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午后，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向H楼走去。这是一座三层小楼，说是三层，其实，是在原来二层的楼顶上加盖了一层彩钢瓦房；楼梯也是外挂上去的，一副S形的锈红铁梯蜈蚣似的紧爬在楼房西边的墙壁上。午后的阳光漫过西边的街道、楼房与树木，倾泻在这架铁梯上，更加重了它锈红的色彩。我踏着铁梯，听着脚下“嗡嗡”的声响，还有些晃悠的眩晕感。

那扇塑钢门半开着。还没有进屋，我发出“刘教授”的声响已传了进去。刘教授高声应着，并从那临窗的长条桌前站了起来。刘教授是版画大师，这间屋子是美术学院的版画工作室。屋里自然充满了艺术的气息。入门的左侧，平躺着半扇废弃的石磨盘。磨盘上搁着茶壶、茶杯和几个形态各异的小石头；一个玻璃瓶中插着几支说不上名字的绿枝；磨盘前，有一块可以落座的圆石和一个盖着条形垫子的树根。这两样东西可能就算这个“茶座”的凳子了吧。屋子的面积并不算小，但几架制作版画的机器却占了大部分空间；一些装上框子的画作或正或反地堆放在屋子的角落。所以，那几张仅有的桌椅只好簇拥在一起了。屋子的墙壁上，也是呈现出一种艺术的“杂乱”。有几幅装着玻璃框的版画挂在墙上，用非常简洁的黑白线条描述着含蓄的世界；几幅古典山水画皱皱巴巴的，新画出的样子，似乎还有些墨香的味道。单从四周墙壁的装扮来看，其实这里早已跳出了版画的“境界”。王老先生的那几幅书法习作，用夹子夹着挂在门口磨盘边的墙壁上，像他的个性，集刚、韧、柔于一身；金教授的那几幅水彩，在现实中假设，在夸张中传神。就连刘教授的办公桌也是很“美术”的。简陋的条桌上铺了一块白色的毡子。毡子有些陈旧了，有些许的墨汁与画色的痕迹。它的上面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画笔及不同色彩的颜料。桌子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根七扭八拐的树枝，树枝上缠绕着一些葫芦的藤蔓。有一个小小的葫芦还吊在藤蔓上，垂而不落。

他是临窗而坐的。尽管午后的阳光那么灿烂，但窗外那一片密林似的树木，还是把扶疏的树影投入屋内，使得屋子有些暗黑。所以，我进来的时候，他桌子上那枚小小的台灯，依然亮着。几本正在阅读的书，或夹着书简，或书背朝上反扣在桌子上面。

见我进来，刘教授迎了过来。我随手拉出一把木椅，靠着那架版画机坐了下来；而他则挪动了一把矮凳，在一个用旧门板做的茶几一侧，张罗着泡茶。

茶好像还没有泡好，他似乎又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东西，要拿给我看。在两个柜子的夹缝里，他抽出了一根陈旧、光滑，裹满岁月痕迹的木棒。

我接过这根沉甸甸的木棒，仔细地看了看。尽管漫长岁月在它上面裹了一层厚厚的包浆，但在灯光的照耀下还依稀可以看见，它的一半黑红，另一半暗白的原色。

这是一根做工讲究的木棒，一头粗重浑圆，另一头是月牙形的细腰。不用说我就看得出来，它是枣木做的。是过去村子里妇女们用的“捶布木槌”。我想，按理应该有两根。而刘教授则说，它是“捶衣槌”，只有一根。

过去的岁月真如一帧帧尘封已久的胶片，在这根木槌“齿轮”的转动下，又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回忆起了我们村妇女们纺线织布的那一段经历——

在那个凭票购物的年代，仅凭那一点布票是不能满足人们穿衣需求的，所以，家家户户都琢磨着织布的事。而山上的气温较低，是不适合种植棉花的，人们就思谋着交换。

山下的“投机倒把分子”总是乘着黑夜来到村里。只要不让民兵们发现，一切交易都会顺利地进行下去。在煤油灯照不亮的屋子里，妇女们总说：太贵了，太贵了。但总是在男人们的斡旋下，以十二三斤玉米与一斤棉花的比例成交。“投机倒把分子”是不敢在前半夜扛着粮食出村的，要么让村里的男人送出去，要么后半夜再走。

