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夏季的北京之旅，好像就是为寻找史铁生和他笔下的地坛而行的。

　　那次到北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心里破天荒地没有观赏名胜古迹的冲动，就想跟“混”在北京的大学同学和朋友聚一聚，说说工作和生活的事情。

　　那天是星期六，中午，八个人聚在一桌，其中有六位是大学时期的诗友，还有一位是煤炭报社记者冯淮河，一位是书法家、画家高泽刚，这两位都是我淮北的好朋友。冯淮河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大家聚在一起，那种特殊的亲情不言而喻。虽然，他们都早已远离文学，但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因为有我这个作品不多，也混个省级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人在场，就不能不说文学的事情。其中一位同学叫杨敏杰，他是大学时期《新蕾》期刊第二任主编、第一任副主编。他问我，你说，现在还有人看小说、读诗歌吗？我笑着并自豪地说，有啊，至少我在读小说、诗歌呀！我说，去年春天，我还参加了安徽省文学院举办的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又说，上午，就在住宿旅馆的旁边书摊上，我还掏钱买了《北京文学》和《中篇小说选刊》呢！因为他们曾经都是文学爱好者，一起创办过诗社，编发过油印文学期刊。这批人中，只有我一人因为文学而走进报社，并坚持着文学的阅读与写作。他们都为我的坚守而有些许赞赏，我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感到些微的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时期，也是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创作鼎盛时期，作家都是令人景仰的人物。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文学社也如雨后春笋。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关于文学的协会，我就读的淮南矿业学院（现安徽理工大学）也和其他大学一样，由爱好诗歌的大学生成立了一个“新蕾诗社”。今天酒桌上的几个人，只是大学时期诗友中的少数，但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诗社创始人之一的刘中砥，他比我高一届，是《新蕾》期刊第一任主编。他现在在京煤集团工作，是一家企业的总经理。有做民营企业的刘玖琳，他是当时《新蕾》期刊副主编。还有，当时对文学投入许多热情、对爱情投入几多激情的解士英、张本清夫妇，他俩现在都是国家公务员，在北京工作。在这里，大家经过商讨，便有了一个约定，找个地点，定个时间，聚一聚，追溯一下因为文学而结下的那份友情。

　　 酒宴结束时，杨敏杰问我下午的安排。我说，你陪我逛逛书店吧。他本来出差在外，知道我来北京，提前一天赶回来的。他说，好吧，就去西单图书大厦，我还有那里的打折卡呢！送走了几位好友，我俩便乘地铁向西单赶去。

　　进了西单图书大厦，上了二楼，直奔文学专柜。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精装本）纪念版，而且柜子上仅有这一本，便拿在手里不再放下。前段时间，我在淮北新华书店搜寻时就想买这本书，可惜没有，只买到一本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而后，我继续在几个文学书柜里搜索，想买几本我比较喜爱的年轻作家如迟子建、傅爱毛、胡学文、罗伟章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集，搜寻两遍，除我在淮北就买了的迟子建的《福翩翩》外，再无所获。也许是我耐心不够，或许他们的作品就藏在某个地方，我没有找到。当然，这里存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也有史铁生的几部作品集，令人目不暇接。但我没有了购买欲望，便带着我的唯一收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走下楼去……

　　  二

　　星期五开会时，就请会务人员帮我订好了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北京至徐州的高铁车票。

　　我住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旁边北京贯通现代酒店（和平里店）。星期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就到附近的城际铁路边上转了转。九点时分，我觉得距离中午赶车时间还比较早，突然，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现，到地坛去。宾馆服务员告诉我，从这里到地坛步行也就二十分钟的路程，或者到旁边的车站乘公共汽车，很快就能到的。我背着背包，走出宾馆。天气比较炎热，到公交车站还有二百多米的距离，就决定打的去。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身边，我便上了车，告诉司机说，到地坛公园。他问，那个门？我说，那个门都行！

