大叔，就没有我们全家。

　　董太举忍不住哭出了声，说：“还不如让我爹替董程大叔死了……”

　　大伙儿在家时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待人恨，出门在外就是一家人。小西山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眼泪巴擦，感到无法接受。他们给我凑了一堆零钱，为我收拾好行李。管伙食的太友大哥汗如雨下，给我两元钱。我也懵了，不住地说：“我爹让我回家考试，大队推荐我上大学……”小西山除了我不相信父亲能死，再就是“母狗子叔叔”董明。他一着急，说话“刚叽刚叽”更像母狗叫唤：“小西山人死光了董程也不能死！他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王振升二大爷以为他幸灾乐祸，骂：“董程要是死了你不死，就把你个驴操的活埋了！你个大母狗子高兴了是不是？”两个人打到了一块儿，大伙儿还得给他俩拉架。众人架着我来到长春路十五路车站。没念过一天书的“母狗子叔叔”从后面追上来，说电报上名字不对劲儿，不是“董太峯”而是“董太举”。那当时，许多人写我名字不写“董太锋”而写“董太峯”。有人让我回去有人让我赶紧去火车站，争论不休。

　　陶小鬼到医院给大队挂长途电话，才知道是掉爪子瞎董万空患急性胆囊炎死了。董太举一声没哭，说：“能让我爹死了，也别让董程大叔死。”从不流泪的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塞给他，一群人把他送到火车站。

　　原来，“母狗子叔叔”要来电报，在路灯下仔细辨认，确认是“董太举”。孔家大队的薛大方当过老师，辨认后也说是“董太举”，陶小鬼才打电话确认。虽然一场虚惊，仍把我吓的灵魂出窍。那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了封长信，嘱咐老人们注意身体，还有一大堆长命百岁的秘诀。其中之一是三九天跳冰窟窿洗冰水澡，能治好父亲的气管炎。到天亮我也没敢合眼，怕是“董太峯”再让我回家。

　　董太举回到小西山，父亲出头大伙儿帮忙，处理完父亲瞎董万空的后事。他妈小白菜死的早，他两个姐姐出嫁，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家原来住东头子，土改后搬到前街，和陈洪和家住对面屋，是座低矮的小趴趴房。陈家住三间他家住两间，借用半间外屋地，一个大门出入。街上园子里，是曾经的老碾房。

　　瞎董万空死后，陈洪和一次夜里出去给驴添草，听见瞎董万空在院子里一套套念古书，回来就病了。老陈家扒了自己三间房子，到西沙岗子南头盖了四间房子，和三爷家毗邻。董太举家没了外屋，墙壁朝东开的门变成大门出入。瞎董万空烧三七那天下了一场大雨，后园的水从破房框子涌进来，把两间破房冲得一干二净。董太举无家可归，住生产队场院窝棚里。为我的事父亲从来不找人，却为董太举找大队张书记，给他找个出路。瞎董万空虽然摘掉了地富帽子，子女还不能当兵、推荐上大学，招工想都别想。据说父亲都掉了眼泪，终于说服张书记，改成分往公社报了董太举上大学。本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事，结果报了就批了。以往因为推荐上大学的事挤破脑袋打破头，现在民不举官不究鸦么悄声，董太举被顺利推荐上了“北大”！假如瞎董万空地下有知，会感动得重新长出手指头和脚丫子。