棉花一旦换到手，就是光明正大的了，大家商量着弹花的事。我从小就纳闷，为什么一包小小的棉花，一弹就是大大一包袱呢？有人告诉我弹花人用荆条摔，也有的孩子告诉我，弹花人用一个“弓”似的东西“崩”棉花。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洁白虚松如云的棉花拿回家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孩子都少了空闲的时间。大人与孩子都拿一根类似筷子的木条，把一撮棉花压住，轻轻一搓就是一根类似蜡烛的空心棉条。这样，用不了多久，那一大包袱棉花就变成了一摞洁白的“绵烛”。当时，村里人称这“棉烛”为“棉捻子”。

纺线车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一般都放在下炕。过去的村民都住火炕，把靠近炉灶的地方称作上炕，一般家里的老人或者主人才能坐上炕。如果是尊贵的客人来了，也可以敬为上炕。但晚辈，特别是小孩是不能坐上炕的，这样会遭人耻笑。下炕当然是靠近烟筒的地方了，村里人称作“狗窝”。纺线车当然不应该放在上炕，但我家除外。因为，我们那个窑洞方向不正，下炕黑得看不见，只有把纺线车放在上炕了。况且“穷在大街无人问”，何况在山沟里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就没有什么尊贵的客人来过。父亲终日劳作，那有坐在上炕的闲情逸致呢。况且，把纺线车放在那里也是对母亲劳动的敬仰吧。

纺线可是个技术活儿，右手摇着纺线车，左手捏着“棉捻子”。起先，用舌尖在那“捻子”头上舔一舔，当“捻子”头与纺线车的“锭子”斗接触的一刹那，迅速抬手，就抽出一根长长的白线。哎呀，真神奇！我曾在母亲不注意的机会，试过几次，不是把“锭子”弄断了，就是把“棉捻子”缠在了“锭子”上面。为此，曾挨过不少责骂。

纺线只是织布的第一步，缠线刷线也很麻烦，特别是刷线，那可不是一人能干了的。记得，一般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个妇女互帮互助，分工明确。有人熬糨糊，有人整线。把那么多线头找见，接在木质轱辘上拉直，而且要平行两层，互不缠绕粘连，那可是有耐心的活儿；给线上刷糨糊也是一件深浅自知的手艺。既要把糨糊刷匀，又不能把线弄断。让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把把棕色的刷子，蘸糨不黏。据说，那是用马兰花根须做得，不知真假。把浆好的线缠在一个木架子轱辘上，当然线线之间得用干草隔开，以防粘连，再放在一个阴凉处，晾干即可。

我觉得山沟里的织布机应该是传统文化遗产，制作得非常科学。隐约记得：一个结实的木架子上，可坐织布之人。脚下，有一个踏板，可以控制上下两层线的交叉变化；把原来那个浆好的线轱辘安放，固定在中间部位，一根根线头分别从一个称作“舌子”的竹制器物中通过。这中间所有的东西，又都被上面两根弯曲的，有弹性的木棍吊着。织布时，踩一下踏板，上下两层线交叉换位，用“梭子”穿过一道横线以后，再踩踏板，紧接着向前拉“舌子”。记得一般是三下，第一下轻，后两下用力较重，即“啪，啪啪”。

在手工时代，织一匹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八月的。织完以后还要经过一个染色、捶布的过程。特别是染色很有意思，那时，就是黑、蓝、枣红与果绿四种颜色。每年穿衣服，男孩就是黑蓝，女孩就是红绿。裤子与上衣的颜色上下来回换。每到过新年的时候，好像大家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一旦把衣服穿脏了，洗上一水，那颜色就“哗哗”的脱落，特别是许多衣服在一起“互染”，不是恢复了原色，而是搞不清是什么颜色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木槌是“捶布木槌”，就是当时织布的最后一个环节。人们把织好的布喷上水，折叠起来，放在一块光滑、平整的捶布石上，用两根粗粗的木槌来回地捶打。那个捶布石一般是青石做的，即使隔着一层厚厚的粗布，在捶打的过程中也能发出木石相交的声音。特别是在傍晚，静静的山村上空汩汩地流动着捶布的声响。那清脆、圆润，匀称节奏，仿佛天籁之音正滑过夜的宁静。

而刘教授则说，这个槌子是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捶衣用的。他描述着那时他母亲对着哗哗流水洗衣服的情景。

清清的河水缓缓流过，洗衣的母亲把衣服泡在河边的浅水处。她先用木槌轻轻地砸碎一块块紫红的皂角，再把这些皂角的粉末，洒在泡好的衣服上。她挥着木槌，一遍一遍地砸着衣服。乡下的河边，清静而寂寞，那捶衣的声音使河边更静，静得只有流动的河水才能够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