　　我从资料上了解到，北京地坛，又名方泽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清代多次进行扩充和改建，乾隆年间曾改建了主体建筑方泽坛和皇祇室，形成现在的形制。地坛公园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现管理面积37.4万平方米。方泽坛是地坛的主体建筑，是皇家盛大的祭祀礼仪之地，俗称拜台。平面为正方形，以水渠环绕象征“泽中方丘”，正方形平面象征“天圆地方”。 地坛内有大片空地，现有树木3.6万多株，草坪8.2万平方米,2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就有174株。从1985年起，每年春节地坛公园都举办迎春文化庙会。不仅有大规模的仿清祭地表演，还有许多民俗文化在这里展现和延伸，以较高的艺术品位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享誉中外。一个昔日的禁区，皇家坛庙，今天已成为人们休息、游览、娱乐的园林文化旅游胜地。

　　我曾先后两次进入地坛公园。2003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北京，找朋友帮我出版新闻作品集。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把我安排在中矿宾馆住宿，就在地坛公园西门边上。早晨起来散步，走进了这个园子，感觉这里很静，是个漫步休闲的好去处。2009年清明节，我和妻子女儿到北京春游，本来是住在妻子表哥家的。那天晚上，同学宴请我们一家三口，又安排在这个宾馆，并在这里住了一宿。原准备第二天去爬长城的，可能是受凉的原因，女儿一夜腹泻，虽然服了药，她也没有了爬长城的力气。妻子有见庙烧香的习惯，我就决定带她们到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看看。雍和宫就在地坛公园的南门不远处。用过早餐，我们一家三口便从地坛公园的西门进入，走到南门附近的方泽亭时，这里站着许多清朝宫廷人物形象装扮的人。我一打听，知道他们正在排练皇帝祭祀仪式，是这个园子开发的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跟着走到祭坛附近观看。因为是排练，这时的观看是免费的。我拍了一些排练照片，还和皇帝的扮演者合影留念。

　　今天是第三次光临地坛。与上两次不同的是，我要寻找一下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希望能感受到带有史铁生文化气息的神秘地坛……

　　三

 　　我在地坛公园南门下了车，花两元钱买了门票进入园子。我没想再进入方泽坛的位置观看表演，只想在 这园子里走一走，看一看。

　　这是星期天的上午，园子里休闲娱乐的人很多，也显得比较喧嚣。特别是在园子的东半部，真是够热闹的。人们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好。这边，许多人在进行歌曲大家唱，歌者声音洪亮，响彻小半个园子，给人一种掏心掏肺的感觉；那边，京胡、板胡高调响起，一男子在激越的琴声中，痛快淋漓地唱着《苏三起解》。这一片，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上锻炼着；那一厢，两树间挂着一个红色条幅，上面写着“中国式摔跤地坛公园培训站”，一些中青年人在树林间切磋技艺。有点累了，我坐在一个石阶上休息，看着这些生活幸福快乐的人们，我想到了历经病痛折磨而去世不久的史铁生。我知道，这不是他笔下的地坛，他的地坛是安静的，他的地坛里的人物都有着小说般的故事。这时，我的旁边坐着一位白发老人，我便与他攀谈。我说，老人家今年高寿呀？他看看我，笑着问，你看呢？我看看他，也笑着说，应该有八十了吧？他说，差不多，七十九啦！我又问他，您就住在附近吧？他说，是的。我说，有位很有名气的作家，他叫史铁生，也住在这地坛附近，是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去年年底，他六十岁时，去世了，他写了《我与地坛》文章，在全国很有影响，还收录了中学课本。您知道他吗？老人看看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当时有点失望，沉默一会儿，就不再提史铁生的事情。我知道，这位老人不能见证史铁生，但他可以见证这个古园子。我当过记者，喜欢与人聊天对话。就问他，老人家过去从事什麽工作呀？他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刚上一年级，就去了朝鲜。我说，在朝鲜打仗，死了好多好多自愿军吧。他说，是的，前期在战场上的多数都没回来。我呢，是在空军地勤部队，轮换去的，到那里一年就回来了。后来，就在北京的商业部门工作，直到离休，都是居住在这地坛附近。我又说了几句祝福老人的话，就起身走了。