　　刚来大连那几天，小西山人和在家一样，净为些鸡毛蒜皮你拧我歪。为码头在哪个方向，董太宏和王德怀打的不可开交。董太飞丢了五角钱，怀疑睡在旁边的亲叔叔偷去了。董太合翻旧账，说董太分占了他家园边子地，在工地上打起来。每个大队一半人当瓦匠一半人当小工，小西山人都争着当瓦匠，你坏我我坏你，把老甘头惹急眼了，全当小工。小西山大部分人是富农和光棍，更不被老甘头当人看，搬大石头扛水泥等累活埋汰活，都让小西山人干。有时候他让别的大队的人休息，让小西山人继续干活。他动不动就羞辱小西山人，说狗和骡子都比你们强。小西山为什么靠山靠海大树多？就是为了让你们滚砬子跳海上吊方便，回去赶紧死了得了。他偏心眼，外大队的人也跟着欺负。刚来的时候天凉，他们让小西山人睡在门口挡风，大伙儿敢怒不敢言。天越来越热，那天收工回来，小西山人的行李全被扔到里面铺上。大伙儿在家门口一亩三分地有得是章程，一到外面就怂了，别人骑脑瓜门子尿尿都不敢放声。家不和外人欺，老甘头经常拿“母狗子叔叔”杀鸡给猴看。别的大队的人逛街、偷食堂馒头、和外面小马子勾搭，他都不敢惹。每到这时，“母狗子叔叔”就倒了大霉，不是被老甘头指桑骂槐地骂一顿，再就是用小锤子把脚敲瘸。小西山人要不就躲到外面，要不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还和别人一块儿龇牙笑，有私仇的人在心里暗暗地叫好解恨。

　　经过“父故速归”这件事，对大伙儿触动很大，尤其出门在外，还得自己屯向着自己屯。那天，老甘头发现铺盖里被人塞了只死蛤蟆，他提了追到工地，非说是“母狗子叔叔”干的，让他当场吃了。“母狗子叔叔”没等辩解，脚骨就挨了一锤子，刚能走道又被敲瘸了，疼的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这回小西山人不让呛，和他理论。老甘头刚把锤子举起来，被陈大友子一把夺过来，一使劲扔到遥远的山沟里。为了多回几趟家，几个知青讨好老甘头，上来打陈大友子。陈大友子把一个知青举起来，扔到十几步远一堆矿粉上，其他知青再不敢轻举妄动。那个知青爬起来威胁：“小西山人一个都别跑，我回去找人。”说完急匆匆地跑了。

　　老甘头卸下一根洋镐把，陈大友子肩膀头子挨了一家伙。打一下是打，打十下也是打，他抓过瘦小的老甘头扔起半人高，又接住，接连扔了好几十下。

　　那天大墙过沟，扎钢筋打过梁。小西山的光棍们搬碾轱辘，举石磙子、石头，个个都有力气。陈大友子几个人抓起老甘头，一声吆喝“接住”，从竖茬茬的钢筋上空扔到对面。董太安几个人接住，又一声吆喝，把老甘头从对面扔过来。要是哪下失手掉下去，老甘头不被钢筋穿成筛子底儿，也得掉进深沟里摔死。

　　老甘头在钢筋上面飞来飞去，陈大友子故意装做没接住，差点掉下去，老甘头终于告饶了。那知青从家里灰溜溜地回来，一个人都没找来。来多少人，也不是小西山人的对手。几个欺负小西山人的高草刺头，都躲了。本该见好就收，“母狗子叔叔”又“刚叽刚叽”朝我来了：“小小子你个驴操的书白偷了白看了，林富有告你告对了，怎么不斗死你！要不是我，你爹都烧三七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说：“你让我干什么？”他说：“赶紧给刘处长写信，告他个驴操的！”老甘头急眼了，宣布将小西山人开除。我连夜写了一份情况反映，没等交给刘处长手里，老甘头妥协了，收回开除小西山人的决定，还全部转为瓦匠师傅。

　　小西山人干活个个是好手，大墙砌得又快又好。就连我这个生手，也比外大队的怂瓦匠强。大伙儿由当小工每天的一元一角五，涨到瓦工的一元八角六。以前没当瓦匠少挣的钱，全部补齐。小西人的行李，也被人悄悄搬到门口凉快处。

　　那几天高温，大房子里面像蒸笼，晚上热的睡不着觉。刘处长让营房助理腾出二楼宿舍，分一帮人过去住。“母狗子叔叔”带头搬进去，大伙儿理直气壮地搬进去，都没敢放声。小西山人只有抱团，才能挺起腰杆做人，不任人欺负。