　　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园的东北角，进了中医药养生文化园，这是国内首个以中医药养生为主题的公园，是2010年春天建成的。其中的道路和溪流都是模拟人体经络布局，与金、木、水、火、土五个特色区相通。五区对应人体五脏，分别介绍相应脏器的养生方法，并在装饰风格上呈现五种不同色彩。游客可以在山石溪流、亭廊叠水、中草药植物营造的养生氛围中放松身心，还可以在药房茶社品尝药茶，在养生坊听专家讲养生知识，体验养生器械，听养生音乐。园子不大，里面各种各样中草药植物开着花儿，红的、黄的、紫的，还有粉红、浅蓝等等，有的盛开着，有的还是含苞待放，空气中有一种谈谈的清香。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就觉得它们都很素雅，衬托着这肃静的园子。在这园子里漫步，心情会变得很宁静，甚至连夏季的燥热感都消失的无踪。这时，有个女人的声音吸了我，我发现不远处有位中年妇女，边移位换步边发出怪异的声音，什么“你郁结我就郁结”、“你顺畅我就顺畅”等等，并以各种手势对着一位中年男子发功。我静静地观看了一会儿，知道这是一种气功疗法。女人收势后，我上前问男子感觉如何？他说，原来胸闷，现在好多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气功可以健身，气功疗法可以治病，但我对气功不了解，对此不敢发表评论，就继续沿着脚下的石板路往北门走去，寻找史铁生笔下的那种地坛的感觉……

　　四

　　在北门，一侧是儿童娱乐场所，尽管天气炎热，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透着天真的童趣；一侧是搭建好的“百姓周末大舞台”，这是北京市去年推出的公益性惠民演出体系中的一项工程。往西，我看到一个叫乙十六的地方，仔细一看是个高档酒店，便由不得进去看看。院子里古树参天，地面绿草茵茵，花开万紫千红，还有喷泉和溪流的声音。一对青年男女的婚纱照摆放在几处显眼的地方，一些人在忙碌着，这里在举办一场婚宴。我想，在这具有厚重历史的古园里，在这样宁静雅致的地方，宴请亲朋好友，接受大家的祝福，这对新人会永远记住的。没有人注意我这个陌生客，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站了一会儿，静静地观赏一下风景，便离开了。

　　 在地坛公园北门附近，有一段古墙，古墙上的青砖和琉璃瓦，以及墙根下泛着碧绿的青苔，见证了这个古园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古墙附近，传来轻音乐的声音，吸引我驻足，有两对中年人在跳国标舞，一对技术比较娴熟，舞姿翩翩，煞是优美；一对是在练习，男的在指导女的如何迈步。我在树阴下的椅子上小憩，一边喝的自带的茶水，一边陶醉于美妙的音乐里。这时，一位老妇人坐在了椅子的另一侧休息。我就搭讪说，老人家就在这附近住吗？她看看我，有一种戒备的眼神。我笑笑说，我只是想跟您打听个人，在这园子附近，有个残疾人，他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叫史铁生，您听说过吗？听了这话，她的脸上露出了和善的表情，便说，我是唐山人，在这里也算快住一辈子了，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我有些怅然，但我不相信，在这个古园里问不到一个知道史铁生的人？

　　我沿着古墙缓缓地向西走，嗅着脚下潮湿的泥土味，观望着浓郁苍幽的柏树，感受着古园弥漫的沉静。是的，正如史铁生所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一个乘坐电轮椅的女子与我擦身而过。我转过脸去，望着她快速离去的身影，就想到了史铁生坐着轮椅在园中转悠的情景，真想冲上前去问她，知道坐轮椅的作家史铁生吗？然而，她的速度太快，转瞬便消失了。我低着头继续前行，她的轮椅魔术般地又回来了，并很快在我的前方停了下来。我疾步上前打探，她却笑着说，这是我父亲的轮椅，他在那边休息呢，我是坐着玩呢！当然，她也不知道史铁生。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但我还是不甘心。路边，有几棵我叫不上名字的大树，上面灌满了桔黄色的“小灯笼”，这是不是《我与地坛》中说的那几棵栾树呢？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它们，看着这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突然，一阵风气，“小灯笼”哗啦啦地落了下来，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在不停地捡拾，放在了兜起的裙子里。女孩长大了，仍然在这里捡拾小灯笼。可是却有几个人在戏耍她。这是一个智障女孩，她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跑着躲着。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冲了出来，几个戏耍女孩的家伙才望风而逃。我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用手揉揉有些迷蒙的眼睛，我知道，这是史铁生文章中的情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吸引了我，一对夫妻正在古老的柏树下打板球，这是近年才流行的一项运动。男的光着上身，汗水从古铜色的后背上直往下流。看来，这是一对经常运动的夫妻。现在生活好了，运动健身已经成了百姓的生活常态。在男子放下球拍，擦汗小憩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找寻我的问题答案。男子说，我知道史铁生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会写文章。前段时间，央视主持人张越等史铁生的生前好友还在这里举行过纪念活动呢！我的心终于舒展开来，也感到许多安慰。我十分感谢这位男子。在这个园子里，在我遇见的人们中，终于找到一个知道史铁生名字的人……

　　这时，我的好友、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冯淮河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我说在地坛，在寻找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呢！他说，史铁生去世后，《天涯》杂志社提出倡议，希望大家自愿捐款，在地坛公园建造一座史铁生雕像。该倡议得到全国各地众多作家、学者和普通网友的响应，中国作家协会也愿意促成此事，到现在也是不了了之。我听了，只有默然。

　　我来到了公园的西南角，这里大片茂密的柏树就如列队守护这古园子的士兵，威严而整齐，树下一排排供人小憩的石凳，又像安静的教室里的一把把椅子，可以让休闲的人们静下心来捧读。我就坐在这石凳上，闭着眼睛，静静地感受着这里的寂静，连鸟鸣似乎也消失了。我感觉，史铁生坐着轮椅，就在这片柏树林的某棵树下读书，偶尔还在随身带着的本子上记着什么。也许，那次，他就是在这里的一片树丛中，孤独地舔舐心中的伤痛，母亲找他，他却不理，他看着母亲失望地走回，成了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因此，他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因为“这倔强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多年来，他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他的车辙，有过他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是的，在这片古园里，承载着史铁生人生中太多的母子深情。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出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

　　史铁生的代表作就是《我与地坛》，对于北京之外的全国人民，至少有很大部分文学爱好者，正是通过这篇文章了解了地坛。可以说地坛与史铁生，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密不可分的。作家张炜说，“任何事情都有开始，一位作家的雕像放在名胜古迹地点也并不出格。”他说自己在欧洲走过很多国家，一些名气并不很大的作家也有雕像放在公园里供人怀念，这体现了商业社会对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尊重。诗人于坚有个说法：在我们这个时代纪念一位伟大的作家，本身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的，史铁生的人生早已融入地坛公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从灵魂上再造了地坛，地坛公园应该对他存有感恩之心。在地坛公园找一片合适的地方，建造一座纪念史铁生的塑像，并镌刻上《我与地坛》全文或选章，既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尊重，又提升了地坛公园的文化品位，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吗？

 　　五

　　中午11时许，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地坛公园，离开有着独特的史铁生文化韵味的地坛，乘地铁赶往北京南站去乘坐高铁火车回家。