　　那天，老甘头说要请我吃饭，吓了我一跳，不知道他耍什么花招。王振升二大爷年长，说：“去就去，他让你干好事咱就干，坑人的事千万别干。”那天在珠江路饭店，老甘头要了四个菜，一盘糖醋黄花鱼，一盘蘑菇炖小鸡，一盘老醋蜇头，一盘蒜毫炒肉，还要了一瓶高粱大曲酒和两瓶啤酒。此时，凶神恶煞般的老甘头满面笑容无比慈祥，在我眼里就是一条老狼精。他不住给我夹菜，还给我倒了一杯白酒。我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不会喝酒，再说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敢下筷子。他说你别害怕，我没有坏心眼，看你这小孩挺好，能吃苦肯遭罪体格好爱看书，请你吃顿饭。他和我碰了下杯，干了白酒。我渴了，喝了一大口啤酒，差点吐出来。我头一回喝啤酒，满嘴臊味就像喝了驴尿。我那天晚上被驴尿浇头，就是这个味儿。小西山下放户老鞠头一天喝一筐啤酒，得遭多少罪。我被气压住，打了个长长的驴尿味儿酒嗝，才有了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老甘头两杯酒下肚，和我说了很多实话。他说他不是六十岁，五十岁都不到，才四十九岁。他长的老，再把岁数说的大点，才能倚老卖老。他没儿没女，想认我做干儿子，说他家有几间房子多少钱和自留地等。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越看老甘头越像梁希全，外强中干欺软怕硬，他家就是有座金山我也不干。

　　我本想一口回绝，像李玉和那样大义凛然转身离开，那一桌子菜让我拿不动腿。再说老甘头只喝酒不吃菜，扔了也是糟蹋。我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连点汤都没剩，外加六碗大米饭。我虽然没答应，老甘头对我格外照顾，问我想干什么活。我没坐够汽车，说想跟车拉矿粉。老甘头立刻把跟车的四个知青撤下来当小工，以每天晚上让他们回趟家作为交换，让我和太全、太安、王贵四个人跟车。我们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每天跟汽车拉四趟矿粉，上午两趟下午两趟，和玩一样。矿粉在几十里之外的石矿厂，大部分时间都坐汽车了，别提多舒服。每当汽车经过五一广场大连罐头食品厂，隔老远就闻到炸鱼的鲜香味儿，馋的我们直咽口水。捞不着品尝鱼罐头，白白浪费这香味儿太可惜，经过这里时吃块窝头，味道肯定不一样。那天晌午我多买了个窝窝头，掰成四瓣每人一份。当汽车经过时，我们赶紧就着飘过来的鲜味吃窝窝头，太好吃了，就像吃了鱼罐头解了馋。

　　往后每天午饭，我们都留半个窝头，一到这里就拿出来，借味吃鱼罐头。

　　我们跟车经过市区，看过好几回一辆天蓝色“上海牌”小轿车，里面坐个年轻军官。开车的司机告诉我们，那是刘德才的专车，里面坐着的年轻军官是他儿子刘建平。刘德才是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旅大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去年他要来盐场大队参观台田，大队张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修了半个月路，把弯路取直。刘德才来参观那天，我们在地东头挖台田，打头就是这辆天蓝色小轿车，后面跟了十多辆汽车。

　　那天下晌车坏了，司机修车，我们四个人爬到山顶上。一个老人在山腰开了块地，种了一片高粱，一根根费劲地拔草。对于我们来说，这点活不过举手之劳，老人干了两天没拔完草，我们一会儿工夫就帮他拔完了。他叫我“董师傅”，我感到很神圣，不但肩膀差不多和他一般齐，说话的声调都有了不少海蛎子味。

　　老人感慨地说，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太及时了，我们也有两只手，真不应该在城里吃闲饭，结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没捞着到农村上山下乡，就在城里开荒种地，自己“上山下乡”。他当年漂洋过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叫“海南丢”。大连这座城市才七十来年历史，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叫“青泥洼”。大连的市名是老毛子取的，叫“达里尼”。日本统治期间叫“关东洲”，是日本国土一部分的意思。日本投降前，大连人受的是奴化教育，很多老人都会说日本话。这座大山里，都是日本人的仓库。我们住的大房子，也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本投降后，山沟里很少有人来过，到处都是原始次生林，什么野兽都有。