 　　在地铁里，我收到朋友冯淮河的短信：你到车站后买张今天的报（纸），昨晚在□州附近发生动车追尾事故。□（这个字未打出）州？我纳闷了，上海到北京铁路沿线，叫□州的地方多着呢，杭州、常州、徐州、郑州等等，我正是要乘北京南到带有“州”字的徐州东的133次火车。到了火车站，可能是因为地铁直接通到北京南站站内的缘故，我没有发现卖报纸的。在等候验票上车的时候，我询问关于动车追尾的事情，一个小伙子说，是在温州附近发生的事故，死了30多人呢！我一时心里感觉悚然。我看看大家，都是很正常的表情，就跟着人流进入了“和谐号”。

　　高铁的速度确实快，去时，我乘坐的是上海到北京的134次“和谐号”，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你站在车厢里，一秒钟的时间，你就向前“飞”了83米，就像飞机起飞时的感觉，岂不是风驰电掣？因在上海站出发到徐州时，火车晚点十九分钟，运行中，我看到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317公里，到北京时，居然把晚点时间又追回来了。不到3个小时，就从徐州赶到了北京。

　　回徐州时的座位,正好靠近窗子。我坐下后，就把前面的小板子放了下来，将茶杯放好，又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放在上面，苹果是会议安排在住宿房间里的，一直没来得及吃掉它。火车开动后，我看到临近两个小青年都在各自享受着自己的“物件”。靠近我身边的女孩在玩电子游戏，她那边的男孩在啃卤鸡爪子。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熟识。我端着空茶杯到两节车厢交接处接满开水，回到座位上，就打开了精装本《我与地坛》。书籍收录了史铁生不同时期写作的散文，第一篇就是他的名篇《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我过去读过，时间久了，除了个别情节故事还记得，大部分都忘记了。再次阅读，仍然感觉十分新鲜和亲切。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他在这里思考着生与死的事情，过滤着人的生命的意义。

　　……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当我读到第二部分关于他与母亲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禁泪眼婆娑。我把脸扭向窗外，看飞驰而过绿油油的庄稼和被太阳燃烧的天空，平复一下难抑的复杂心情，然后继续阅读。“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不是吗，这位具有执拗精神的悲情作家，早已把灵魂注入了地坛的泥土，从此，便永生于此了。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栩栩如生。特别是他笔下那个小女孩和他哥哥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他还由此引发了理性的思考：“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

　　这部分关于生与死，关于活着与写作的关系叙述，让我沉思良久，我右手托着腮，眼睛望着窗外，盯着只能看到绿色的庄稼，因为火车速度太快，根本无法分清庄家的种类，它们或是挺拔的高粱，或是哨兵似的玉米，或是成熟的花生，或是正在长满籽粒的大豆，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地生长着，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它们一样有着生命，尽管时间很短暂，一年或者半年的活头，然后就进入人类或动物的腹腔，营养被吸收后，在经过排泄而沉入大地。其实，人类也是一样的，无论你在生命存在的过程中，如何辉煌或卑微，但最终都要死亡，关键是在你活着的时候，怎样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我认为，在人们的不同分工中，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无论你是高官，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同样能活出精彩来。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具有哲学意义的语言，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是的，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中间无论走过怎样的经历，其最终目标都是死亡。关键是如保尔·柯察金所说，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毛泽东在其名著《纪念白求恩》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岗位，当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就不同。但是，只要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或者在你有了工作之前，或者在你退休之后，在家庭做个好成员，在社会做个好公民，都是对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份贡献。我们不需要空喊口号，只要你在临死的时候，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令你后悔的事情，就说明人生一世，没有枉此一生。

　　列车在飞快运行，我望着面前红艳艳的苹果，突然有一个心愿萌生：我祝愿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们，无论你是健康者，还是身有残疾者；无论你是在飞黄腾达的顺境，还是在与疾病或困苦斗争中前行；无论你是工作在舒心岗位上，还是在艰难环境中，我都祝愿大家平安幸福，幸福平安!