　　老人说他小时候，经常和日本孩子一块儿玩，到付家庄赶海。日本人不让中国孩子进他们家，怕带进传染病，也不让自己孩子进中国人的家。日本人爱喝紫菜汤，据说有个日本人患肺结核快死了，就是喝紫菜汤喝好了。他说苏联大反攻那些天，日本工程师都换上军装，端着三八大盖，有人靠近就开枪。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都住在山上。日本人留下的仓库里，好东西有得是。大人们都去搬大米白面、罐头，还有大衣皮靴布料毯子等。他们这些孩子，专门去军火仓库搬武器。大孩子都有好几支枪，有长枪也有短枪。他和一帮小孩子，每个人都有一把“王八盒子”，一大堆子弹，没事就到山沟里“乒乒乓乓”乱打。那天傍晚，从山上下来两个八路军，都是山东口音，召集全体老百姓开会，让大伙儿把私藏的武器全部交出来。天都黑了，还没人交枪。一个八路军生气了，从腰里拔出匣子枪往天上“啪”“啪”放了两枪，大声说：“赶紧回家拿！”老百姓害怕了，赶紧跑回家里，把各种武器都从家里拿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两个八路军拿不了，好几个人装进大筐，帮他们抬到山上。

　　二十六岁的知青王有柒，回城的日子遥遥无期。他和我很合得来，鼓励我去当兵，上大学。他家就在工地附近，但是很少回去。那天下雨休息，他带我去他家，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城市人的家门。他家住在日式二层小楼楼上，房间狭窄干净铺着紫红色地板。因为哥哥上山下乡，弟弟留城。哥哥浑身身沾满水泥点子，脚穿半腰胶皮靴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一尘不染的弟弟判若两人。弟弟对我非常热情，彬彬有礼，用一只精巧的据说叫“拔漆”玻璃杯给我倒了一杯水。哥哥坐在凳子上，和我一样好奇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在我眼里，这小楼如同仙山琼阁和皇宫，墙上的每块砖是金砖，地板更是金板。

　　两个月过去，一道长几十里的大围墙建成。开车那个山东兵提了排长，刘处长转业，罗助理当了副处长。我们什么都没改变，哪来哪去还得回小西山。

　　临走头一天，大伙儿在街上逛了一天。董华小叔订婚了，女方是河南吕家李知遇闺女。老爷捎信让我在大连给他买两瓶青油，刷立柜和搪箱。我没让别的东西愁着，让两个空瓶子难住了，到处也找不到。那天在天津街，我看见一家住户外面墙头上，放着一堆空酒瓶。我问晾衣裳的大婶给我两个空瓶子，不给还被骂了一顿。我这才后悔，老甘头请我喝酒时，把几个空啤酒瓶子带回来多好。

　　最后没办法，太友大哥买了两瓶清油，匀给我一瓶。我把清油带回家送给老爷，老爷说，我让你买两瓶怎么买了一瓶？我说找不着瓶子。老爷说你买瓶酒倒了，不就有瓶子了？老爷不是不知道，我搞了两个月副业挣的是公分，只攒了十三元钱零花钱，给爷爷、父亲、叔叔每人买了一瓶酒，给奶奶买了一包香草饼干，给妈妈买了一把梳子，给妹妹和弟弟们买了一斤糖还有头绳，自己买了一条尼龙华达呢裤子一双板鞋、一只单音口琴和一本《战地新歌》，只剩下二分钱。

　　以后我到盘锦割大苇，半夜三更，狼钻进苇窝棚舔我的鼻梁骨。我一镰刀砍在狼脑袋上，狼惨叫一声逃出去。第二天我顺狼留下的血印，找到一副狼的骨架，饥饿的群狼把受伤的同伙吃了。狼记住我的气味，总想吃了我，是小西山的叔叔大爷轮流为我打更，我才活着回来。我到松树挖沙，光着脚从早到晚泡在冰水里，在被窝里暖到天亮也捂不热。我下定决心，不走出小西山宁可一辈子打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